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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对的教改之上，还有个绝对的教育规律——对深中八年教改的回顾与思考 薛安康 2014-11-09 王铮校长走了，回北大附中当他的校长去了，深中还要继续前进。当年毛泽东同志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天我们正有必要看看王铮同志给深中带来了什么，他走后给深中留下些什么，目的正是为了让深中的路子走得更顺畅些。在咱们这个大环境下，要说真话实在不容易，然而真话还是有必要说的。所以，由我这个光荣退休的老教师来说说真话，也许比在职在岗的人员要少些顾虑。我是“铮哥”八年改革的见证人（只是“之一”），也是常常为深中命运而忧虑的思考者，为“旧王”送行，为“新王”执政做个参考，义不容辞。 一、09年中考录取分的警告 要评价一所学校“改革”的成败得失，首先不能只看媒体的“报道”，众所周知现在的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你给钱买个版面，什么好话大话都可以登出来。这“好坏”也不能由校方说了算，因为有“王婆卖瓜”之嫌。至于教工，他们也许会有“习惯思维”。而学生缺的就是经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判断能力。所以尽管在网上学生们把深中称为“天堂”（学生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并不能证明深中的学生到高三就不会进“地狱”——欠下的学习债在高考前要偿还，学科知识要恶补！如此看来，比较可靠的评价学校“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之一就只能是家长的满意度。因为家长们是学校“改革”的旁观者（旁观者清），更是学校“改革”结果的承受者——他们唯一的子女就交给了学校。家长对子女的关心一般来说远胜于对他们自己的关心（这也是“中国特色”），他们也曾是学生，他们看到邻居同事朋友亲戚的孩子进其他学校后的变化，他们会经常把自己的孩子进深中后的变化与别人的孩子比较（横向），和自己孩子当初在初中的时候（的情况）比较（纵向）。 如以家长的满意度这个标准来评价这八年来深中的“改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家长的不满意率在急剧上升——原先开个家长会，每个班主任都是驾轻就熟，对家长说起他们孩子的在校状况时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可如今要开家长会，“导师”们心中无数，学校事先还要临时开“防火会议”交代平息家长怒火的“注意事项”。导师有职无权，很多导师早已不教自己所“导”的学生，而学生的“走课”又让导师根本无法找到所“导”的学生，所以无法向家长准确地汇报学生情况，其结果是家长往往在家长会时集体要找校长去“论理”！ 家长会上家长的不满是种社会评价的缩影，而2009年中考录取成绩一见报，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南方都市报》是广东有名的大报，它在头版上的粗体黑字是：中考录取分，深外670；实验664；深中654——史无前例！深圳中学这所深圳市唯一的省重点学校中考录取分竟然跌到了全市第三！讲“历史”，深中原先每年的中考录取分都要超出实验中学十来分，当然也高于外语学校近十分！而外语学校，本就是深中这只“优质鸡”下的一只“金蛋”——外语学校的创始人就是深中的教务主任，他们的首届两个班就办在深中校园内！ 我们可以设想北大清华的高考录取分如果跌到其他名校之下会在中国引起什么样的反响。这样的事在深中身上发生，只能说明很多优秀的学生不报考深中，深中的社会声誉在下降，社会民意对“王铮式的改革模式”投了不信任票。 二、深中学生的“生态”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当然是衡量深中这八年“改革”的一面很能说明问题的“镜子”。我现在就来描述一下深中学生的“生态”。 在王铮校长的心目中，学生是学校“改革”的依靠对象，是主力。所以，他可以与学生彻夜长谈，可以在流行音乐会上看着学生“颓废”。他让学生会、学长团两大组织权倾一时，人丁兴旺。