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件大事，是争得宁、雅两区划归西康。 清代末期，四川省辖有十二府，分别为成都、宁远、保宁、顺庆、叙州、重庆、夔州、龙安、潼川、嘉定、雅州、绥定。 其中，宁远府治西昌县，辖西昌、冕宁、盐源、盐边、宁南、昭觉六县，以及会理州、越嶲厅（民国时期，全改为县）。还设有建昌兵备道在此地驻扎，辖建昌中、左、右与越嶲、冕山、宁越、靖远、会盐、会川、永定十营屯军，分管夷倮各族土司共计五十家。包括大小凉山以及康南木里寺辖地，南以金沙江与云南为界。 雅州府治雅安，辖雅安、名山、荥经、汉源、芦山五县以及天全州、打箭炉厅。属于上川南分巡道驻地。还辖黎雅、泰宁、阜和三营，分管土司一百二十八员。其黎州、大田、松坪三处土司（今雅安汉源县境内）均早已汉化同于齐民。穆坪土司（今雅安宝兴县境）和天全高、杨二土司原本属天全州，高、杨二土司在清代雍正时期已经完成改土归流。穆坪至民国七年，开始改流为宝兴县。阜和营从乾隆年间升为阜和协，驻打箭炉，管辖口外一百二十土司（包括化林营所辖的泸定县境土司）。清末实现改流，为“川边”地区，参与筹备建省。 四川西北部，有茂州、松潘、理番、懋功，共计一州三厅。设有松潘镇、维州协、以及松潘中、左、右，维州左、右，还有漳腊、叠溪、龙安、平番、南坪、小河、茂州十二营。负责管辖口内外共计九十七员。 其中，漳腊营的地盘最大，管辖口外土司多达六十四，远至上、中、下三果罗克（俄洛），并深入青海境内的黄河源。至于维州协，则管辖梭磨、松冈、卓克基、党坝四土司，和口外土司一样，均为改土归流。 清末，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专门推进“改土归流”、建设新省。他首先经略西藏东部波密、工布江达以东。确定安定之后，营建省会于巴安府（今巴塘县），东巡，改流阜和协旧属一百二十土司。原本来打算继续推进，将全部土司予以撤销，实现一体改流。但由于清廷委任他担任四川总督，不得已东归就职。 赵尔丰安排心腹傅嵩炑（音“松”“木”）代任，继续推进剩余土司的改土归流。但这一工作没有进行到一年时间，清廷覆灭，傅嵩炑被杀。建省的计划戛然而止，土司开始复辟。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尹昌衡领导四川革命党人起义，平定成都叛乱后，被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1912年4月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同年7月西征平息康藏叛乱。他设置了川边镇守使，管辖已经完成改流的三十余县。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达赖叛国，夺去丹达山以西的大片土地。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达赖内犯，又夺去德格以西之地，川边仅存十六县。 1930年，藏军再度东侵，占领十县。1932年，刘文辉击退藏军，收回其中五县，与藏人划金沙江为界，割去了旧管的盐源。在建省委员会正式成立之时，实际上只有十九县、人口三十万而已。当时，松、理、茂、懋为四川第十六行政区，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汉源、名山七县，为十七区，宁远旧属为十八区。 将宁远属地划归西康的主张，任乃强从1931年开始，就先后发表过多次论说，提出可以实现“以粮济康，农牧互利”。这一主张在很多国人以及四川人心目中，都得到了普遍赞同。而对于雅属和西康地区的茶运关系，任乃强则没有进行公开宣传。 1938年秋，姚仲良从重庆前来西康，说，蒋介石已经决定，在第二年的元旦成立西康省政府，要求西康这边尽快提出川康的划界方案。当时的刘文辉并没有让任乃强插手相关政务工作，但唯独这一件事情，却不得不找任乃强商量。 任乃强的意见是，宁远属地、雅安属地两个专区，都应当划归西康。只剩下名山一县，在地文上属于四川盆地，适宜仍然划归四川，以金鸡关作为省界。 当时，姚仲良好像是刘文辉委派的驻京代表，他极力反对划入雅区。他说：“宁属地面，原是与康无关的。中央已经在那里着手经营。要求划入西康，经向各方试探，似尚容易。雅属断无划归西康之理。四川人亦断不会答应。若还一连要到雅属，必然会把宁属都搞掉。” 任乃强说：“从前，既能把雅茶水运争回，仍由康定陆运。这次要把雅属划归西康为一省，就不费力了。我试去拟个稿来，你看看再说吧。” 刘文辉对任乃强的想法将信将疑，表态说：“那就快点拟一个方案来，我们再谈吧。” 任乃强的那篇文稿，实际上只是初稿，并没有重修抄录修订。因为催得太急，连夜写好，第二天就用手稿交了过去。只是刘文辉、姚仲良二人商量。 姚仲良认为，这个方案实施的危险性很大，表示反对。他的主张是，先通过叶秀峰（时任建设厅长）的首肯后，再继续做工作。邀任乃强一起去。 任乃强表示：“我不愿与叶秀峰谈什么问题。况且这是替主席起稿，我更不好出面。