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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序言】 很少有汉人大一统王朝如明朝这般，在灭亡前的黄昏下如此绝望和积重难返。拥有一流的火器技术，世界第一的文教水平和偌大的疆土版图，却轻易让满人完成了“蛇吞象”。---忠介公 （朱元璋和四子朱棣，性情如此相似：猜忌、残暴、嗜血、自私，最终让明朝成为过渡往最黑暗满清时代的中转站） 第一幕：“洪武体制”的束缚和遗产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淮西政治流氓朱元璋（重八）应势而起，历经千难万险终扫平诸雄，建立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王朝。历史如此充满讽刺和误会，当朱元璋在北伐一统完成前，始终戴着仁义和恢复大宋天命的虚伪面具，但一俟正式登基建国，他就毫不犹豫地翻脸，将儒家的乌托邦变成法家的古拉格，并迅速建立起汉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酷和专制的集权统治。依靠“胡惟庸案”的血腥清洗和宰相制度的永久废除，以及在太子朱标病逝后对功臣勋贵集团的无情翦除，朱元璋，这位奠基者和“太祖高皇帝”终于完成了他最理想的制度设计，即史家所谓“洪武体制”：专制、重农抑商、保守集权成为民族和社会之后长期的主旋律。可以说，有明三百余年最大的主线也就是和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作殊死而漫长的决裂和变革，最终完成了蜕变，但也耗尽了朝代和社会的元气，民族性堕落、体制性溃败和财政破产终于无可挽回。不可否认，朱元璋是一位睿智而铁血的人物，但恰恰是他出于底层小农思想和情感，对家族利益无以复加的狭隘私心和政治智慧的极度缺失，才造就了民族的整体沦亡，最终在1644北京西山余晖下迎来最黑暗的又一个三百年…… （左图为宋仁宗，右图为明太祖。南宋灭亡仅百年有余，民族性就发生了蜕变和堕落，是为“宋元变局”，汉民族从人种结构、血型血统和文化精神都发生了彻底的逆转。譬如唐宋之前中国人如德国日本人，多A血型者，自律，严谨，有道德正义感。而被蒙古屠杀通婚之后，相反特质的B型和AB型人口骤增，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族气质） 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文（建文帝）倒是一位崇尚宋代程朱理学，颇有复古思潮的仁君，为人忠厚老实，素得民心。然而却削藩过激，举措失当，做了其叔父燕王朱棣的嫁衣。朱棣（明太宗，嘉靖年间改庙号成祖），朱元璋四子，自幼丧母，十七岁即被指派北平就藩，追随徐达、常遇春等功臣宿将数次深入漠北追讨北元残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其残酷无情也较之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灭建文旧臣方孝孺十族，强行迁都北京并重修长城，全面恢复锦衣卫，并新设“东厂”凌驾于锦衣卫之上，作为监视朝内外以及全国的庞大御用特务组织。明成祖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不仅让人民和士大夫阶层的民族脊梁被彻底打断，断定名节道义行不通，更是无以复加巩固强化了洪武体制。倘若建文帝依靠复古思潮，黄老之术，加之政治重心在江南，朱元璋几十年的负遗产可能很快能拨乱反正，重回宋代老路；但历经成祖一朝，就极为困难了。往后崇尚威权，个人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个人崇拜的情节，以及社会普遍愚昧，民粹盛行的传统，皆乎于明初。相反，宋人的精神就值得称道和深思。宋仁宗嘉佑三年（1038）的一天晚上，宰相吕简夷问仁宗：“陛下素来隐忍，崇尚无为，道法自然，何哉！”仁宗笑笑回答：若朕不恪守太祖太宗以来与民共治天下的优秀传统，不弱势无为，老百姓怎会有充分的自由和幸福呢？君主强势，则人民势必弱势，此乃定数。其实岂止宋仁宗，整个宋代三百余年贤哲辈出，群星璀璨，中国人在民族气质上也极为包容，开明，仁义而有底线，整个社会富裕发达而正气浩然，思想空前活跃自由。宋人也从不计较一时之得失，而是凭借人心向背和制度优越赢得了四海的倾心，且社会舆论空前多元。宋人之所以痛恨秦桧、韩轴陀这样的权相，并非因为其如明清以后权贵那样贪腐成性，也非政治路线问题，而是对其专权一言堂的反感。1205年南宋在权相韩轴陀主导下的开禧北伐就遭到社会各界一直抵制，甚至发出了“请诛轴陀以谢江淮人心”，也成为韩最后北伐失败被诛杀的重要诱因。韩曾力邀著名词人杨万里复出，为自己效力，杨公然痛斥道：“开庆奸相，何堪再败坏国颜！”，当时的华夏能在世界占据主流上风，绝非偶然，而不是之后明清以来那个人心丧尽，国穷民弊的专制流氓社会。 第二幕：成化到嘉靖：全民皆贪、人心思变和错失良机 时光又流逝了近一百年，到了明中叶的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洪武体制的积弊显露无疑，权力毫无制约，加上皇亲人丁滋长，正在彻底摧毁大明朝的统治根基，那就是财政和民心。此时的明宪宗，一如其祖辈，想到的当然不是制度改革，亦或对外开放，而是继续强化厂卫特务监控和集权控制力度。继成祖朝新增东厂之后，宪宗又在北京新设西厂，凌驾于东厂和锦衣卫之上，相互制约，鼓励告密，以维护皇权的独尊。到了明中后期的武宗正德以及世宗嘉靖间，社会之腐朽黑暗，吏治之败坏贪腐，都是极为空前的。一代大儒王守仁（王阳明）在武宗朝就曾直白控诉官场之黑暗：“正德初，余赴京师充七品令官，开罪权阉刘瑾，是以获刑，廷杖几毙。观本朝权宦之日炽，吏治之败坏，盖无让汉、唐矣！”（明·王守仁《传习录》）而鉴于地方分封皇族势力对财政的无情挥霍和侵噬，迟至嘉靖年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实际财政收入长期为负，偌大的王朝的财政盈余仅靠江南地区“调剂”。