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刘长卿·敦煌出土曲子《高兴歌酒赋》： “珊瑚杓，金叵罗。 倾酒淙淙如龙涡。 酒若悬流注不歇，口如沧海吸黄河… …凤凰杯，玛瑙盏。左旋右旋大虫眼。” 一、何家村的绝世酒杯 1970年金秋某日，西安南郊何家村的某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在忙碌施工，当他们掘开地表土层不到一米之时，有大陶瓮于地层中徐徐现身。彼时的工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灰头土脸”的陶瓮竟藏着大唐绝世的光芒。地方负责人随后将这一消息上报，有关方面立即派出考古专家团队展开发掘清理。事后清理统计，共出土文物一千余件，这其中就包含有“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等国宝级禁止出境文物，堪称唐代考古的一次空前大发现。 镶金兽首玛瑙杯·何家村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在这次绝世发现中，一只“镶金兽首玛瑙杯”因造型弯曲如牛角，与常见的中国酒杯迥异而广受关注。这只杯子以红、棕、白三色缟带相间的玛瑙材质雕琢，通体打磨细腻，杯圆口外凸弦纹装饰，杯身中空，上阔下渐窄，转折如弯角；下端平折圆雕为一静态兽首模样，兽圆目前视，肌肉微隆，头顶两只弯曲的羚羊角，竖一对尖耳，安静祥和。其刀法精练圆融，以俏色技巧，利用兽首杯转折之形体，将玛瑙料原生的多色条纹顺势带出，定格在口沿与杯身、羊角处；兽首脸部则尽量避免缟带，色泛棕紫，纯净无瑕，彰显兽首形象之温润与静谧。 镶金兽首玛瑙杯·何家村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兽口鼻处装镶有一枚兽嘴模样的小金塞，上錾毛孔、胡须与瓣唇，与玛瑙兽浑如一体。若卸下，可见兽口处开有短流孔，杯中酒可自兽口孔中泄出，若装上金塞则杯中酒不会流出——这意味着同一个杯子两种饮法：既可以从杯口处酌酒，也可摘下金塞，用嘴去承接畅流而下的美酒。 敦煌出土唐代诗词曲中曾有一首《高兴歌酒赋》[1]写到： “珊瑚杓，金叵罗。倾酒淙淙如龙涡。酒若悬流注不歇，口如沧海吸黄河…凤凰杯，玛瑙盏。左旋右旋大虫眼。” 用珊瑚勺挹酒，金以及纹理交错的玛瑙碗饮酒，倾酒入杯不停如龙卷漩涡，淙声悦耳，同时主饮者也吸吮不歇。敦煌歌辞中虽未必是用何家村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却不失为唐人饮酒使用丰富并精美器具的真实写照。何家村这只奇妙又可爱的玛瑙杯，在国内考古、传世材料中甚为罕见，是唐代仅见之孤品，一经面世，研究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学者们抽丝般地揭开了它的另一个名字——“来通杯”。 二：来通·西域“圣杯” “来通”音译自英文“Rhyton”，其词源出自古希腊语“ῥυτόν”， 本意为“流动”，来通杯，意即让液体从杯中穿过而饮用。来通杯的最早起源，学界并无定论，但这类饮酒器皿广泛流行于欧亚大陆，从四千年前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环地中海地区均见有滥觞，延续至今。其形象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种类也暗示着来通杯有着多元的起源，广受各地域外文化所影响并发展。据推测，来通杯最早是为祭祀活动而设计的圣物，古赫梯人就曾在财产清单中提到名为“bibru”的仪式用兽性容器，用作向诸神敬献酒饮，这些金银兽形容器除用作崇拜仪式中，有时也作为国王之间的外交赠品[2]。 公元前14-前13年赫梯鹿形银角杯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角形与兽形是来通杯的两大特点。多数来通杯形似角柱，有的还拟作兽形，半身或全身作动物或神兽模样；典型的来通杯通常设计有两个开口，顶端的阔口以及底端的小孔，一部分角杯则无底端的泄孔，仅作饮酒杯使用，后者虽然已失去“让液体从杯中穿过”的功能，但当今在学界也被归在广义的来通杯概念之中。通过底端泄孔饮用来通杯时，主饮者需高举酒杯，方能一饮而尽，充满着技巧与仪式性。而一些容积较大并无法直立的来通杯，主饮者往往需要相应的仆人负责把持或斟酒，这同时也意味着主饮者显赫的身份。 在古希腊时期，来通杯与神话“丰饶之角”产生联系。