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我军共设下五个野战军，分别在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地区执行战略任务，与国民党军进行殊死战斗。其中，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军，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一野”的前身，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946年开始，中央军委便设在延安，而西北野战军最初的重大任务就是保卫延安。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后，西北野战军更是承担起了抵御、反击国军的重任。在两年半的艰苦战斗中，西北野战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勇往直前，以牺牲1.8万余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51万余人，解放了整个大西北，多次以少胜多，为我党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野立下的汗马功劳自然是离不开担任双首长的彭德怀，但也绝对离不开另一个人，那就是贺龙。西野原由抗战时期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展而来，而原晋绥联防军的司令员就是曾任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然而，贺龙不但没有指挥自己的部队战斗在解放战争的前线，反而成为了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主管”。
有关贺龙，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曾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旧社会的军阀中杀出一条血路。早在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中，贺龙就已屡建战功，而后更是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第二十军军长的高职，可以说是当时我党高级将领中成名最早、官名最显、起点最高的人之一。
追随真理、毅然决然加入共产党之后，贺龙便参与领导了我党建军第一枪：南昌起义。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贺龙以坚定的信念和优秀的军事才能在各大重要战役中全力以赴，无论是土地革命、红军长征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贺龙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抗日战争中更是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等。然而，在解放战争中，贺龙却像是“隐退”了一样，前线厮杀的将领中不见他的身影。
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后期贺龙就已淡出前线指挥，甚至他的军旅生涯开始走下坡路，渐渐结束了。在这个说法的角度中，1939年齐会战斗，贺龙以多击少攻打臭名昭著的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却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虽歼灭日军700余人却使剩下的余部得以成功突围，而贺龙本人也因毒气弹而负伤，是场“惨胜”。在这场战役之后，贺龙就于1940年返回晋西北，担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以及军政委员会书记，被认为是“闲职”，不再受重用。其实，这种说法是有不当之处的。
1939年齐会战斗是抗日战争中非常优秀的范例级别的平原歼灭战，而且带着余部突围的吉田最后仍然被追歼至只剩40余人。而贺龙返回晋西北实际上扩大了晋绥根据地的规模，在当地组织军民、部队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行动，达到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目的。
1942年，贺龙不仅担任着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重要职务，更是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不可以说是不被重用。
那么，为什么最后西野的统帅是彭德怀而不是贺龙呢？这既有当时的局势因素，也有贺龙的个人原因。
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47年，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表现之一便是胡宗南大举攻占延安。虽然在此之前我军军委已经在得到内线情报的情况下撤离延安，但中央看到这不失为一个诱敌深入的战机，我军可以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在北部山区创造反攻机会。那么，该由谁来指挥这场战役呢？
按理来说，收复延安的任务理应交给曾任陕甘宁和晋绥地区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然而，贺龙因为在1945年8月受命晋绥野战军的司令员，此时已不在延安。在此情况之下，彭德怀主动请缨“暂时指挥”，而毛泽东在再三思量后，认为彭德怀确实是此战指挥的最佳人选。
虽然指挥人选已经定下，但我军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胡宗南部率几十万兵力来势汹汹，而我方无论从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危急关头，中央看到了贺龙手下的三个纵队。
1946年11月，完成晋绥地区的解放任务后，贺龙手下的晋绥野战军司令部被撤销，原野战军部队被整编为三个纵队。为了收复延安，中央向贺龙要求内调一纵，支援延安战场。