并且像叶秀峰这些人，他只把插手西康为巩固蒋氏政权在四川的地位，宁雅划康他有什么不赞成的。至于四川省府是否赞成，那只是个理由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只可刘主席拿去向邓鸣阶等说明一下就行了。” 任乃强还说：“我料四川还没有人能推翻这方案的理由。重庆国府中人，更没有人能推翻这理了。” 这个方案，刘文辉表示赞成。果然，方案一提出，就顺利就通过。 任乃强所提出的理由，仍只是向四川争绰斯甲、向西藏争陆运边茶那些理由，以及从前多次主张的宁属划康理由。无非援据历史沿革、地理形势、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加上“四川地面太大，分建两省，面积人口不宜过于悬殊”。 任乃强还有理由，那就是“西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推行新政，物力、人力皆苦拮据，援照热、察、绥、宁、青海建省成例，皆划入若干熟县，以为省政基础，必资熟县人力以带动边县之前进，加以中央拨款，邻省协济，乃可以渐化边地为腹地，进新省为腹省。今划宁雅入康，正如增拨一部分四川协款，以节四川一部分政费。是大有益于康而无损于川也。” 第九件大事，是经营牧站联运。这件事情内容十分丰富，事情意义十分重要，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后文将在第41集至45集予以详细讲述。 除了上述九件大事至外，任乃强和韩文畦还办过两件重要案子。其中一件是查办雅江县官贪渎案，另外一件是九龙控官案。这两件案子，被查办的人都有相关的政治背景，任乃强和韩文畦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判决，相当得罪了一些人，甚至是关键人物。 这两件案件查办之后，在康定的军政公教人员重，形成了一种负面舆论，说：“任乃强和韩文畦，两个都不懂事。任乃强尤其不懂事。”韩文畦把这个社会上的舆论告诉任乃强。任乃强听后，笑了，说：“郑板桥云'难得糊涂’。我们亦可以说'难得不懂事’乎！” 综核上看，任乃强这两年期间在西康工作过程中所做的事情，当推争边茶陆运、争绰斯甲、争宁雅划康这三件大事，最有成效。 说起来是三件大事情，实际上是三篇文章。这是任乃强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相关历史地理知识所写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写出之后，交给刘文辉去投入实际应用，而取得了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就是学问的力量，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但任乃强也在不断反思自己，这两年时间，虽然给政府做了几件大事，但属于他自己计划、自己推行的建设事业（比如牧站联营等），却是一样也没有彻底搞好，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状态。 有人批评任乃强，说他“识见有余，而才能奇拙；孤傲为蔽，而志行可矜。”意思是说，他见识不错，但展示出来的才能不行。性格古怪，不好接触。 刘文辉也曾对张澜先生评价任乃强，说：“我对于他，言听计从；而他对于我，总是看不起。”还说：“他与所有同事为敌，自己孤立起来，我要庇他也是无法。” 刘文辉的这一些话，经张澜先生转告了任乃强。任乃强听后，并不生气，反而表示承认这是平情之言，并无过分。他确实是不愿意同流，更不愿意合污，最终把自己给整孤立了。 这些判断，从他的一些日常举动就能够看出来。 曾经，刘文辉在康定卧病了两个月，任乃强只同建委会的其他职员一同去看过一次。而其他人却基本上是乎天天去探望。1938年，叶秀峰、周学昌到康定，成立国民党西康省党部，都给任乃强送上了厚礼。但任乃强除了参加公宴接风之外，并没有单独请他们吃过饭。而且，并没有主动问过他们住在那里，自然也没有前去拜访过。更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是他们的省党部已经成立了很久，但任乃强都没有去填表入党。 不温不火，不闻不问，你这是几个意思？ 任乃强在这种众怨所集的情况下，建省完成时，果然遭到了大家的排挤，最终被摒弃了。建省完成后，虽然刘文辉并不愿意任乃强离开西康，但形势十分逼人，继续待下去，意义不大。任乃强不得不离开西康，转去教书。 大业既成，走就走吧。 这两年工作期间，还发生有四件事情，与他那为争边茶陆运、争绰斯甲、争宁雅划康写下的三篇文章有关。这些故事，讲来让人颇有感慨。 其一，是关于康藏茶叶公司的事情。 雅茶仍由康定运销入藏，这一个方案争取成功之后，李先春就和雅安的大茶商夏仲远等一道，组成了“康藏茶叶公司”。名义上是官商合办，实际上全是私股。