他还任命学生担任“校长助理”，那“校长助理”真是有职有权，可以列席校方的相关会议，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他让每三个班合成一个“单元”，还以学生为主，设“单元主席”，搞“单元内阁”（在全世界范围内，正规的做法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内阁）。在深中，学生的各类组织俨然是个小社会。 然而，学生组织，“事儿”也越多。学生会组织机构庞大，主席、副主席（好几个）干事一大帮，贴出的“任职名单”一长串，会议多，活动更多。学长团则是从组织学生“军训”到培养“干部”，从每次“心智训练”到“换届选举”，大大小小的事全做，俨然是“师傅”（指老生）带“徒弟”（指新生）。这两大组织也常常为了些琐事而闹矛盾（其实就是权力之争），王铮有次就是专门开会给这两大组织搞“协调工作”。这两大组织“红红火火”，可传统意义上的共青团各级组织呢？名义上是有的，实际上作用已经不大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我本人不否认这些组织的活动有利于提升部分学生的社会意识，但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的活动总体上处在没有控制的状态下，活动过多，部分学生干部“官瘾”太大，功利感太强。有人在上文化课时心还放在“公务”上。我本人在语文组走课制中就遇到过这样的“官儿”：上课迟到十分钟，进教室时还大言不惭“我是因为开会商量工作才……”，坐上桌位后还要用手机发信息（继续商量“公务”）。真不知他的身份是个“官儿”还是个学生了！ 新生入学时的情况很“耐人寻味”。他们最感兴趣的，往往不是什么新班级（“班级”已淡化到几乎不存在了），也不是什么新课程，新老师，而是各类社团各种组织的“招新”。那些社团的广告花花绿绿贴得学生饭堂、教学楼旁满堵墙都是。很多新生就禁不起诱惑，一下子报了多几个社团，有的还当上了这类那类的“干事”。结果是，一学期下来，活动搞得精疲力尽，收获寥寥（没老师指导），文化学习的债却欠了一屁股。而说到“诱惑”，还远不止于参加活动过多，在“情感”“交往”（恕我不便说得更露骨）等方面的“体验”更是诱倒了大批人！所以我早在五年多前就大声疾呼“深中给了你太多的诱惑，但就是不告诉你什么最重要”。这话一届届传下来，成了校内的“名言警句”。针对学生组织中“官瘾”很大的现象，我还强调过：没有社会活动意识的学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生；但只想搞社会活动，不想搞文化学习的人，已经不是学生了。深中，确有一批学生已经不像学生。 由于学生过于热衷搞各类活动，经常习惯性地忽略或轻视文化知识学习，所以，每届的高三学生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欠下的文化知识“债务”过多，连很多基础知识都还要从头开始学。连续多年，绝大多数学生都经历过以“幸福”（少压力）到“痛苦”（要恶补）的过程。王铮强调“高一高二可以不用去考虑高三”（这是原话），可高三还是要降临到所有学生头上！所以，经历过两年“洗礼”的学生一进深中西校区（我把它戏称为“深中研究生院”），恍然大悟后就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心情。一位高三的学生在网上留言：“8月份这一个月的学习，终于让我明确了高中学习是怎么回事（他以前一直不'明确’），现在的学习是既痛苦又有效率（原先是快乐而影响效率的）。”正由于王铮校长“改革”模式下高一高二与高三的方向都不一致，所以有为刚考完高考的学姐才全校集会上真诚地告诫学弟学妹：希望大家在各类活动上不要投入太多的经历，这样，高三才会学习得不那么痛苦。 还要强调的是，深中高中生他们本身是无辜的，他们之所以在深中会迷失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王铮的培养学生的理念所起的作用。王铮强调深中的学生要“个性鲜明”，然而只要“个性鲜明”却缺乏“共性”培养的结果是：学生很多只想张扬个性，缺乏外部约束。其结果就是迟到缺课乃至旷课现象严重——从高一到高二，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曾有个学生旷课超过百节！“处理”的结果却是只给了个“姗姗来迟”的“警告”，而且在校方宣布处理“决定”时那个学生居然不到场！还有学生会穿着打扮像“上班一族”，一点都不像学生，引起了老师的善意提醒。那学生转身去找校长“评理”，王铮给那学生的一句话是“爱穿什么（衣服）是你的自由”。 要点评一下王铮要求下的深中高中生的总体素质，我们可以用“缺少养成教育”、“缺乏基础训练”这样的词儿。