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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鉴今 贺沛 /// 明清时期厦门湾海防体系的演进 ——从铳城到炮台 明清时期厦门湾的海防格局  厦门湾海防体系图 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此前各民族、地区间彼此隔绝、相对平行的历史状态，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加马、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渐确立，世界从此有了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 明朝的海防是在第一次全球化开启前因防御倭寇而渐次形成的，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明初则更为猖獗，明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沿海防务，筑城置卫、所、巡检司，以防倭于陆，而于外洋设立水寨，以防倭于海。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所属千户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鳌、铜山、玄钟，以防倭寇。” 这里所说卫指挥使司五个中有位于现在厦门湾湾区内的镇海卫，守御千户所十二所中有六鳌、铜山、玄钟等 3 个。为了御倭寇于海上，明廷令沿海各省修造战船，并于沿海港口设置专供水军使用的水寨。 福建沿海的水寨有五座，据《漳州府志》卷二十三《兵纪》亦载“铜山寨旧在井尾澳，洪武间江夏侯周德兴所置五寨之一”，夹注五寨为“烽火、小埕、南日、浯屿、铜山”。  《厦门各炮台大要全图》 此外，明代沿海设司尤多，北起福州府的水澳司，南止漳州府的金石司，共有 40 多个巡检司，其中属厦门湾的有濠门、岛尾、古雷、后葛、井尾、洪淡、金石、东沉赤山等 15 个巡检司。由此，厦门湾在明代就形成了“卫、所、司、水寨”共同防护、互相应援的防御体系，正如嘉靖年间都御史王询所说：“漳、泉为一路，领以参将驻诏安，自南日山至浯屿、铜山、元（玄）钟、走马溪、安防馆，水陆兵皆听节制。” 明后期防务重心不断南移，沿海的迁户所也不断增多。厦门湾在前期已有镇海卫的基础上增加漳州卫，在前期已有陆鳌、铜山、玄钟 3 所的基础上增加南诏千户所。 明朝的海防部署可谓严密，水寨有信地，游兵有汛地，水寨与游兵之间有巡守，水寨之间又有会哨，共同构成沿海的第一道严密防线。第二道防线以卫所与巡检司构成，这是海防史上首次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沿海城堡拱卫着海岸安全，是坚固的最后一道防线。明朝以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统治者这样重视东南海防，这是防务重心南移的有力佐证。  明末清初厦门湾的海防体系 明代军事领域的这一现象表明，晚明中国虽已弊窦丛生，日趋衰落，但中国社会并不僵化保守，固步自封，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依然自信并充满智慧，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关注世界，时常利用世界性资源解决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此后的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与交融或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 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清一代福建海防得到进一步加强。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郑成功与清军在东南沿海的拉锯战，是清初海防史上的要事。因此，海上动用武力较其他省多，且各地区的海防要务各有所侧重。厦门湾防务自九龙江折而西南，经六鳌港、漳江二处，循铜山而南，为诏安港口。而鼓浪屿为当海门之口，与镇海城炮台同为重地。 以铳城为主体的明代闽南海防工程    鸟铳、红夷大炮、佛郎机大炮  明末清初厦门湾的海防体系 乾隆版《海澄县志》，《圭屿》条云：屹立海中，为全漳门户，俗名鸡屿。或云状如龟浮波面，故亦名龟屿。隆庆间，郡丞罗公拱宸置城，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龟负图。後为势豪所毁，远近恨之。万历间，邑侍御周公起元因众议，献金建塔，於阖郡形势为宜。未几亦毁,并昔所构天妃宫、文昌祠、大士阁，具与沧波同逝矣，唯与影浮空，沦涟无际。 《圭屿城》条云：隆庆年间，郡丞罗公拱宸筑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龟负图。未几，为势豪所毁，远近恨之。后，郡分守洪公世俊、推官萧公基、邑令傅公櫆，共兴复焉。有蒋吏部圭屿城设兵，记。今复废。 《圭屿塔》条云：屹立波心，控镇霄汉，经潢池煽殃，纵火焚之竟不能坏，故是神物，然今亦废矣。岂乱靡有定，今异于昔欤，抑兴废有时欤。大约有形终坏，胜概难常。况岩邑门户，溟渤咽喉，何能免沧桑灰劫之叹。但此塔不仅关阖邑形胜，实赖补全郡东北之虚，最宜兴复（在海中）。 《钱屿》条云：在澳头南半里，四面环海。天启二年，红夷为寇，邑令刘斯崍筑铳城其上，与圭屿、木屿相呼应，今城址尚在。 《木屿》条云：与圭屿相望，圭屿居中，钱屿、木屿左右翼之，故皆设城罗兵，然俱先朝往事。 