面对中央的要求，贺龙二话不说就把部队交了出去，表示全力支持中央的战略决定。而在这之后的战略反攻阶段，为了抵御国民党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贺龙又应中央要求派出二纵增援。在此过程中，贺龙深明大义，甚至亲自送部队西渡黄河，嘱咐他们听从指挥。
1947年7月末，西北野战军成立，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全权负责西北地区的战事。为了统一兵力，中央再次决定将三纵也划归彭德怀手下，至此，原晋绥野战军的三个部队全部由贺龙亲手送渡黄河，编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统一指挥。
由此，彭德怀真正意义上统帅了整个西野，而这都离不开贺龙深明大义，三次让军。军人最看重的便是兵权，但贺龙虽身为军人，却更看重党的利益、党的前途，为了能夺取最终的胜利，让军对他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可以说如果没有贺龙让军，西北野战军不可能顺利地完整组建。
贺龙不仅对组建西北野战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是在西野战斗中功不可没。如果说彭德怀是直接指挥西野的前线功臣，那么贺龙就是在后方全力支援西野财政、物资乃至上下团结的一号人物，而正是这一点让彭德怀十分感激。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有些人认为贺龙在解放战争中做了“后勤主管”是因为不再受重用，这一说法欠妥。贺龙之所以成为西北野战军的后方保障，正是因为中央对他的无比信任。打仗靠的不仅仅是前线的厮杀，更要确保后方的供应，尤其是在条件艰苦、物资稀缺的大西北。可以说，如果没有贺龙积极组织保障后勤供应，彭德怀也无法在前线放开手脚打。
在彭德怀正式统率西北野战军之后，毛主席亲自找到贺龙，希望他能“把陕甘宁与晋绥领导为统一的后方”。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陕北“在军事、财政、粮食上”都依靠着晋绥。贺龙听了之后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立马开始积极地做起了这方面的工作。
在战前准备工作上，贺龙首先着手财政问题，实现了陕甘宁与晋绥两地区的财政统一，合并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以及财务部、供给部，同时在陕甘宁地区建立可以随打随供的兵站。随后，在粮食问题上，贺龙联系周恩来，向晋冀鲁豫地区紧急调来10万石粮食，同时组织了庞大的运送队伍，确保我方的粮食需求。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贺龙也没闲着。看到武器装备较为落后，有时甚至供应不上，贺龙便着手扩大两地的军工企业生产，确保能有足够的武器弹药补给。而在兵源补充问题上，彭德怀最初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只有三个纵队，面对胡宗南大部队，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
于是，贺龙在自己原先的联防军区加强了兵团建设，分成新老区，加紧动员工作，争取失散兵员归队、群众参军。这样，联防区兵团既可以作为野战军的补充兵源，也可以直接升级成野战兵团。这样一来，到了1949年，西野的兵力已经扩大到了22万人之多，下辖两个兵团六军十八师。毛泽东曾对贺龙的兵源工作大加赞叹道：有战略眼光！
不仅在后勤工作上贺龙尽职尽责地为西野提供保障，更是在彭德怀遭到“顶牛”的时候亲自前往支持，帮助稳固全军上下的团结。
前面已经提到，西北野战军的三个纵队原先都是由贺龙领导的。贺龙虽然对交出军队毫无怨言，但是手下的将领们多多少少总是有些想法在的。虽然贺龙在渡河前就亲自交代将领们一定要服从指挥，但真正到了彭德怀手下，还是产生了一些矛盾。
与贺龙宽和的风格不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是又直又硬，再加上彭德怀打仗比较“急”，有时候会出现越级指挥的情况，有许多将领还没和他磨合好，有的甚至没有坚决执行彭德怀传达的任务。而这样的问题，在西府战役后的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彻底地爆发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大发雷霆，指责廖汉生负责的纵队在战役中耽误时间走错了路，而这其实是因为当时彭德怀越级指挥的缘故。廖汉生本就心中不服气，在会议上又误听成说是“有意”走错路。
彭德怀刚说完话他就拍案而起与之争辩：“你干脆直接取消纵队和旅，直接指挥团算了！我不干了！”而同样是暴脾气的贺炳炎也起来顶撞道：“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一时之间，许多干部都议论纷纷，对彭德怀提起了意见。
特地赶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贺龙本就意图改变军心不团结的情况，见自己的老部下带头“顶牛”，赶忙上前制止，并召集干部们开了一次小会，在肯定前几次战役的成绩的情况下，严厉地批评他们“是骄傲了，听不进指挥了！”并告诉他们“彭总说的话就是命令，没价钱可讲！”
在进行了一番教育后，干部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廖汉生和贺炳炎更是主动去找彭德怀做检讨。令他们意外的是，彭德怀十分欣赏他们直言不讳的性格，也对自己的越级指挥做了自我检讨。
全军上下从此团结一心，曾经拍案而起和彭德怀顶牛的两人，最终也成了彭的得力爱将。可以说，贺龙为军心上下团结也是用心良苦。
彭德怀一直十分感激贺龙对自己和西野军队的大力支持、保障。建国之后，有一个剧组因为要拍一部叫《沙家店》的片子，得到了彭德怀的接见。剧组原定在粮食供应问题上表现贺龙作为“后勤主管”的职责，但彭德怀直言：仅仅是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并且要求剧组要加强描写贺龙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的确，贺龙对于西北野战军的贡献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粮食，更是做了万全的后方保障，不论是物资上还是精神上。
西北野战军的成功，离不开虎将彭德怀的指挥，更离不开贺龙的坚定党性、深明大义。可以说，解放战争中贺龙并不是隐退了，而是做着和奋战前线同样重要、同样光荣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