希腊神话中宙斯为山羊角赋予神力，许诺从羊角里能倾倒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美味食物，从此羊角所象征的“丰饶之角”成为无穷财富与丰饶收获的象征。在古典艺术作品中，“丰饶之角”是为各类富饶神祇手持的必备神器、装饰元素而频见于各类绘画、雕塑作品中。这一题材甚至远在中国也有发现，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一座东汉晚期墓葬曾出土一块蜡染印花棉布残片，布上印有一位袒胸露乳的丰收女神，其手中便持有一只长长的“丰饶之角”，里面满盛果实。来通杯正因一部分采用动物角或模拟兽角而成，与“丰饶之角”的角杯属性不谋而合，彼此形象上有所牵连，一类来通杯则刻意做的高挑，而丰饶的神话亦给来通杯添上神秘色彩，甚至有传说用来通杯喝酒，可以避免中毒[3]。 公元二世纪蜡染印花棉布残片·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东汉墓葬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用贵金属材质制作来通杯，以古代波斯地区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最为著名。波斯人继承了前朝亚述宫廷使用精美食具的传统，而酒作为象征身份的重要饮料，盛载它的饮具更是靡费巨奢，以至于饮酒成为一种仪式，需要用不同的器物搭配使用。金银制作的兽首来通杯则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酒皿，其主题常常是猛禽与神兽，如大英博物馆藏一例公元前五世纪金银兽形来通杯，其杯腹银制深漏斗造型，一端折角为金制跪姿公牛首像，容量颇甚，是阿契美尼德宫廷场合的重要奢华酒具。 阿契美尼德公牛首角形杯·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出土 大英博物馆藏 这种波斯宫廷奢华风格且颇具艺术性的酒杯也影响了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后者纷纷效仿，制作带有阿契美尼德风格的来通酒杯。不过除金银以外，希腊地区多是采用成本更为低廉的陶土制作来通杯，以满足大众市场对流行风尚的需求。 公元前三百年狮鹫首形陶杯·意大利鲁沃出土 大英博物馆藏 到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风格东渐的同时，爱琴海地区也在不断地吸纳西亚的珍宝与理念，彼时来通杯已脱离实用本身而成为奢侈之符号，如出土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饰微型鹿首来通杯耳坠，即是这种理念运用的代表，亦是波斯风格在希腊化进程中绽放光彩的证明[4]。 公元前300年的鹿首来通金粟嵌宝耳坠·地中海东部地区 大英博物馆藏 三、萨珊来源·西域玛瑙器皿 继阿契美尼德与安息而兴起的萨珊王朝艺术，则是上述主角——何家村“镶金兽首玛瑙杯”的肇因。虽然围绕何家村唐代窖藏中这只西域圣杯的产地与年代，学者们仍有有不同意见：从西亚遗留下来的古董，到唐代人在国内仿西域制作的器皿，众说纷纭，但均无法否认这是一件西方风格作品。与之信息因素最接近的，便是萨珊。萨珊继承古代波斯的艺术传统，以制作华贵的灵兽、神祇及王室题材之金银器皿而著称，世所罕见。
公元四世纪萨珊王朝银鎏金羚羊来通杯 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藏 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藏一件萨珊王朝公元四世纪的银鎏金羚羊来通杯：角形杯体造型比之波斯早期更趋于简洁，外壁有联珠及动物纹饰，底端羚羊首作写实刻画，嘴部短流泄孔；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基金会藏一件公元六世纪金银羚羊来通杯：以风格化手法制成羚羊首像，有着长犄角与高耸的耳朵，面部用阴刻线装饰，嘴处带泄孔，其背版上刻画的西亚有翼神兽森木鹿，也被认为与何家村金银器“飞廉”图案有所联系。以上两例萨珊羚羊首来通杯，均为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提供了依据与线索。
