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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王先明著）的读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农产物约占输出总额的80%，一战期间有所减少，但仍占70%。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实行重农政策。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隆盛，战国时代富强的由来，两汉风俗的淳朴，唐宋治术的优良，均是注重农政的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1年至1927年主要是北伐战争，1927年至1937年是国内战争，1937年至1945年是抗日战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的概况 1927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GDP飞速增长，9%的增长速度是日本同期的3倍。然而，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马鞍形，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大大低于清代的水平，也比上世纪年代减少了近一成。193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十足丰年的64.4%。1927-1937年间，常年收成已完全绝迹，歉年反成“常年”。乡村危机首先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由于灾荒、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户口逐渐减少；荒地增加；农业收获量减少；土地分配不均；地租增高；天赋及捐税加重；高利贷的压迫；农民生活的苦痛）。1933年湖南调查资料显示，衣食充足者占6.8%，仅堪温饱者占28%，衣食不足者占53.7%，失业流亡占2.4%。当时中国农民食物支出比例占62%以上（美国同期占40%）。其次，还表现为农业人口的逃亡，或被新兴之工业吸收而去，离村潮持续发生。河北、山东、河南三省30年代农民离村数分别达到52.9万、88.3万和77.8万。其三，还表现为农村金融奇窘，发生偏枯现象。农村崩溃，资金集中都市，城市工商资本膨胀，同时农村资本无着，迫令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农民经济破产。其四，更表现为新式教育的城乡背离化趋势。大学教育集中于大都市，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即使是服务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1931年为例，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3所，上海22所，北平15所，广东8所，占比44%；全国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从而造成，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和通商大埠跑，而且越来越成为单程迁移。同时，作为工业文明产物的新教育，对乡村社会而言，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而学校每年一批批的制造毕业生出来，这些毕业生则没有谋生的地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民间力量 1927年，晏阳初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试验区”。以翟城村为中心，开展社会调查，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1937）。晏阳初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晏阳初认为，中国近代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北伐，都是自救运动，现在是第6次，就是要克服中国人愚、穷、弱、私问题。 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将山东邹平县重新划为11个乡，以366个自然村作为最低行政单位，构想最终目标是达到乡村的自主、自立和自治。到1938年，已经有几百个合作社，向社员提供贷款，以摆脱高利贷，从事编织、养蚕、植棉、信贷。梁漱溟属于“自学成才”，他主要是以对佛学的研究和独特领悟的成就而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当然和蔡元培“不拘一格”遴选人才有关），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充溢着哲学化的意味和理想化的追求。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生存及文化之根基--乡村受到了多方面的破坏（外国经济侵略、苛捐杂税、兵乱、礼俗制度改变和千年沿袭社会组织崩溃等），这种破坏是中西文化两级相遇后，中国文化敌不过西洋文化，乡村的破坏就是学西洋文化和都市文明的后果。因此，乡村建设，不仅仅在于建设乡村，而在于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乡村建设主旨归结在重新建设的社会组织构造和培植乡村力量。而张志敏（1935）认为，梁漱溟不从社会经济生产条件的物质变动上，而是从文化或习惯上观察社会变乱，则无法洞悉根源，这是方法论的错误。 1933-1935年，全国乡村建设团体分别在邹平、定县和无锡召开了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推进乡村建设、和改造的实践影响极为深远。 1940年，晏阳初在重庆北碚歇马乡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培养乡村人才的高等学校，1945年扩充为独立学院，改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长由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兼任。设农学、农田水利学、教育学、社会学四系，学制4年，并在璧山县创立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试验区，作为该院学生实习基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路径 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乡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注的焦点。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起了关注中国命运的各阶层的思考。中国共产党充分论证了农村土地革命的的必要性，也有学者试图证明中国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否定土地革命，还有学者则关注乡村社会的改进和改造，试图通过农业技术改良等方式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的复兴。 文公直在《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1929）指出，农村文化的堕落，不仅是农业生产上的危机，而且是国家和民族问题的危机。所以开发农村的文化也是为解决农民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中国革命的意义上，更为必要。所以发展农村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农村和国家的经济问题，而是中国唯一的复兴运动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张培刚在《清苑农家经济》一文（1936）中提到，农作物经营几完全是为者自家的食用（自给自足），近几年畜养经营无变动，副业特别是家庭手工业逐渐衰落；生产要素方面，土地与劳力最重要，其次是资本。超过73%的家庭负债，差不多每人负债10元。总体而言，富农或可维持现状，而贫农则大有沦为雇农的可能。而早在十年前，乔启明利用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系1922-1925年全国6省11县13个调查点2370农家经济与社会调查资料就指出：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从事实上看去，实已低到极限。其一，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其二，农场面积过狭，总产量和总收入自然就低。其三，生产效力过低，净收入少。因为农场狭小不能利用机器，只能多用人力。如当时美国生产1公亩的棉花，从种到收需要人工289点钟，而中国需要1620点钟；小麦美国只需要26点钟，中国需600点钟；黄豆美国只需86点钟，中国需610点钟。所以中国人工虽然比美国低廉的多，但人工费用反而高，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竞争。其四，交通方法幼稚。为此乔启明提出了四项改进方法：一是移民，发展实业，由工厂吸收部分农场人口，使人口不至过密；二是降低人口密度、扩大农场面积，增加农户产量和收入；三是扩大农场面积后，利用机器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费用，提高净收入；四是发展交通，使农产物销路畅通。这样，通过社会调查，对乡村建设中的工业化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乔启明的结论，是很具有现代水平的。即便是在今天，那些自认为很有深度的研究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文章，提出的途径也无非就是多种经营、劳动力转移、非农化、兼业、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并无新意。倒是今天提出的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样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是本世纪30年代的前工业化时代学者无法考虑到的。 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选择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道路，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实现革命中心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变。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以此为“批判的武器”，汇集大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事乡村社会调查研究，论证中国乡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为土地革命提供理论支持。孙冶方1935年提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经营者与雇工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农村与都市经济甚至于国际市场的关系。在薛暮桥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性的生产方式错综并存在农村，一方面，资本主义经营异常脆弱（富农经营不易发展）；另一方面，封建残余普遍存在（多数农民受土地束缚），并占相对优势，这也构成了中国乡村经济的主体特征。因此，农村问题绝非是孤立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首先应当注意之点，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联系中来观察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产生，显然不是单纯从农村内部发生，促成这种农村问题的主要动力，乃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通过西方国家在中国推广种植烟草的实证研究，发现烟农收入不足以支付生产费用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目前（1937）中国农村最基本的问题，第一就是民族解放问题；第二就是土地问题。换句话说，怎么打破帝国主义者的经济束缚和怎样肃清农村中的残余封建势力。 农村复兴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董成勋在《中国农村复兴问题》（1935）中指出，农村为中华民族之命脉，惟复兴农村，方能复兴民族，欲复兴民族，必先复兴农村。至于路径，在方显廷看来（1938），第一，农村建设在求我国农村之现代化或工业化。但不是以工业为农村建设的中心，而是以工业社会所采取的科学方法与大规模组织，普遍运用于农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第二，农村建设系整个的建设而非枝节的建设。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收效，整个农村生活各方面必须同时改进。第三，农村建设应由政府负推动及实施职责。推动之责在中央，实施之责在地方。可以看出，方显廷强调农村建设中的政府作为，以达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化。 回观历史，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趋势，才可以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其时代特征。首先，“三农”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问题。在清末民初的经济、社会剧变和制度变迁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所沉积的矛盾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次，“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线索，它也曾经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再则，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 《走近乡村》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 王先明著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7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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