但我以为最合适的词儿就是“原生态”——自我“教育”，自主“发展”的结果就是他们普遍缺乏教师给他们的严格训练，他们缺少提升自我的机会，只是在重复自己。而重复自己的结果也就是容易自我满足。自我满足就会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深中的教师都有这种切身体会，即王铮来了之后，学生普遍不尊重教师。师道尊严，在深中没有市场！ 尤为没法解释的就是现在已是高二的那届学生（2008级）的“高一年级走课制”——就那么些固定的课程，固定的教师，非要学生进行“走课”，弄得学生一下课就匆匆忙忙爬楼梯要去其他教室上别的课程。一年下来，“班级”成了无形的东西，连个固定的“窝儿”也没有，心也走散了。要说那届在高一要“走课”的理由：无非就是校长意志，或者就是为了练习爬楼梯！ 我要再次强调，我在这里评价深中的高中学生，绝无恶意。我深知学生本来的可塑性。然而靠学生“自我发展”也就是雕塑意义上的“自我雕塑”（雕塑理应是由别人来进行的）。缺乏养成教育的深中学生，体会不到深中老师们的深厚内涵，最终最大的受损者正是学生自身！“原生态”——怎么来还怎么走，是相当一部分深中学生的写照！ 三、深中教工的心态 如按教育规律办事，教师是教育方面的“主导”，是“灵魂工程师”，是教育学生的“工作母机”。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更是强调“员工第一”，非常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使用。深中的老师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应该是深中最值得自豪的根本。事实上，我也可以证明教师价值的最大化就是学生获益的最大化。数理化竞赛，深中选手获奖累累，你问那些选手成绩是怎么来的，他们会懂得——没有教师，没有“教练”，他们连什么是竞赛都不懂，连门也摸不到！艺术团队、体育尖子获奖多多，那些选手也懂得没有教师，没有“导演”、“教练”，他们也到不了那种境界！然而，在王铮校长眼里，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变成了“干活拿钱”的劳动力——这“干活拿钱”还是他一字一顿地说出口的。把教师从圣坛上“拿下”，贬成了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体现了他本人轻视教工的心态。王铮很少与教工谈心，更说不上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王铮以为自己比所有的教工都高明，他决定了的，可以不顾全校教工的反对还要硬着头皮去做。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那场“工作量定额之争”。 原来，教工每人教三个班（每班40人），每周十二节课，就算满工作量。可王铮非要让每个教工教四个班，每班改成30人的小班！我们都知道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30人一班与40人一班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对学生来说毫无利弊可言，然而教师的工作量却要从每周12节增加到每周16节，而且校方给不了新增劳动量的报酬！在那场“工作量定额之争”中，深中教工团结一致，据理力争，王铮除了用权力去和大家PK之外，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 由于校长一再与教工群体想不到一起去，深中教师们也就懒得再向校长提意见，连教工代表大会这样的民主会议，这几年来也很少召开。教师们在“走课制”下，有的连休息办公的场所也没有（教室要让给其他人上课，办公室曾经一度取消后来又恢复）。导师（多年没了班主任）既无职责给学生记考勤，也无资格开“班会”（班会由辅导中心统一开），在走课制下，高二的很多导师既不知道学生选课去了哪里上课，更排不上时间与学生“见面谈心”，其结果是“导”与“不导”已没多大区别！ 总体说来，深中教工的心态是从期望到失望，从抗争到无奈，最后，只能凭良心办事，上好自己的课算了。在学校“改革”大计中，没了他们的声音，在学生的诸多活动中，没了教工们的身影。至于高三教师，则常年处在紧张的帮学生恶补学习欠账的“奋斗”状态中。王铮这几年的一条新规定就是：教起始年级的，一定几年不变；教高三毕业班的，也是一定几年不变！真不知道这规定有什么内涵是符合教学规律的，教师们对此也只能被动接受！ 四、王铮理念上的误区 毫无疑问，王铮校长在深中执政八年，这“八年抗战”是有明显结果的，那就是，旧的办学体制几乎全部废除。