公元六世纪萨珊王朝金银羚羊来通杯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另一方面，何家村的镶金兽首杯从材质上考究，其玛瑙质地所呈现的特殊纹路与深棕、红白色相间的缟带，与国内常见产出的青白、黄红色缟玛瑙迥异，应当产自西域。国内出土甚少，且多数与西域文化相关。如同属于何家村窖藏的两件玛瑙长杯，形制亦不同于中国传统杯皿，考古材料揭示其椭圆长制的造型，流行于中亚粟特地区。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西亚与地中海东岸，常能见到此类玛瑙色泽纹路的制品。如大英博物馆藏一例公元前七世纪巴尼拔玛瑙碗，出土于伊拉克尼尼微亚述帝国西南宫殿遗址，即属于这类深棕色缟带玛瑙的早期作品。有意思的是，这只刻有国王名讳的瑙料碗在破损后，亚述人又十分珍视地用沥青胶将它粘合修补，说明在早期西亚，这种玛瑙也是昂贵且的奢侈品。因不易得，地中海沿岸区域也充斥着搅胎玻璃对玛瑙纹路器皿的仿制品。
公元前七世纪亚述巴尼拔的玛瑙碗·伊拉克尼尼微亚述帝国西南宫殿遗址出土 大英博物馆藏 与此同时，中国史籍则不乏关于玛瑙从西域进口之记录。如《太平御览》“马脑”条记魏文帝曹丕作《马脑勒赋》： “曰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归根究底，原来“玛瑙”这一名称就是舶来词汇，有时也写作“马脑”。从《北齐书》记： “马脑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 《洛阳伽蓝记》： “自余酒器…玛瑙琉璃碗…做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到隋唐时代，文献中关于西域进贡玛瑙之史实比比皆是。彼时贵族们使用进口玛瑙磨制而成的器具，已成为一种风尚，何家村的镶金兽首玛瑙杯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西晋玛瑙夔龙纹壁·洛阳偃师出土 洛阳博物馆 四、来通？兕觥？ 不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经典文献中却有一类传统酒杯与来通形象相近。如北宋初年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对酒器“觥”的刻画：长长弯曲的角形杯身，底端作一双角龙首；
《新定三礼图》·宋聂崇义集注 清康熙12年通志堂刊.1673年 北宋晚期宋徽宗的收藏品图册《宣和博古图录》中一例“汉牺首杯”：粗角形杯身，底端作双角牛首形象；
宣和博古图录·王黼编 泊如斋重修·明万历1603年本
《吉笵流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吉笵流辉》中著录的唐兕觥实物·清宫旧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乃至清代乾隆帝的收藏著录《吉笵流辉》以及《西清续鉴》中均有对这类首兽角形酒杯的著录。以上书籍对这类器物作出判断，并依据《诗经》中《周南·卷耳》的“我姑酌彼兕觥”等文献作为依据，提出就是出自周代并延续至汉唐的传统酒杯——兕觥。
《西清续鉴》甲编·清王杰等奉敕编 清宣统二年上海涵芬楼影印宁寿宫写本 紧接着二十世纪后商周考古大发现，安阳殷墟商墓与江苏丹徒西周遗迹均出土牛角形模样的铜器。
商代夔龙纹青铜角杯·安阳殷墟西北岡墓1022 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2007年在山西大河口西周早期一号墓中更是出土一件“镶象牙角形漆木杯”——由漆木制成角形弯曲的杯身，开大喇叭杯口，底端开小孔并用象牙装镶，其形制与功能均与西方来通杯相仿，这是怎么一回事？与何家村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又有怎样的联系？
西周早期镶象牙角形漆木杯·山西大河口西周早期一号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拍摄：兵铁（微博ID） 《说文解字注》云：“盖上古食鸟兽之肉，取其角以饮，饮之始也。”其实古人早就意识到，在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人们利用动物的角当作饮具，是很自然的事情。使用角杯就像用动物皮毛制作衣裳一样简便，直至今日仍有民族延续这一风尚。只是用动物骨角制作杯皿，在形制上难有较大的变化，所以当一个文明具备一定制造能力后，会发明更多便于需求以及满足审美的饮具，而角制杯皿的遗风往往会通过其他材质来呈现，例如上述几个商周金属、漆木的例子。遂清人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角部》中写到：“疑古酒器之始，以角为之。