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记忆深处/袁清贤

 运河儿女 2021-08-20

 


从我有记忆开始,“聪明”一词,常常从身边的人口中发出,算是对我的奖赏。为了它,我曾经笑过,哭过,沉默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就像七八十年代的老电影,黑白分明地、颤颤巍巍地在我的脑海中闪过。

我的生日是在下半年,八岁才开始上学。那时村里的学校还没有单独的幼儿园,只记得小一点的孩子坐在正式一年级学生的旁边。后来知道,这叫复式班。我是直接上一年级的。记忆中,六七岁的时候,因我家离小学不远,好奇的我常常站在门外听老师上课。有一次,上课的老师突然叫我将黑板上的生词读一遍。我居然一个不误地读了出来。其中,有一个词语:水稻。四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得。接下来,老师夸奖一番。
真正上学之后,我并没有老师所说的聪明。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为什么我那时那么地好哭。一个男孩子的尊严,在哭声中被击碎。大致的原因是,老师讲的我听不懂。我没有上幼儿园,这中间恐怕有脱节。没有人给我解释,直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每天下午放学时,完成作业的同学一个个地离开。校园里,只留下我一个人的哭声,无助的哭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了勤奋。没有人告诉我要努力,我只是本能地不想失去我可怜的自尊。我不想,一个学校里只留下一个人。
我开始拼命地看书、读书,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读。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地才算是好好学习。我只是默默地勤奋。学过的词语、课文,我要反复地阅读,在完成老师的基础上,还自己给自己布置任务。未学的下一课,我会提前抄写生字词几遍、朗读课文几遍。后来,我才知道,这叫预习。这种自发式上进,很快让我从困境中走出。我尝到了勤奋的甜果。校园内不再听到一个男孩近似悲壮的哭声。
从二年级开始,我开始收获别人的夸奖。每次考试,我基本满分。家里堂屋的泥墙上开始张贴我的奖状。父母只知道偷着乐,两个哥哥只知道羡慕,甚至嫉妒,他们不知道我为此付出的泪水和汗水。我重复着每一天的努力。我开始享受着老师和同学的夸奖。我突然感觉自己怎么这么了不起。我开始膨胀。每学期的学习成绩报告书上,不同年级的班主任都会留下“戒掉骄傲的毛病”之类的劝告。成功之后必然有蜕变。这是规律。向善,还是向恶,对一个人成长,尤为重要。我清楚这一点。我在调整我自己。
我在写作上,有点喜爱。农村的孩子,提到写作文,都感到头疼。我对于作文的兴趣,还是要感谢老师的。教语文的杨老师,是一个民办教师。他教我们作文时,通常布置一个题目,简简单单地说一下写法,然后就让我们动笔。这时候,我的表现常常是突出的。我会很快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一篇文章来。一直在我桌旁转来转去的杨老师,会很快拿起我的初稿,在班上大声朗读。“你们说他写的好不好?”······“鼓掌!”我幼小的灵魂开始飘忽了。有的时候,我刚写下一段,他就拿起来读了。现在看来,其实是在害我。我当时才十一二岁,怎经得起这样的高抬?记得有一次,他这样评讲我的作文:
我们习惯说法是:小朋友,你好!而他的说法是:你好,小朋友!这样写法好,为他鼓掌!
我当时是晕晕的,但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好在哪里?
我是一个特别调皮的男孩,因为“成绩好”这个光环,大家都在容忍着,包括老师。记得上五年级时的一个中午,我们有十来个男生,去学校东南边的一个荒坟去玩。坟墓一个靠一个,我们一点不害怕。我们发现了许多野葱。于是,我们拔了许多野葱,收获满满地回到教室。杨老师来了,发现了。他让我们一条直线站立,训斥说:“这野葱好,是吧?今天把它吃下去,然后才准上班!”对我喊到:“你过来······他学习成绩好,有资格玩,你们没有······所以他先上班!”接下来,十几个男同学哭着吃了很多野葱后才让上班。我当时很得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杨老师的做法欠妥。野蛮与纵容,在一件事上,表现得如此赤裸。
从二年级开始,就有同学送零食“孝敬”我。理由很简单:遇到不会的题目,我讲给他们听,有的时候,将我的作业本直接拿过去。贫穷的家庭,却在享受不贫穷的待遇。记得一次考试,坐在前面一个姓唐的同学,叫我将数学试卷中的应用题列式写给他。卷子一发下来,我快速将几条应用题列式写在纸条上,扔给他。交换条件当然是买零食。但我在自己仔细推敲题目后,发现写给他的答案有错误。但是,考场上又不好说。算了,将计就计。零食照样笑纳。一个人的堕落,其实很容易。