然而，“新”的东西却还很不成形。让深中这所学校得以运转的，是老师们凭良心在上课！如果没有这条支撑着，这个学校将“校不成校”了。 实践中的问题来自于理念上的误区，现在我就来议议王铮理念上的误区（这是逻辑原点）。 首要一条误区：轻视教师，过分倚重学生。 王铮的“学生治校”模式，让教师中的大多数人成了各类活动的旁观者与无关者。这个误区影响较大！他让学生组织权力过大，人员庞杂。他要求学生“个性鲜明”，但学生的共性培养却明显缺失。他要求学生拥有“领袖气质”，然而真正的“领袖”只能少而又少。人人想当“领袖”势必引起混乱无序。他相信学生的“自觉”“自治”，然而不要说是中学生，就是成人，就是“公仆们”，他们的“自觉”也是靠不住的。他鼓励学生们自由发挥，然而这造成了学生普遍缺乏“养成教育”的状况，还有很多人在缺乏外部约束的环境下变得自由放任！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强调的是教授治校，可在咱们深中，放着优质的教师资源不用，搞起了学生治校。按深中的这条逻辑，大学生不仅比不上我们深中的高中生，深中的学生们堪比大学教授！真不知这是王铮校长眼里深中学生的超强还是他眼中教师们的弱智了。不过，到了高三，这一切又被颠倒了，高考的压力骤降，学生被打回了原形！ 至于深中的教师们，除了那几名奥赛教练和特长生的辅导老师，就是高三的老师还在起着较大的作用。其他老师常常感到有力无处使，只能自己给自己“减负”。教师们不理解王铮的错事，被动地凭良心“干活”，普遍感到不受尊重！ 一个重点学校，将老师放在一边，过分倚重学生来进行“改革”，合适吗？一个大大的问号悬在天上！ 误区之二：理念过于理想化，改革没有延续性。 王铮校长的单元制、走课制本来就非自己的“独创”，而是将芬兰与美国的中学体制引到深中来的。人们不禁要联想到：地广人稀的芬兰不能等同于人口密集的中国，美国的中学生有没有像中国大陆这么激烈的高考竞争，引进他们的模式会不会“水土不服”。其结果页正如此：旧模式冲垮了，“新”的模式还很不像样子。深中的“传统”没了（连英国老牌的伊顿公学也都保留了一两百年留下的做法），只有不停的“变革”，而且有的“变革”连道理都讲不通。 就以王铮校长在2009年宣布的“新”的“单元改革”来说，经我个人总结，理由有四条—— 一、“单元（制）形同虚设”； 二、“学生会人浮于事”； 三、“学生会的不良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止”； 四、“教师及家长被严重的边缘化”。 以上四条我都用了引号，都是摘录自印发给学生人手一册的“单元改革纲要”。 按上述四条“理由”，则只要有基本判断力的人都可以认定为王铮本人已经基本上否定了他前几年的“改革”。在这种条件下的“进一步改革”，其权威性与合法性又何在？？？ 至于新的“单元改革”的“目标”，则更是充满了乌托邦色彩：每个单元要有自己独立的宿舍、教学设施，独立的图书馆、运动场馆，还可以向国际上派出演出团体！真是不知道资金从何而来，场地从何而来，有无必要这么搞？更不知道中学算在进行基础教育还是算是社会上的专业演出团体！ 由此人们要问：王铮校长的“改革蓝图”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改革”决策者的权威又如何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可？我当时就发过一条信息给他：“王校长啊，这不是小孩'过家家’，您怎么能为了自己新的东西好而把自己多年经营的东西说得一塌糊涂呢？！”王铮照例还是没有回信——不予置理。许多深中教师的建议就是这样没有回音！所以不要说教师了，就是学生也不满意了——曾经每个班派出四分之一的民意代表要与王铮对话，王铮的做法就是在“对话会议”上当众驳回学生的质疑。那位叫阳雨皓的女生（学生代表之一），就是质疑被驳回而含泪当众离席的！ 误区之三——最坦白地说这就是改革违背教育教学规律。 高中教育也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当然是应该以文化学习为主，任何活动不能凌驾文化学习这个基本任务。这个问题，王铮是不明确的，每届的高三学生都比他懂这个道理。 学生需要外部制约，需要进行“养成教育”，而外部制约与“养成教育”的执行者主要应该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这些，王铮也在反其道而行之。 学生是要有个性，但这个个性必需服从更高意义上的共性，不能将个性凌驾于共性之上，王铮的看法是相反的。其实，他应该看看人家日本学校的“三十人三十一条腿”的比赛，想想中国人历史上被列强称为“一盘散沙”的教训，而不应该让学生率性而为不顾他人。 