自然，刘文辉、唐永晖以及国民二十四军的“硬手”（有权的）们，都成为了股东，雅安、荥经的三十多家茶商，大部分都加入了。这些茶商，有的是既加入又自营，有的是拒不加入。 大茶商夏仲远担任“康藏茶叶公司”的总经理，第一年就得到“分红”好几万元，其他人也是赚得开开心心的。实际上，他们赚钱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贱价收购农民手中的茶叶。先放钱给农民买树，在采叶时再议价，于是，农民不得不由公司说了算。这就是传说中的资本操纵市场，不服不行。 其次，剥削工人和运夫。只要一说，康藏公司不雇，那么这些人就必须失业，只得忍痛廉价出卖力气。自由职业者的悲哀。 第三，还有更坏的一项，那就是他们在独家经营、垄断市场的条件下操纵市场、残酷剥削藏商。每当藏商成队来时，才到甘孜，他们就把茶价提高了。有时提高到平时价格的一倍甚至两倍。藏商驮队搬运印度的银块和呢绒以及藏地土产，要走两三个月才到炉城，售去货品来换，只换得他原所估量数额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但既来都来了，不能不买。他们总会发布一些涨价的理，全部都是偶然特殊原因，让锅庄经纪和通译人员为他进行宣传。 这样的方法，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遭受了一次欺骗，那些藏商们只好忍气吞声买了走了。等到第二次上当受骗时，就有人彻底生气了，坚决不买茶叶，空驮回去。这些人回去之后，向西藏政府控诉。西藏政府意见很大，致电刘文辉。刘文辉和西藏方面约定好，随时以电话方式告知茶价。 听起来是公开透明，童叟无欺，但等到藏商前来时，又“恰好”遇到价涨。或者说是暂时缺货，要等从雅安方面运过来。害得那些藏商苦待无着，逼得他们只好去买通锅庄经纪，收买私家办运的茶。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私家茶，仍然是公司的茶，以这种方式勒索高价而已。 这一伙人惟利是图，不顾茶业产业前途，实际上是驱逼藏人继续饮用印度茶，这和任乃强争得陆道运藏的理由和目的完全相反。任乃强十分冒火，但由于自己并不是“康藏茶叶公司”成员，无权进行干涉。而且，刘文辉也很少和任乃强见面，无法当面进言。 恰好，公司以私家办运的茶叶欺骗藏商，就有了没有加入公司的商人出来经营，和公司争利。这些茶商出较高的价钱收买农户手中的茶叶，以较高的价钱雇运，快速运达康定，凭借私商的信用和各锅庄经纪确立订单，用便宜的价格卖给藏商。这样的操作模式得到了逐渐推广，到1939年时，藏商到康定后，专门购买私茶，不再和与公司对接，搞得公司面临重大困难。而雅安、荥经、天全的私家茶商，则是大获赢利。 这样一来，“康藏茶叶公司”的管理层和股东们坐不住了，夏仲远、李先春等，请求刘文辉严禁私茶，派军突击缉私。一时间，截获陆续运康的茶叶亿万包，全部没收，进入康藏公司。这样一搞，经营私茶者，一时破产了若干家。 这些私营者敢怒不敢言。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权势，再有钱都是卵的。人家手头有枪，手中有权，你能干甚？不得不服，有权就是任性。 来自内江市资中县的陈志鸿，是任乃强在北京农大读书期间的同学。这个时候的他，在康定担任重庆银行经理。那时候的那些大商户，都是以银行为名经营各种商业，在康定，都是经营土特产出口以及洋杂货进口。陈志鸿跟任乃强关系十分不错，交往频繁，陈志鸿经常给任乃强讲述康藏公司操纵欺骗的相关情况。 这让任乃强十分感慨，当初耗费心力争回雅茶陆运的权力，原本以为可以抑价多销，用以维护千年来的汉藏经济关系，完全没有想到，现在是适得其反。 陈志鸿也知道任乃强有争回运道的功劳，也知道任乃强的心思。他还告诉任乃强，关于藏商进来专购私茶并抵制公司的相关情况。 任乃强告诉他：“幸有私茶，否则商道绝而印茶入藏也。” 陈志鸿表示，自己原本打算运营私茶，但了解到康藏公司经常请军部管理，严格禁运、严格缉私，所以并不敢动。 对于此，任乃强的意见是：“你尽管大胆为之。我于此事有权发言。待刘主席来问，我将请其解散康藏公司，恢复茶商竞赛旧制。否则，我亦将此饮鸩自杀之茶政向国人揭露。” 之后，陈志鸿经营的私茶果然被军队突击缉私，收缴后运入东关。正好刘文辉在康定，任乃强向他痛论康藏公司的种种恶行，并提出，康藏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背离了当初争回陆运权限的初衷。建议刘文辉查阅之前的文件档案，要求立即取销控禁私茶、恢复旧制。 刘文辉接受了任乃强的建议，把之前的档案资料调来查看了。马上命令李先春，将重庆银行被缉私的茶叶如数送还。并责令康藏公司马上改革内政，与私商开展公平的市场竞争。 任乃强的提出建议：“此次缉私已成行动，事关政府威信，未可尽予发还。禁私文告亦未便取消。今后听之可也。”这也是为了保全政府的面子和信誉。不久，任乃强离开康定，这个事情就没有进一步过问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