因为学习成绩好,所以我一直担任班干部。但我生性顽皮,不是做干部的料。这让班主任们伤透脑筋。成绩报告单中,“你如果自律一点,会更出色”一类的话,我其实很懂。上初一的时候,一个姓黄的女生,向班主任黄老师报告,说我欺负她。其实,就是我用手指掐了她的手指。我至今都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以至于黄老师呵斥我和她去办公室。刚到门口,“啪”的一声,打得我眼冒金星。黄老师手中的鸡毛掸上的鸡毛在乱飞,飞得让我愤怒。“为什么打我?”“因为你是班长!”“是班长,就应该被冤枉吗?”不知哪来的胆,居然和班主任吼上了。不知哪来的定律,只要是男女同学吵架,肯定是男孩子的不是。女孩子的眼泪天生值钱。经过一番了解,黄老师也意识到判断的失误。但不管怎么安慰,我始终记着我受的痛。
教我们初一英语的是一个姓居的男老师,体型偏瘦,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很斯文的样子,喜欢抽带香头的烟。每次,居老师抽着烟,从教室外走廊经过的时候,都会飘来一阵香气。居老师上课经常不带书。他从第一排的学生手中,拿过书,领着我们读一会儿单词、课文。他讲的很少,接着就让我们自己背书。他伏在讲台上,用书挡着脸,有时候居然睡着了,发出鼾声,前排的学生笑出声来。居老师醒了,继续摆摆手,让我们继续读书、背书。鼾声又起。居老师从来不布置作业。
初一下学期,上级领导来学校进行期中督导。其中,有个环节,就是进行阶段抽测。我们班考了一份英语试卷。据老师说,全班几十个学生,只有一个人及格,考了八十分。这个学生就是我。说实话,我当时答卷时,也像是在云雾里穿梭。居老师的教学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恐怕是他后来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到上初二的那年冬天,居老师抛下妻子孩子,一走了之。据说主要原因,是欠下了一大笔赌债。难怪他上课的时候会打呼噜。其实,他不仅欠下赌债,也耽误了一批批求学的孩子。我只记得,到初二上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脑子里的单词不超过五十个。他的出走,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幸运。似乎有点刻薄。
接管我们班英语的是从外地调来的聂老师。聂老师人长的清秀,课上的也好。我只记得他备课很认真,讲台上放着厚厚的一叠纸,一种信纸。他讲课时,喜欢在黑板上画一些与教学有关的图片,设置情境。上他的课,是享受。只可惜,我们基础太差。课堂气氛沉闷。他喜欢提问,常常是我一个人举手。我常常看到,聂老师在不自觉地叹息。
上初三的时候,我转到了另外一个学校。我遇到了一批优秀的老师,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一点也不夸张。
赵老师教我们英语。赵老师人高马大,性格直率。就是前面的基础,到中考的时候,一百分的试卷,我考了九十八点五。简直是奇迹!赵老师的工作精神,永生难忘。我记得大复习的时候,赵老师每天晚上加班刻印试卷。保证每课出两份试卷,将所有的知识点都涵盖其中。用他的话说:进行地毯式复习,不会的,重点强记。
赵老师是个肯吃苦的人。他教我们英语的时候,家里还种了不少地。大忙时节,他常常是从农田里赶来,卷着裤腿,穿着一双黄球鞋,鞋帮上尽是泥。袜子都没穿。我看到了一个民办教师生活的不易。赵老师叫我们回答问题时,喜欢不叫全名,叫后两字。我们印象很深。班上有个叫杨春华的漂亮女生。赵老师总是这样叫:春华,你来答答瞧!于是,男生宿舍里:“春华,你来答答瞧!”一个接着一个。呵呵!
我是要感谢赵老师的。一辈子。