故觚、觯、觞、觥等字多从角。”将含有“角”字偏旁的青铜酒器名都归结于上古角杯的影响，是颇有见地的思考。 “兕觥”是角杯的雅称。“兕”字早见于商代甲骨文，近年通过殷墟动物考古及文献图像材料分析，“兕”字指“水牛”，并且是中原曾广有分布后灭绝的野生“圣水牛”，我们在商代田猎卜辞中常能见到狩猎“兕”之记录，后世也常把“兕”与犀牛混淆[5]；“觥”是一种青铜饮具，有“廓”义，形容其容量之大，又一说觵（觥）从角黄声，其状觵觵。总而言之，“兕觥”是指牛角制成的杯子。 今天我们统称为“觥”的青铜酒器，其形制通常是：椭圆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半环鋬，均有盖，类似匜的器皿。这个误解源自清末王国维先生在《说觥》的定名，后世多沿其说。今日我们无论从考古类型、训诂角度分析，王氏之说颇违和，但因沿用已久且无更好的命名方式，学界也就约定俗成，姑且称这类匜形器皿为“觥”。如《商周彝器通考》云：“王先生所定觥之名，或须更定，余以未得更善之书之故，姑仍觥称，非谓觥之名至当不易也。”[6]
戴冠贵人正捧着兕觥（角杯）正在畅饮·线图 1985年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出土 作为角杯的“兕觥”，在《诗经》中颇见记载。如《小雅》、《周颂》之“兕觥其觩”，“觩”有曲意，是形容杯角向上弯曲的样子；《周南》与《豳風》中“我姑酌彼兕觥”、“称彼兕觥”，则是对用角杯饮酒的刻画；《左传》中也提到过卿大夫们以兕爵举杯。文献之外，江苏镇江东周墓出土铜鉴上还刻画有贵族们使用角形器畅饮的图像。说明在周代，角形杯仍是社会中常用的饮具。这些考古、文献、民俗学证据足以证明：角形杯是欧亚大陆共有的饮器传统，虽然二者外观、功能有相似之处，不过各自均有独立的起源与文化传统。
西汉墓壁画中的角杯·河南洛阳烧沟61号墓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螭龙纹玉觥是这类东方角形杯最奢华辉煌的代表：其形仿兽角，椭圆口，中空下渐收束，外壁雕刻云龙纹饰，运用线刻、浮雕、圆雕三重技法将龙身环卷缠绕的身姿表现的淋漓尽致。与西方常见来通杯不同，它的底端没有泄孔，仅可从杯口酌饮。单从中原玉文化及雕琢工艺，进而联系同时期的陶角杯与汉墓壁画角杯形象来看，这件玉角杯的造物理念仍属于东方系统的“兕觥”，不可称为“来通杯”。但汉代以后，东方的“兕觥”传统逐渐没落，材料颇少，乃至后世对这类器物也不甚理解。究其原因，一是角形杯的饮用方式，比较起有承足可自行平放的杯皿来说，显然不够方便；二是民俗渐奢，兽角作为原始社会的财富，在后世已愈发平凡，随着工艺的发展，有更多优雅奢侈的造型被设计并运用在世俗生活中，以至于成为新的财富符号。
西汉螭龙纹玉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时代潮流将东方传统的角形杯“兕觥”逐渐掩盖，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股西风悄然东渐，角形杯光芒重现，只是彼时它已“改头换面”，名叫“来通”。 五、名士·胡风·宴飨 目前中原最早的使用西域兽首样式来通杯图像出现在北朝，与生活在中亚地区并入华经商的粟特人有关。如波士顿美术馆藏北朝安阳围屏宴饮图、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史君墓石椁宴饮图等，均刻画有胡人高举兽首来通杯的饮酒图像，与中亚片治肯特壁画中的来通杯饮用图式相仿。
胡人手持来通·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史君墓石椁宴饮图 西安博物院藏 如果说这两件中国出土胡人形象石画只能代表胡人的饮酒习俗，那么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的东魏武定元年（543年）翟门生屏风石床上则揭示了北朝人是如何接受首兽来通杯这种酒具：画面中刘伶坐于地中，右臂以肘撑盝顶箱，左手弯抬，高举一只双角兽首来通杯，并仰头承接由来通泄孔流出的一缕酒水，十分潇洒[7]。刘伶位列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著名高士，虽石画摹写未必是史实，但也意味着在北朝人眼中，使用兽首来通杯这种西域器皿必然是名士风度的象征。
