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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脉络

 大吕 2021-08-20

一天一词,用了六个多月时间,沿着宋词发展轨迹,抄了宋词主要作家的词作,今天回顾疏理下宋词的脉络。

宋词沿袭唐五代的词由小苗长成大树。

词始于宴乐(燕乐),就是在酒席上侑酒歌唱的歌词,始于唐代。发展到宋初,词的体裁偏窄,风格纤丽雕琢、猥俗浮艳(之前,冯延巳、李后主等人的词作略开大气象,然而,继之者少),宋初就有人尝试改变词风,扩大其表现范围。王禹偁、寇准、潘阆、林逋等,都做了尝试,但多是清丽的小令,且数量不多,影响不大。范仲淹也做过几首词,气魄很大,但数量太少。晏殊、欧阳修着意于词的创作,有意摆脱晚唐五代卑弱浮艳习气,延续五代著名词人冯延巳的风格,被世人所接受,尤其是欧阳修,主导诗文革新,较之晏殊有更多开拓性贡献,其词风爽朗清丽,题材更宽,述怀、咏史、描绘自然景物都有佳构。同时,张先、晏几道等,也在“竞变新声”,为词发展积累着变的因素。

当他们都在努力时,一个浪子穿行花陌柳巷,创制了大量新声。这就是柳永。柳永的词主是为妓女而写,较多地描写了真实的生活,更多地创制新词牌,且多是慢词,又丰富了表现手法。赋比兴都用,更多地用赋,层层铺叙,尽情渲染,以致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柳永更偏向俗艳一路,还不入文人法眼。苏东坡出现,以诗为词。词出自歌宴,带着些色情的成份,从唐代到宋末很多词人都做了大量这样的词,苏东坡反对“闺门媟亵之语”,以诗为词,其实就是将“诗言志”及“诗教”的儒家传统引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他扩大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末年,刘辰翁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从单纯的抒情到叙事、说理,苏东坡将词发挥为无所不用的文体,词成为抒情达意甚至政治辩论的媒介,词已是奇观,也获得了尊严。

无论是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还是贺铸等人,都无形中受到苏东坡影响,但这影响只是对词的开拓上,并不是风格及审美上,这些人都各有追求,各有千秋,形成自己的词风。

然而,苏东坡以诗为词,对词的创作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让词的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湮没其特性。李清照批评苏东坡的词是:“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指出其问题是:“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宫、商、角、徵、羽),又分五声(唇、舌、齿、牙、喉),又分六律(六阳律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阴律是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又分清浊轻重。”

反者,道之动。在苏东坡影响巨大之时,不只是李清照,更有很多人注意到音律的问题。周邦彦对音律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只是解决苏东坡音乐上的问题,更在词的意象上有所突破,以致于后人觉得他的词可以和唐代杜甫的诗相媲美。然而,他也有可指摘处,一是题材上狭窄,二是又入“闺门媟亵之语”,我所读到的最流氓的词,就是他的。如果按照儒家传统来说,周邦彦很多词都是不合规矩的。但周邦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北宋在周邦彦辈优雅的词曲声中,走到了尽头。靖康之变,不只是北宋王朝的灭亡,也是新词新风格崛起。李清照作为一个女词人,天纵英姿,没有男人世界的龌龊,自少时写的词如“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就有一种清丽。到北宋亡国之后,便从个人的生活,转入国家之恨,写了大量既有个人感受,又有时代意义的诗词,其词无论从意象上,还是从格律上,都是上乘之作。“千古第一才女”称号诚不诬也!

同时,像朱敦儒、陈与义等,也从年少轻狂中走了出来,从纵情诗酒转向对国家民族大事的思考,写了很多伤怀故国、渴望收复的爱国词。

饱受乱离之苦,又有少年意气,一心恢复中原的张元干、张孝祥等人的词成为那个时代最强音,他们凭一腔热血,以词为武器,抒发抗争精神,塑造着超人一样的人格。我最喜欢的是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中,“肝胆皆冰雪”的人品,“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的气度,都让我观为观止。

另一方面,南北议和,宋室称侄,称臣,也暂时带来了偏安,文人们也就有了无奈,享受山水,这其中,中兴四诗人之范成大、杨万里(更多成就在诗上),把田园风味写得十足。(另外一个尤袤诗词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在人看不到了,故不再议论)同是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在诗歌上成为中国流传下来诗歌最多的诗人(古代乾隆皇帝存诗最多,但其诗写得不好,不算数),也兼填词,追踪苏东坡,继承张元干、张孝祥,抒写慷慨悲凉的爱国情思。

在前人爱国词基础上,在吸取前人词创作的得失教训之后,辛弃疾横空出世,把极强的生命力注入词中,使词达到了最伟大的高峰,无论是写古人,还是写景物,还是写个人经历,都承继了苏东坡的豪放词风,又在形式、格律、语言上大胆创新,拓展题材与意境,刚柔相济,纵横捭阖,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不只是以诗为词,更以文为词,使词达到了无话不能说,无情不可道的境界。

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继承之,但是他们都没有达到辛弃疾的境界,反而陷入粗疏。姜䕫针对其粗疏一点,学习周邦彦,开创另一种词风。这种词风,讲究章法、音律,追求完美的蕴蓄的意趣,更倾向于艺术的完美,却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之后,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都远绍周邦彦,近师姜䕫,在词的艺术上下足工夫。再往后,蒋捷突破当时的风气,成为宋末词坛最耀眼的词人,在表现方法、语言上,多有独到之处,往往大胆尝试,不受拘束,其词自由奔放,近于辛弃疾,清劲含蓄,近于姜䕫。

宋亡前后,除了无可奈何的叹息,还有战斗的声音,这就是文天祥等人的词,以战事、气节为题材,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坚毅为内核,以坚守道德为最高价值,用热血丹心谱写最悲壮的词作。

  此外,沦于北方的文人,如赵秉文等,把无奈沦于异邦,思归不得,留守不安的心态著于词作,更有像元好问之类的辽金文化人接受中原文化,创制了很多美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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