考上中师,对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子来说,算是一条让人兴奋的新闻。那个年代,考上中师,就意味着跳出了农门,一辈子吃上国家饭了。可是,后来当我发现所上的学校是在本地的小城。新生开学典礼上,校长郑重宣布:你们哪里来还要到哪里去,农村的孩子需要你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对一心要到外面的大世界闯荡的我来说,打击是残酷的。不止一个同学有同感:准备翱翔的翅膀被无情地折断。
无奈地面对现实。尽管不收学杂费,每个月有发下来的饭票、菜票,三年的中师生活,我仍然很艰难。主要原因是,父亲借资买了一台制砖机,结果经营不善,亏了一大笔。我当时只有十几岁,但能感觉到家里窘迫的气氛。所以,父亲给我的零用钱,我一般不拿。我年迈的祖父,一辈子做锡匠,有点积攒,每星期给我五元钱。我是在祖父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
虽然经济拮据,但我很活跃。我做了三年的文娱委员。班级的许多活动,朗诵、合唱、乐队合奏、集体舞等,我都要参与策划或表演。我并不出众的能力,应该是在那个时期得到一点孕育的。可苦恼的是,每一次参加活动,我都要忙着和别人借衣服。记得学校三年三届运动会,我做了两次广播员。有的同学认为我很风光,其实我心里很苦:全身上下都是借来的衣服。穿着别人的衣服,在众目睽睽的主席台坐上三天。那种滋味,没有人能体验:不是风光,是煎熬。
我身上的很多衣服,都是二哥穿过的。他个子接近一米八,而我不到一米七。穿着效果可想而知。记得那年,去无锡参加省中师生声乐大赛,同学们很羡慕,可演出服装让我犯了愁。后来,没办法,还是穿着二哥九成新的套装去参赛。因为尺寸太大,当时拍的略显滑稽的活动照片,还藏在我的影集里。不忍再看。
不知哪个亲戚送给父亲一双四十二码黄牛皮鞋,父亲让给我穿。我的脚只有三十九码。我在鞋里放了很多旧棉絮,穿着它在师范的校园里度过了三个冬天。九一年,那年的冬天,下大雪,特别的冷。我的手和脚都被冻破了。晚上洗脚的时候,袜子和肉黏在一起了。因为只有一床被子,夜里常常被冻醒,小腿抽筋。室友们正在梦乡,我疼得咬牙切齿,又不敢出声。近三十年过去了,那种痛还记忆犹新。穷学生的日子,确实不好受。
所以,有朋友半开玩笑地问我上中师时的情感生活,我哈哈大笑:谁愿意和一个穷鬼谈恋爱呢。接近毕业的时候,班主任李老师到宿舍试探性地问我:想不想保送上大学?我哈哈大笑:你看我三年中师,这么撑着,还能去上大学?李老师一走,我竟一个人莫名地偷偷地哭了一回。

时光匆匆。
香港回归那年,我结了婚。次年,生女。
二零零四年,我在城里买了房。
二零一一年,我又买了车。车子刚回来的那阵子,我如在梦境,接连几天失眠。曾经为饭菜票犯愁,曾经被冻得手脚都破,如今开上了车······往事一幕幕,潮水般涌流。
一家人坐进车里,外面飘起了雪花。雨刮器在不停地刮,似乎刮去了往日经受的冷与痛。音乐声响起。我最喜欢孙悦唱的“祝你平安”,一遍又一遍······

作者简介:袁清贤,笔名江河,江苏高邮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作品散见于《师范教育研究》《江苏教育报》《扬州晚报》《扬州文艺创作研究》《高邮日报》《珠湖》《汪迷部落》《高邮教育》等报刊杂志、公众号。


主编微信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