刘伶使用来通线图·东魏武定元年翟门生屏风石床 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 乃至隋唐，胡风渐深，来通杯深入宫廷。贞观五年（631年）高宗之弟李寿墓石椁中的线刻图，赫然出现兽首来通杯，其组合图是一群宫廷侍女正忙碌准备宴乐器皿，真实反映了唐朝皇室的宴会场景[8]。
唐代仕女手捧兽首来通·贞观五年（631年）高宗之弟李寿墓石椁线刻图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这类弯牛角状的兽首来通杯，实物也见于同时期的西藏吐蕃，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组三件唐代吐蕃金银器，其中有一只神兽纹鹿首鎏金银来杯：银制杯身呈长弯角状，外壁饰缠枝花卉，有戴冠人面鸟身者、狮、凤鸟神兽分列其中，局部鎏金，底端顶芝鹿兽吐短流。是一件结合萨珊、粟特工艺造型、唐朝中原纹饰元素的吐蕃流派金银器。
唐代吐蕃系神兽纹鹿首鎏金银来通杯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最可贵的是同组器皿之杯底刻有古藏文自铭，翻译为：“高贵的（人名未破译）之物”。有学者通过转音将人名译为某汉地公主，或是文成公主，或是金城公主，虽保有争议，但不可否认吐蕃所制作兽首来通杯之珍贵与重要性[9]。
八世纪吐蕃系金银器同一组·古藏文铭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来通杯频频现身的吐蕃，作为中华多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地处唐王朝西陲青藏高原，势力强大，盛产金银。其与中亚接壤，不仅是丝绸之路南亚段的重要走廊，更是唐王朝感知西域文化的先锋团队，其工艺制度吸纳粟特工匠，又从唐朝汲取知识。据史书记载，吐蕃曾将大量金银器皿作为礼物进贡给唐王朝：贞观十四年吐蕃献黄金千斤以求婚、贞观二十年送七尺黄金鹅酒器于唐太宗、开元十七年送金胡瓶、玛瑙杯、金鸭盘等等，史称“形制奇异”。唐王朝的来杯通如果来自西藏，并不意外。
唐代吐蕃有翼人身鱼尾持来通纹金饰 青海都兰热水墓地被盗掘追缴品 另一方面，举办宴飨、赠送贵重宴飨器皿作为笼络感情与外交关系的纽带，是欧亚地区各王公贵族通用的手段。故《国语》周天子云：“饫以显物，宴以合好，故岁饫不倦，时宴不淫”；《后汉书》记每到新年，皇帝会在宫殿中宴请文武百官“受锡宴飨，大作乐”。盛大的宴飨在古代社会是彰显财富与确立地位的标识，罗马、波斯与汉王朝不约而同地用宴会手段来颂扬权力，人们通过宴飨中精心安排的仪式与尊卑之间的互动，加强了身份的合法性与上下级的庇护关系。历史中的著名大事件，往往就发生在饮宴场合，比如鸿门宴，比如杯酒释兵权。 奢靡贵重的饮食器皿是这类宴飨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这些贵重器皿拥有者是古代社会中的贵族与精英。何为贵重？风尚也会因时代而推陈出新，从遥远异域进贡的器物，往往更能作为珍宝之代表，给与会嘉宾们留下深刻印象，彰显使用者尊贵的身份。《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曾赐给大臣酒瓶：“今赐卿胡瓶一枚…是朕自用之物。”胡瓶即指西域胡式长瓶，皇帝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外国酒瓶赏给臣子，以示宠信，一方面反映出酒具的笼络性与权力的传递；另一方，宴饮礼节与器用风尚，往往就从这层权力关系由上而下的风靡。惟有饮者留其名，从高士到宫廷，作为异域文化代表的兽首来通杯，彼时自然成为贵族生活的符号性器皿。
唐代手捧角杯玉带板 上海博物馆藏 六、合流与遗觞 从隋唐开始，由南到北的瓷窑可见不少对西域兽首来通杯的仿制。如大英博物馆藏初唐时期巩县窑白瓷狮兽八方杯，是此时期的代表作品。这类陶瓷来通杯身通常壮阔外撇，除圆口以外还结合粟特元素，开创一种八方口造型的来通；外壁上则用划花、戳印、模印等传统瓷器工艺进行装饰，是当时中国陶瓷的通行技法。
隋~初唐时期巩县窑白瓷狮兽八方杯 大英博物馆藏 此时传统的角杯兕觥虽已式微，但仍有迹可循。日本正仓院藏一例唐代金银平文琴上，我们能清楚见到两位竹林高士，在曲水流觞中手捧着并无兽头的角杯，唇迎杯口，作畅饮姿态，杯身还刻划自然兽角弯曲之褶痕。
高士举角杯饮酒·唐代金银平文琴琴面局部图 日本奈良正仓院·北仓藏 其场景正如唐代張鷟《游仙窟》记： “九曲酒池，十盛饮器。觞则兕觥犀角，尪尪然置于座中。” 《游仙窟校注》释“尪尪”为“汪汪”异写，用作形容酒水聚积、充盈的样子[10]。但考《玉篇· 尢部》有“尪”同“𡯁”、“偻也”之意；《说文解字》释为“曲胫也，从大，象偏曲之形”。乃知“尪”字本意为形容弯曲不正，叠字联用不当为“汪汪”异写，应指其“兕觥犀角”的弯弯尖曲模样为确。