从以上词条所载中可以明确：明朝时圭屿为水上要塞，嘉靖年间（1521-1566年）朝廷在此设立海关，盘验自月港驶往东、西洋的船只。隆庆年间（1566-1572年）建筑城寨庙宇，陈兵其间。万历元年（1573年）周起元建圭屿塔，为港口标志。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的远征舰队曾重兵围攻多次而未取。 鼓浪屿在天启二年则因“红夷驾巨舰攻围”，设置铳城一座，置戍兵一营。福建巡抚南居益在条陈中谓：“夷人所恃坚舟，若用大铳重四五千斤、发弹十余斤者击之，未有不破。故夷望有铳城，即扬帆远去，不敢相近。则沿海勘泊大舟处所，各筑铳台，照夷式造大铳数十门，分发防御，在在可称金汤。” 余应桂任海澄令时筑二座铳城，一座炮城，一座关楼和数百丈“腰墙”，使海澄的军事防御设施基本建成，增益旧制，设铳城于港口之大泥，正当海门；又筑溪尾铳城对中港，据水上流；而于中筑关联络之，号曰中权关；沿溪砌石为腰城，铳城建成后，贼尝入犯，发铳击之，十余艘皆没，自是贼不敢窥城下。 大泥、溪尾、木屿三铳城形成了环九龙江入海口的交叉防御体系，居于福建海防前沿的厦门湾面对军事入侵，其沿海军事工程皆因海防形势的变化而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从铳城到炮台演进的闽南海防体系 自十六世纪起，以棱堡为基础的筑城体系是唯一被公认的体系，直到十八世纪末，蒙塔郎贝尔才提出了一些不设棱堡的新的筑城方法。”这说明，在晚明时代的欧洲，棱堡技术也是相当先进的军事工程技术。通过来华耶稣会士，晚明中国大体了解甚至把握了世界军事筑城技术的发展趋向。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华，中欧军事交流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内外军事压力愈来愈大的特殊背景下，晚明朝野之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欧洲军事工程技术在攻防战守中的重要价值，不仅千方百计借鉴吸收，而且在一些地方试验推广，从而使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打上一定程度的欧洲军事工程技术印记。 出于维护其自身殖民利益的现实需要，东来欧洲势力在远东地区修建一系列军事要塞，晚明中国人将这些欧洲军事工程称为炮台、铳台或铳城，其中包括澳门葡人炮台、吕宋西班牙铳城以及荷兰殖民者在澎湖、台湾修建的铳城。这些欧洲军事工程的结构、形制通过种种渠道传知国内，成为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改造的参照对象。 据道光十五年广州将军哈丰阿《奏报查明澳门炮台各情形摺》考证，葡人在澳修建炮台始于天启年间，“初造有三巴门、伽思兰、娘妈阁炮台三处，後因嗬囒国争占，又添建东望洋、西望洋、南湾三处炮台，并将初建炮台加修宽大，添设炮位。” 这些炮台对防御荷兰殖民者争夺澳门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激起某些晚明人士的仿建兴趣。陈仁锡就说：“夫守城之得力者，莫利于神炮。今神炮已贮，而铳台未筑，是有用之器置之无用之地也。询历览海岛，见濠镜奥夷所筑铳台，制度极精，大约造之城上，于城头雉堞之下做一石窦，以便发铳，城内仍加厚一层，以防铳之伸缩。其坚固之极、活动之甚，比之宁远铳台专为佛郎机等铳用者，大不相同。今京师及边关险隘之处，宜仿此式造之。” 曾经居留澳门的何良焘因为葡人代笔，“习见其铳与台，而悉其事理。”崇祯中，何良焘竟凭此一优势官阁部提授赞画，可见晚明朝廷对此之重视。而所谓吕宋铳城，也因福建商民之往来吕宋得以为国内所认知。据天启二年二月十二日江日彩奏疏，监察御史福建晋江人苏琰曾“陈吕宋铳城之法”，认为一座铳城“可当十万师”，希望尽快仿建。 范景文《战守全书》还引晚明沈弘之的《武事全书》，进一步论证晚明铳台技术之借鉴吕宋西班牙人。沈弘之说：“夫铳台何昉乎，昉于海外诸国。”远者不论，其近者则仿于小国吕宋，吕宋于万历二十一年杀闽浙商民数万，即凭此铳城。“城有三层，台下则有极大铳，即以击死数万人者，以上渐小。” 闽人伍继彩因结交西班牙人得悉此城规制，又访得李姓者能造铳城，设法潜回国内。“继彩遂挟其人，投以为奇货。至北京，上书于兵部各衙门，自负有绝艺异铳，可以破虏，复河套、大宁、旧辽阳，不难也。此时万历三十二三年，目为狂生，而叱之去。时玄沪徐公方成进士，居翰林，奇其人而识之。已而徐公又从西洋利玛窦得其说，益讲明之。”明言徐光启之西洋炮台知识最初来自吕宋西班牙人。至于福建海防筑城之参照荷兰殖民者，前文已有讨论，兹不赘述。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是晚明中国人获取欧洲军事工程技术的又一重要媒介。天启元年四月，徐光启在《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中提议修建的附城敌台，“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闽广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知之尤悉。亮釆遗书克纉，又展转致书于兵部尚书崔景荣，力主此事当在亟图，亦非独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国家万世金汤之险，不止一时御寇之利。” 在同年五月的《台铳事宜疏》中，徐光启又说：“此法传自西国，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仅得百分之一二。今略参以己意，恐未必尽合本法。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马诺等，尚在内陆，且携有图说。