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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惯常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称为“治疗哲学”，并且这种治疗所针对的并不是身体的疾患，而是对灵魂疾病的修正与治疗。福柯也曾指出，整个古代哲学都在“确立一整套方法，通过不断内省来避免灵魂受到痛苦和激情的侵袭“。由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也可被视作一种具有医疗功能的技艺。 本期微信，让我们跟随《技艺与身体：斯多亚派修身哲学研究》这本书中的文字，来探究作为一种“医术”的哲学如何发挥它的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亚里士多德举医生给自己治病这个例子的更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医术指的是医生对自己的治疗，因此表面上似乎具有了实践理智的特性，即活动目的的内在性。虽然亚里士多德曾多次从不同角度提及这一隐喻，但他仍然是局限在类比的意义上饮用这杯“醉翁之酒”。其根本原因或许在于，他的视野在本质上就是以一个健康的人为基本视点，健康即是一种普遍的常态，无需医术。因为一般而言，只要经过从小积习的训练与培养而获得健全的实践理智和道德德性，个人就不会因为陷入不能自制或自我放纵而“寻医治病”。但是“自我治疗”这一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偶性的隐喻概念和活动在希腊化哲学，乃至于在尼采、福柯等后来的哲学家当中却上升至理论探寻和修养实践的核心性地位，进而成为一种理论和现实的常态。 黑格尔曾指出，斯多亚哲学将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视为其哲学的旨归。尽管我们也承认斯多亚派并没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或主体观念，但是他们确实认为灵魂是个体认同的关键。相应的，斯多亚派不仅将哲学这门技艺比拟为医学(PHP 5.2.22-23; Tusc.3.1)，而且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主要不是治疗他人，而是更多地关注自我灵魂的疾病，即一种对自我的治疗（Tusc.3.6）。如果说古典时期并没有强调这种关心的提供者是接受者本人还是来自外在，而希腊化时期则更明确地将这个提供者等同于接受者，即自我；而关注的核心则是自我中最好的那个部分，即与宇宙理性相一致的完善理性。如同医学上身体治疗的特点，哲学的治疗也是一种个案化的治疗过程，依据的则是一种二元医学关系，即“自己是病人兼医生的”福柯式的自我治疗模式。不仅是就一般人而言，即使哲学家本人也是病人，因此斯多亚派称一个贤哲或有价值的人为自我的最好医生。因为他会谨慎地对待自我的个性，成为一个对自我的密切观察者和对何物有益于自我健康富有知识的人，并在改变自我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进而影响他人。所以伦理学必须关注“怎样关心自我”这一问题，即如何自我感知、自我掌控、自我管理。在根本上，身体疾病是人所不能完全控制的，人自身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即使是医生也有束手无策之时。但另一方面，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即使没有普遍的知识，一个人也可能凭经验照顾好某个人（包括自己），就像我们在很多时候尽管不能帮助他人，但实际上却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一样（NE 1180b16-20）。因此斯多亚派相信，类比地看，就自己的灵魂而言，一个人更可能成为自己的好医生并使自我保持最佳的健全状态，其关键之点则在于人的意愿。 总之，尽管灵魂之善更重要，但它与身体之善毕竟是相似、可比较的，甚至是相互影响的。尤其是考虑到斯多亚哲学的形体主义基础，作为灵魂疾病的激情不仅是意愿性、目的性的，而且还显然是物质性的。这就为灵魂的治疗、自我的治疗提供了可行之路。具体而言，自我治疗的前提是自我诊断，这种诊断需要对形体性的各种症状进行感知、观察，以针对性地开出药方、进行治疗。而自我治疗则既有直接性的，又有间接性的。直接的自我治疗是指向自我当下的意念和生活方式，通过持续反思、检醒自我的心灵状态，实现内心的自由和宁静。但这种转向自我的治疗不是向外转向另一个世界，而是如同爱比克泰德经常强调的那样，从人们此世惯于追逐的不可控之物转向可控之物（即自我的意志选择），实现真正的、自由的自我（Diss.1.1，4.1）。间接的自我治疗则是通过凝视、关注他人，将他者纳入自己的关怀范围来反观、提高和改造自己。例如很多斯多亚派成员之间就通过书信、面对面交谈、集体讨论等方式进行哲学的交流。这也就使自我治疗自然具有了一种公共向度。不过，斯多亚派所倡导的这种公共性注重的不是某个共同体，更不是一小撮精英，而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尊重他者的眼光和一种平等、普遍的视角，从而赋予哲学治疗以一种身体间性。 当然归根到底，这种自我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切实地照看自己（cura sui），真正地解放自身、回归自然。