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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御史台走狗皇甫僎从汴京出发赶赴湖州抓捕苏轼的路上，我们还是回到湖州，看看苏轼人生上半场的最后时光，都做了什么？乌台诗案起于党争，但从根源上讲，还是苏轼过往多年的口无遮拦，给御史台落下口实。苏轼一生的功业与名声，发迹于口无遮拦。最初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就在官方的命题作文里自己架空编造了一段历史事件，并以此得了个高分，还几乎把几位担任主考官的朝中大佬给骗过去了，这事儿以前讲过，不再细说。他一生的坎坷与贬谪，也受累于口无遮拦，而他这人又擅于嘲讽隐喻，太多诗词文章与人结仇。那么，苏轼自己到底有没有反省过、或者说想过要稍微收敛一些自己这种性格做派呢？西方近代很多哲学家都曾详细阐述过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当欧洲仍处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期时，公元十一世纪的东方哲学家苏轼，已经洞悉了其中深刻的道理，并将其直接套用到自己这口无遮拦的性格之上。在赴湖州任之前的一年，即元丰元年初，苏轼受好友章楶（音同结）之请，为其在苏州园林内新落成的的思堂写了一篇文章，即《思堂记》。在苏公一生摧残的文字遗产中，若从文采讲，《思堂记》并算不上出众，但这篇文章对于认知苏轼性格与命运之间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况且，此文作于乌台诗案发前仅一年时，从某种意义上，苏轼“口无遮拦”“不思而行”的性格，在此时已为诗案埋下了伏笔。苏轼在文章的开篇就说，我的好朋友章楶之所以把这屋起名思堂，就是要提醒自己时刻记得“思”字，事事先思后行。可是我呢？我全天下最不懂得思虑的人，有事就说，不假思索。苏轼为什么要这样“莽撞”呢，下面他就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如果事情还没发生我就开始思虑它，那这事就不会发生。如果事情发生了之后我再去思虑，那也来不及了。这真是一场盛大的哲学诡辩，关于苏轼的这两句话，我想到脑壳有些痛了，还是没想明白，反而把自己绕进去了。于是我把自己带入到乌台诗案中，在御史台要参我治我之前，我如果仔细思考如何应对，并谨言慎行，那后来也就没有乌台诗案了吧？但如果乌台诗案发生之后，我在牢狱之中还思考如何应对，也已经于事无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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