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铳，亦一面差人访求，今宜速令玛窦门人丘良厚见守赐茔者，访取前来，依其图说，酌量制造。” 与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合著《火攻挈要》的焦勖，也在其《守城说略》中介绍来自欧洲的城防技术：“西洋城守所用火攻无甚奇异，但凡城之突处必造铳台。其制捏腰三角尖形，比城高六尺，安大铳三门或五门，以便循环迭击。外设彖铳以备近发，设炼弹以御云梯。合上另筑眺台二层，高三丈，上设视远镜以备瞭望。且各台远近左右，彼此相救，不惟可顾城脚，抑可顾台脚。是以台可保铳，铳可保城，兵少守固，力省而功巨也。” 清道光年间的奏议说：“厦门一岛，孤悬闽南，远控台、澎，近接金门，又为泉、漳屏障，与粤东毗连，洋面四通八达，实为全闽咽喉门户。”又说：“厦门高居堂奥，雄视漳泉。” 1840年1月26日（清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廷任命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曾在广东协助林则徐禁烟的邓廷桢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闽省海防，力图遏制鸦片贩子武装走私的猖獗势头。《福建海防史》中说：“以厦门为例，当时（布置）有水师850名，陆兵800名，另水勇300余名，沿岸置有火炮280余门。”不过，当时的邓廷桢，并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临近。 1840年7月2日（清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四日），第二批北上定海的英军途经厦门外海时，派出一艘风帆动力、拥有42门火炮的重型护卫舰“布朗迪”号（Blonde），在舰长胞诅上校（Bourchier）指挥下，于当天中午从青屿一带驶入厦门港外，停泊在屿仔尾海面，准备向对岸的厦门守军递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的信的副本。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舰进入他国内港，递交所谓的“外交文书”，无疑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在美国学者费伊（Peter Ward Fay）所著的《鸦片战争：1840-1842》一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当天下午，英商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Robert Thom）充作翻译，举着白旗，划着小艇欲在厦门登岸，白旗上除了写明他的任务之外，还有一句赤裸裸的威胁：若向小艇开枪开炮，将会招来英国“一个最可怕的报复！你们小心！你们小心！” 但厦门守军显然并不理解白旗的含义，更不理会英国人的威胁。他们开枪射箭，拒绝英国人登岸，“布朗迪”号则开炮还击。经过7月2日下午和7月3日上午两次试探，英国人始终未能登岸当面递交所谓的“外交文书”，只得将它放进一个漂流瓶里，见到一位渔夫拾起后，便于1840年7月3日下午驶出厦门港外，赶往舟山与英军大部队会合。 这次交火之后，英国人称击毙了清军5或6人，自己并无损失。邓廷桢则以奏折形式，向道光皇帝谎报战功说，当场刺死英军1人、开枪射箭击中至少3人、打伤英军多人、战后于海面上又打捞到英军遗体1具，“夷船即日逃窜”；清军一方则被敌炮击毙9人、受伤14人，炮台、兵房和滨海民房被毁数处。此外，民妇陈黄氏也在冲突中被英军炮弹打死。 后来，有学者根据邓廷桢这份吹牛皮的奏折及其它材料，将这次交火称为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厦门保卫战的胜利。我觉得，还是历史学者茅海建的说法比较可靠：这次战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攻防战斗”，“在这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清军损失更大，不能将这次战斗称为清军获得击退英军进攻的胜利。” 据《南北洋炮台图说》记载：在1841年8月的厦门抗英保卫战失败后，鹭岛所有旧式炮台毁于一旦（包括屿仔尾炮台），防务设施几皆废弃，八闽门户，顿失锁钥。英国历史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2011年出版的《鸦片战争》一书中，就替颜伯焘抱不平：“尽管奕山大胆地试图把所有令人尴尬的消息都捂住，但是当负责福建防务的颜伯焘发现英国军队正沿东海岸北驶时，他并没有惊惶失措。几个月来，同参与对英战争的大多数清朝官员一样，颜伯焘一直没怎么理会道光皇帝给他的谕令，特别是那些让他撤除厦门防务的谕令。” 蓝诗玲说的是实情。1840年9月29日（清代道光20年9月初4日），颜伯焘接替邓廷桢，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他到任后，即着手“建筑土城，雇募水勇”，“亲赴履勘，在各海口安设炮位、哨船”，“先后调派兵丁共16500余名，外标兵3000名……水师兵2632名……此外尚有10000余名，由外标调防者”，全面加强闽省海防。  当年西方随军画家所绘英军攻击屿仔尾炮台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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