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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历史上称雅州为中心特制的专供民族地区之需的茶叶为“边茶”。因运销路线的不同，又有西、南之别。经灌县（今都江堰市）销往松、理、茂等地的称“西路茶”；经打箭炉转口销往康、藏地区的称“南路茶”。 那些由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崃产制，远销康、藏的“南路边茶”，当年都是先运到打箭炉后，经改包再“西出炉关”转运关外。 在打箭炉进行的以边茶运销为己任的这一独特的转口贸易，可追索到明正住牧炉城之时，即始于元、明。（在打箭炉尚未出现的宋代，在黎州“榷场”以茶易马的茶马古道，有史可考的大致路线，一是从今天的石棉境内过大渡河，沿贡嘎河而上，进入木雅王蓄卜所在的西吴（色乌绒）地方；一是翻飞越岭，从沈村宜牧渡口过大渡河，经古旄牛道进入木雅地方。这应算历史上“茶马古道”的正道，与今天将川滇藏汉茶叶贸易为主的运输通道热炒成的那些个“茶马古道”有别。） 在泸定铁索桥建成之前，远销康藏的边茶，一是自黎州西进，翻飞越岭，下到沈村，从宜牧渡口过大渡河，经磨西面，上雅加埂，再沿榆林河而下，运至炉城。这是主要通道，即历史上的古旄牛道，贯称“大路”。就是在泸定铁索桥架通之后，冷竹关至瓦斯沟之间那个矗在大渡河边的巨大山嘴未打通之前，进炉仍要翻大冈山（雍正年间果亲王奉使泰宁时就是从冷竹关上大冈山，过金钗碥，宿头道水再进炉的），故还是多从沈村宜牧渡口渡河西进，走翻越雅加埂的古旄牛道；二是碉门－岩州道，即将碉门（天全）茶运至岩州后，从烹坝渡口过渡，经深沟（冷竹关）登大冈山，过头道水进炉。这条茶道因明代曾在岩州卫建仓储茶易马而兴，称“小路”。大路茶和小路茶之分，主要由此而来。（后来，碉门“小路茶”不经岩州，改翻马鞍山下大渡河，过泸定桥进炉。） 边茶运到打箭炉后，都要改包后才能“出关”。因为，从大小路背运到打箭炉的“南路边茶”，都是用竹篾包装。栈扎锅庄的藏商，从汉商的茶庄那里买过茶叶后必须将茶包一割为二，用生牛皮包缝之后，才能由牦牛和骡马驮载“西出炉关”，翻雪山，过草地，涉大江，边行边牧，在漫漫的风雪高原上远行。运往拉萨的茶叶，往往要折腾半年以上才能到达。 边茶在炉城的转口，促成了为之服务的锅庄业和依附锅庄的缝茶业这两个独特行业的兴旺。这在拙作《木雅贡嘎》和《锅庄旧事》两书中已说及，不再赘述。 一业带来百业兴。边茶贸易这个龙头，带动了打箭炉商贸的全面发展。在清清嘉庆年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中，对西藏的记述中，谈到“西藏在四川云南徼外”之地理位置之后，就特别提到西藏与内陆“其互市在四川西徼之打箭炉之地。”在外国人眼中，也认定打箭炉是“中国内陆和西藏地区之间的主要商业中心”（见英人赫伯特.斯蒂文斯《经深峡幽谷走进康藏》一书）。除边茶贸易外，内陆商品有丝绸、瓷器、烟草、百货等，藏地有虫草、麝香、贝母、鹿茸、羊毛、皮张等土特产，更有康区出产的黄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至很长一个时期，在西炉市场经销的麝香（称炉香）就达３千来斤（据二十三年，即１９３４年，泸记者、川康考查团报告称，关外各地每年麝香产量约为三千斤，为全康最重要之出口贸易），虫草（称炉草）３万来斤，贝母（称炉贝）４万多斤，羊毛５百万斤，硼砂５万斤，这些土特产品，为国内乃至国外市场都是畅销货。而运销西藏的边茶，与印茶入藏前下降不少，但仍常年达到５２万多包（按每包１６斤计，共８３２万斤）。西炉贸易远及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锡金、不丹等南亚国家。一时间，英印货充斥康定市场，从西藏那边过来的什么毛料（康定人称当中的细呢子为藏片，主要来自英印，也有经印度进来的俄国货）、毛线、格达（加尔各达）绸、洋烟、藏红花、打火机和罗马、瓦斯针、阿咪嘎、海上霸王、空中霸王等各式各样洋手表应有尽有，就是在五十年代民主改革前，这些名牌手表还能从住在锅庄里的藏商手中买到。有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年输入的洋卡叽就达五千匹，毛呢两万码，纸烟一万条。 据杨仲华先生在《西康纪要》（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发行）记载，对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商务”有较详实的记述，当年的西炉市场的“商帮”可见一斑。他以当时康定（打箭炉）的习惯，将“商帮”归为茶叶、合众、夷商三大帮，以茶叶帮为各帮之首。 茶叶帮，其中又分为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个帮。五个帮设在康定的店号，雅属有义兴、孚和、恒泰、永昌、聚成、永和、丰盛、同福昌、福聚亨、永兴、义亨、永义、永裕昌、天兴仁等１４家；荥属有裕兴、荥泰、长盛元、亿盛元、全安隆、又新、蔚生、鸿兴等８家；天属有復元、泰茂松、泰茂玖、庆发昌、庆发长、庆发荣、德泰、泰昌、克昌、兴华、恒升、恒义等１２家；名属有瑞兴、羽成两家；邛属有松茂１家。共３７家。(据民二十四年四月康定市政公所调查,边茶贩卖业：独资计二十三家，资本总额约大洋七十万元，职工一百二十人。合伙计十五家，资本总额约大洋二十五万元，职工一百人。) 合众帮，其中又分为府货帮（川、陕人都有，共十余家，主要经营绸缎、疋头、干丝和收买康地皮张土产等）；金香帮，全系陕西商人，专做黄金、麝香买卖，实力最大(据民二十四年四月康定市政公所调查,独资计九家，资本总额约大洋六十万元，职工七十人。合伙计二家，资本总额约大洋二十万元，职工十人)；云南帮，有五、六家，主要贩卖鸦片；邛布帮，有十余家，专营哈达、旗布和土洋绵布之类；渝帮（即重庆帮），有七、八家，主要收购贩运西康药材、皮毛等；药材帮，有云发（陕西籍）、大兴（四川籍）两家，实系行栈，主要为人拉生意，从中收取佣金，中介性质；川北帮，有三四十家，多为安岳、遂宁、梓橦人，主要做零星小杂货生意。此外，还有成都帮、干菜帮、草烟帮、制革帮、汉源帮、银钱帮、零茶帮、纸瓷帮、猪屠帮、牛屠帮等等。 夷商帮，指关外进炉买卖的藏族人，藏语称“充本”。这些来自康区南北两路的藏商，以地区来分，或称“里塘娃”，或叫“甘孜娃”。他们出售从关外贩运来的土特产，从汉商“茶庄”购买茶叶转销关外。他们住有定所，都有世代寓居的“锅庄”。 民国时期，据当时的康定市政公所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５年），对全城十多个行业所作的调查，各种商号就有二百五十多家。“国民政府”在民国十七年（公元１９２８年）发布的《全国商会条例》中，就将康定的商会与上海、武汉两个商会一起定为“总商会”一级，康定和上海、武汉同列为全国“三大商埠”。繁荣的商贸，将这个山窝里的小城，变成了川边一个极其重要的汉藏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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