福柯曾指出，在全部的古代哲学中，关心自己同时被视为一种职责、一种手段，一种基本的义务和一整套精心确立的方法，而其最终目的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的主体。因此这种自我关心绝不是自我迷恋、陶醉，失去自我的真相，更不是一种利己主义，而是时刻紧张地警惕自己，小心地内省自己，不要让自己失去对印象的控制或使自己受到痛苦和激情的侵袭。我们认为福柯的这个理解基本上是准确的。但这种自我内省又不是独守其身，摒弃他者和世界，毋宁说是在理解宇宙的协同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上，恰当评估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同时融入这种一致关系。 爱比克泰德曾对这种自我治疗模式进行过详细的阐释。按照他的教导，只拥有不可控之物，即质料上富有的动物是无需关心自我的；只有人才有可能、也应当通过不断地审查印象、解释世界，来关心灵魂这一神之托付之物。但这个远离动物性、接近神性的过程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自我治疗或训练才能得以实现。而所谓的自我治疗，其关键就在于转向自我，辨明、把握可控之物，在不断自我审视、反思中与自我和宇宙建立一种适当的关系。这既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的目的与神的旨意。这就不仅需要认识何为可控与不可控之物，而且还要将印象的正确运用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使不可控通达可控，在自我认识与行动的结合中获致意志自由。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身体及身外之物所呈现的印象的一种转化和处理，即理性就对身体的状态和需要这种印象所做出的判断给予或不给予某种赞同，从而将客观事实主体化。这样，好坏善恶问题就转化为灵魂的状态和行动正确与否，即灵魂与命题、自我与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心自己或自我治疗又是一种终生教育。而所谓教育问题，即“为何教、教什么、如何教”，则与医学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密切相关。斯多亚派观察到，生活中人们经常因为围绕不可控制之物奔波、繁忙而失去自由；一旦面临挫折、困惑而陷入情感纷扰，他们便会陷入心灵，乃至身体的病态。因此疾病并不单纯是肉体层面的生理表达，而且还是精神不畅的外在征象。毋庸置疑，作为属人的科学，医学与伦理学面向的都是人：医学关注人的感受，帮助人摆脱疾苦；哲学则是一种针对灵魂的医术（克吕西普）（PHP 5.2.22-23），“最好的医生是个哲学家”（盖伦）。尽管这明显承继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医学哲学”思想，但希腊化哲学家们似乎更侧重强调医学与哲学的内在契合之处。可以说，将学习逻辑学（如何思考）、物理学（认识自然）和伦理学（如何行动）相结合，将真理探寻与自我塑造相结合是哲学家和医生的共同任务，尽管他们直接面向的对象、实践的方式大不相同。所以在斯多亚派看来，逻辑学、物理学同伦理学一样，不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三者共同作为心灵训练的方式而构成一门“活的哲学”。它们共同服务于一种关乎终生教育的科学。 第一，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指向任何不可控之物，诸如物质财产、政治权力、个人荣誉和修辞技巧，而是通过持久的训练、自我审查，将自然的把握性概念运用于具体的事与物，将自己训练成意志上自由的真正的人（Diss.2.10.1-2）。具体而言，就是从学生的切身体验出发，因势利导，努力让学生成为一个好人、好的演员、完美的作品（Ench.17,Diss.2.19.31）；帮助其树立起自身的主导部分的权威，领略幸福和自由的真谛。这个内在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外在化，即与宇宙的总体性相一致的过程。 第二，哲学教育的方式是通过一种自由的教育，树立起理性的真正权威，而不是让学生屈从于老师、书本或运气。教师作为医生要通过“logoi”帮助学生，使“病人”全面地认识、审视自己的病情，并在理性反思对事物的印象的基础上，实践于现实生活，最终成为自己的医生。作为病人的学生则要通过自我行动，努力使自己成为自我灵魂的救治者，并为关心他者做好准备。具言之，首先成为自己灵魂的医生，反观诸己、向心内求；其次通过照看自我而照看他人、照看一切，最后回到自我。究其根本，这个教育的过程即是依靠持久的哲学训练和由此积淀的德性力量，通过训练观看、感受和判断的方式，重建学习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对生活以及各种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依自然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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