五世纪陶制角杯与杯座·韩国庆州市味邹王陵区出土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至于“置于座中”，可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一例五世纪陶制角杯与杯座实物对应，其出土于韩国庆州市味邹王陵区，可证这类角形杯皿确有台座搭配使用的例子。结合上述文献、考古证据与饮用方式之图像，我们相信正仓院琴纹中唐人所刻画的角杯就是“兕觥”，而非“来通”系统。角杯（兕觥与来通皆是如此）因形势圆滑，如不尽饮则余沥在杯，不宜平放，利于行酒、劝酒，颇合唐人的宴饮乐趣。 回首兽形角杯，则是唐代以来西域兽首来通结合传统兕觥的典范之作。如初唐三彩兽首杯：杯底端作凤或雁首，禽首回卷衔接杯口；一种则是龙首或象首，出长鼻上卷衔住杯口，充满趣意。这类陶瓷兽形角杯不带底端泄孔，仅可酌酒，也与来通兽形迥异，是中原的发明。
唐代三彩象首角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拍摄：sergio1968（微博ID）
唐代三彩雁首角杯·瑞士玫茵堂藏 拍摄：sergio1968（微博ID） 唐代以后，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都不再流行这类酒具，我们仅能从各式图谱文献中，寻得蛛丝马迹。如前文第四节所述，五代末宋初大学者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中画有兽首角杯；北宋米芾则在《画史》中记录一副唐人绘《扬子云》，画中人腰下悬挂着弯转杯身的“兕觥”；宋徽宗《宣和博古圖》中视牛首来通杯为“汉代牺首杯”。
明代龙首衔玉觥·清宫旧藏乾隆御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乃至明清，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古物鉴藏家，虽在鉴定“唐兕觥”与“玉龍尾觥”上颇有创见，并制作一系列的衍生酒具，但彼时人已不了解来通杯与兕觥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仅仅将其视为古典礼器。曾有西风半点香，西域来通杯就这样彻底为中国的杯式谱系所吸收。
清乾隆雕伽楠木螭虎龙尾觥·清宫旧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卷下（英藏俄藏部分）·俄藏Дх.三八七一、伯二五五五 唐詩文叢鈔·高興歌》，中華書局，2000年6月，第1版，p731； 2.故宫博物院、阿勒萨尼收藏基金会：《铭心撷珍——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故宫出版社，2018-4，p82； 3.刘文锁：《角杯与“来通”Rhytoh》，《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8； 4.香港历史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奢华世代——从亚述到亚历山大》，2018-5； 5.李永迪：《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p189； 6.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p193~p194； 7.任志录：《从兽首来通杯看北朝汉人的胡化——以翟门生石床屏风竹林七贤刘伶手中的来通为例》，2019年专题讲座，深圳博物馆； 8.孙机：《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p293、p315； 9.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ifacts[J].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2013； 10.李时人、詹绪左：《游仙窟校注》，2010，中华书局。 本文根据原作者《来通杯——曾留西风半点香》（收于《中华遗产》2021年8月刊）、《唐代金银平文琴“角杯”札记》（待刊）合编增改而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