王铮要求深中的学生要有“领袖气质”，然而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哪怕是如今的学生“领袖”）今后的出路也还是当好一名“普通人”——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的台词表明，海峡对岸的家长正是如此要求孩子的，全世界的基础教育也正是基于这个目的。 “王铮式改革”下的高一高二与高三毕业生的方向都不一致，有的正好是“对着来”的，而按教学规律，打好基础很重要，三个年级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王铮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深中的老师都知道深中陷入了一个怪圈——只要高三高考成绩最终过得去，王铮就会进一步在高一高二任情任性地搞他的“试验”；而这些“试验”正在一步一步地加剧高三学生与高三老师的痛苦指数。于是，王铮放火，高三救火就形成了一次次恶性循环！然而，只要某次高三救不了火，考砸了，深中的社会名声扫地，一切也都完了！ 至于校长、教师与学生三者的关系，打个比方，最好是如下模式：校长当“编剧”，当然应该编的是正剧而不该是荒诞剧，剧本创作也应该是符合戏剧规律而不是随时“跟着感觉走”。教师当“导演”，要好好琢磨本子的精髓，按本子的要求导演。学生应该是“演员”——学校的成绩体现在他们身上。然而“演员”有主角，也有配角，还有“跑龙套”的，不能人人都当主角。编剧、导演和演员应该合演一台教育改革大戏。然而深中的三者关系却产生了“异化”——“编剧”常常在改本子，呈一种不定性和随意性，而且“编剧”还常常地把“导演”撇在一边，直接以“教父”身份与“演员”们说戏。“导演”们常常无所适从，当起了打杂卖票的或干脆当起了旁观者。至于“演员”，更是常常自编自导自演，配角不想当，只想当主角。这种角色篡位现象也正是“王铮式改革”的一个特征，是深中“改革”陷入混沌状态的原因之一。 王铮校长走了，他敢想敢为，带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传统教育教学秩序的冲击。王铮还希望他能够给深中留下些不因他的去留而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我认为王铮能够留下来的最大“财富”，就是深中师生的巨大承受力。这是进一步“改革”的最佳条件。什么样的事我们都经历了，害怕新的改革吗？ 当然媒体的宣传可以对他的做法“唱彩叫好”，然而真正关心深中前途的人需要对“王铮模式”给深中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至少要勇于面对现实，要敢于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男孩那样，在大家都罔顾事实时唯有他直言“那皇帝其实没穿衣服”。 深中要继续前进，深化改革，这改革的动力应该是校长教师和学生成为“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对立体”；这改革的最高标准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而是如何更加符合教育教学规律。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雨果在《九三年》里强调的那句话——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个绝对的人道主义。我想说的是：在绝对的教改之上，还有个绝对的教育（教学）规律。 作者简介： 薛安康男语文教师1949年11月9日出生于上海静安区。1963年，从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毕业。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静安区教师进修学校。1989年，转来深圳中学。以学者之素养组织课堂，使之充满深刻的思辨性与浓厚的人文精神，成为深中史上最受欢迎的语文教师之一。曾指导深中辩论队多年，纵横驰骋于国内各种级别比赛，斩获无数，学生们亦因此得到极大锻炼，获益终生。2009年退休，返聘担任深圳中学整体体系语文教师至今，诚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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