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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人群的创造，也是一定环境的产物，关学，无论广义还是狭义都既是陕西人民的创造，也是陕西这块土地的产物。古人对于文化人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如今，天文属于自然科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学可以不去作专门的研究，地理则是既具有自然科学的一面，也具有人文学科的一面，对于自然科学的一面，关学也不必去做专门研究，但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面，关学则不可不做研究。 实际上，我们古人对人文地理是很注重研究的，并且喜欢将地理和历史乃至于政治、经济、军事结合起来做综合性研究，所谓“史地之学”是也。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有这样两本：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今人则有饶胜文的《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这本历史军事地理著作。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军事地理学研究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也是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对指导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历史军事地理既是历史地理学，也是军事地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 饶胜文的基本观点如下——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保持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2 就关中这个角而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四川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入据大巴山之险。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的关中独有的形势使其成为13朝古都所在地，司马迁的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对他之前的历史趋势做了总结；在司马迁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历史的演变仍在证明着这个观点的有效。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关中地区开发较早，人烟稠密。自周人营关中以来。其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秦汉时期流行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西汉时，关陇六郡良家子以材力为官，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北朝后期，关陇军事贵族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是关中历史地位的社会基础。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王朝为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势必加强关中及其与外部交通的营建。畅通的交通对于关中经济又能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总之，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是为关中战略上的优势；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是为关中经济上的优势；人烟稠密，民尚耕战，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 3 饶胜文还讲了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关中四塞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即永济，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这个侧门找到机会以打开局面。 第二，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及潼关，自东南一入武关。便可径至蓝田，下临长安。且武关距长安道远，有紧急情况，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关中，也多取道武关。尽管汉中与关中的通道还有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但这三条通道都极尽深险，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通行。所以处于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的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的散关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萧关所在的陇山为关中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虽有渭河、泾河切成的河谷低地，但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一失，则西北势力取道泾州（今甘肃泾川），下趋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第三，关中与西北的关系。关中西面是陇山高地，陇山以西，有陇西地区，历史上或称陇右，自陇西由渭水河谷下关中、由西汉水河谷下汉中，由白龙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势。陇西再往西，祁连山以北、黄河以西，有河西地区，大体包括今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南，还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势都高于陇西；在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还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关中西北的这种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也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4 饶胜文将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模式称作“关中模式”，说：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饶胜文强调说：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 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5 我觉得“态势”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必须有与关中相配合的力量才能发挥出关中的“态势”。武王克商的前提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秦统一天下的前提是司马错伐蜀；刘邦则是反过来，先据巴蜀，再取关中，与秦相反，其实一样；隋唐都是在统一北方后才统一天下的。这说明，单有关中并不足以取天下。现代也是一样，单有陕甘宁边区肯定不行，就是加上晋冀鲁豫、中原、山东、苏北等根据地或解放区还是不行，必须等到占领东北，陕北的“态势”才能发挥出来。 6 然而，自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关中地位始渐衰落，原因何在呢？饶胜文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重心的变化。在秦汉时期，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尚能大致重叠，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首翘。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在《禹贡》中被称作是“厥田下下”的杨州，到东晋时已成繁荣富裕之地。到隋唐时，东南财赋已为关中所倚重。与之相对应的是，北方经济因战乱频仍而有所倒退。 两汉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动荡对关中经济破坏很大。隋唐统治基础扩大后，作为政治重心的长安物资需求也急剧扩大，仅靠关中地区早已不能保障供给，必须靠东部地区转输以保障供给。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唐代，漕运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东部地区转输关中，飞刍挽粟，逆黄河西上，经砥柱天险（潼关附近黄河拐弯处），再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自唐中期以后，中原地区又很不稳定，这条转输线屡被阻断，一旦转输线被阻断，关中的供给便很成问题。 其次，关中地位的衰落跟关陇集团的衰落也有很大的关系。隋、唐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曾致力于打击门阀士族，特别是唐代，关陇集团受到沉重打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东地区一种新的势力的崛起。安禄山戍范阳，士马精强为天下最。安禄山的叛乱虽被平息，其归降的部将却摇身而为河北藩镇，唐廷不能制。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河北藩镇最为嚣张。史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唐中后期重用蕃将，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这些蕃将拥兵自重，骄悍难制。继唐之后的五代政权的兴衰都与这种势力有关。 第三，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唐以后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自河北而来。河北一带国防压力增大，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经济和军事重心都已东移，政治重心仍集于关中，自有不相适应的地方。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因素，中国政治重心遂渐渐东移，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的相对衰落。 7 那么，一千多年过去了，关中还有可能重振雄风吗？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关中走出千年之衰并非没有可能，尤其是复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的提出，更为关中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显然，复兴中华文明绝不是要复兴宋元明清时期已经衰落了的那个中华文明，而是要复兴周秦汉唐时期那个生机蓬勃的中华文明，而周秦汉唐都是崛起于关中的，其成败利钝当然不可不好好研究。所有这些都为现代关学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当然也为现代关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千载良机，关心关学命运者当然应该抓住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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