此外，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也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官民空前对立，官僚统治机器也日渐失灵，不仅是不作为的占多数，甚至依靠裙带关系吃空饷亦屡见不鲜，制度性溃败已初现端倪，改革良机被无谓错失，直到神宗万历初由内阁首辅张居正再收拾残局，给千疮百孔的社稷修修补补，已经为时晚矣…… 第三幕：万历到崇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和党争内讧 1587年，一个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明廷全力支援的朝鲜壬辰抗日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凭借威力强大的列装火枪火炮，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朝鲜族）率军克复平壤城，奉迎李氏朝鲜国王还都，日方丰臣秀吉身着明朝官服亲往乞和。也就是这年年底，一向被明朝统治集团视为“忠义虏臣”的明建州卫都指挥使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对明“七大恨”为藉口，建立后金政权，决心对明开战。明廷开始并未重视，但一年后，当后金军诱降边关抚顺游击李顺芳，在降军汉奸的引导下接连攻克数城后，万历皇帝终于破天荒打破数十年不御朝的一贯传统，召开朝会，严肃讨论“建奴”这一无法回避的灾难性议题。大明君臣的应对之策很现实也很自信，调集数倍于敌的全国精锐力量，以援朝战争中名将刘挺、杜松等为帅，分兵合击，最终在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会师，一举剿灭努尔哈赤。为了这场决定性战役，明廷不仅给第一线建制部队系数配备火铳火炮，本已捉襟见肘的财力物力也基本都押在其上，包括剿灭倭寇和平定蒙古残部的王牌部队---戚继光的浙军，都派往了对峙前线的萨尔浒。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兵部左侍郎杨犒长期靠贪腐起家，萨尔浒战役中的后勤物资他岂能轻易放过。大部队刚出山海关，粮草辎重就莫名长期滞后，战局一开就人心惶惶，军心溃散；加之杨犒急于掩人耳目，速战速决而向神宗皇帝邀功取宠，故不顾实际开出了分兵合击的下下策。要知道，满族这样的半游牧半渔猎民族居无定所，攻占名义都城毫无意义，反而极有可能被机动性极强而凶悍的八旗骑兵反包围进而消灭。努尔哈赤此时早已通过汉奸耳目得悉了明军大举调动以期决战的情报，冷笑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赢则战，不赢则遁，明人必败矣。”果不其然，明三路大军尚未来得及寻求后金主力决战，就在半路被敌骑兵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刘挺、杜松等主帅亦悉数战死，明十余万精锐毁于一旦，萨尔浒疆场血流成河，伏尸百里。而萨尔浒一战之所为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转折点，实际上并非简单表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损失，也并非辽北大半领土悉数易手，而是自萨尔浒战役明朝失败后，洪武体制遗留的两大遗产---制度性溃败和财政危机愈演愈烈。虽然隆庆朝开放海禁标志着海外贸易的制度性恢复，但并未改变农业为本的社会财政结构；更重要的是，晚明和两宋的形势已截然不同，宋代适逢欧洲和西方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西方还未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显露优势，而到了明末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以荷兰共和国为先驱的资本主义商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和完成，中国仅单方面鼓励海外贸易已不能取得实质性优势地位，进而也不能对业已枯竭的财力国力有所挽救，光是南美数百万吨白银如热钱一般流入国内，换来的只有晚明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和拜金盛行，加上明中后期君主普遍软弱弱势，皇权实际已被文官和宦官集团分享，洪武体制下的威权震慑和严控管制也不再可能，从而更加速了灭亡的颓势。此时的大明朝，正如一辆刹车失灵，千疮百孔的破车，在内忧外患（满人和后起的李自成农民军，天灾人祸（小冰河期来临爆发的大规模旱灾蝗灾和鼠疫等）以及人心丧尽、制度溃烂中冲向不归路。等到末君思宗崇祯皇帝登基，接过从万历十五年到其兄天启间积下的烂摊子之际，实际已无力回天，但仍有一丝回旋余地，那就是满洲贵族集团和李自成闯贼对明朝根基和底牌尚未完全摸清，一如1946抗战刚胜利之时。如果崇祯和其统治集团齐心协力，大局为重，形势还是可以暂时稳住的。可惜当皇太极主动伸出橄榄枝，主动自称满洲可汗，要求明朝允其建立“满洲国”，并已和兵部尚书陈新甲议和之事泄露，被好面子的崇祯当作维护国本尊严的替罪羊，从此辽东战局一发不可收拾；李自成并无大志，只满足于当西北王，直到兵临北京城下都一再向明廷发出呼吁，只要让老子建大顺政权，定都西安，和大明、满清三足鼎立就撤军，但每次都被偏执而古怪的崇祯严词拒绝，从而酿成了一错再错，最终无可挽回的甲申国难……真可谓祸肇起洪武，而终绝于崇祯。为了朱家一己一姓之私而诞生的明王朝，终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黑暗、最失败的汉人王朝，成为通向满清末造的中转站，个中缘由，值得每一位华夏儿女掩卷深思。为什么自南宋以来总是往最坏的历史方向发展，根本上是民族性的毁败和基于封建小农专制的私心和狭隘，以及统治集团无法割舍的既得利益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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