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巴金：《明史•王艮传》订误

郁江酒徒 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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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巴金，江西省吉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江西省杨万里研究会副会长、解缙研究会副会长，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吉安市庐陵文化研究会理事、周必大思想研究会理事，省级“非遗”杨万里故事传承人。发表学术论术12篇、庐陵文史考析文章100余篇，已出版《庐陵史事考述》《杨万里家族纪略》《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主编《文章节义话解缙》，即将出版《家刻本<诚斋诗集>校注》。

《明史·王艮传》订误

杨巴金

王艮(1368—1401)，字钦止，《明史》本传中写作敬止，号正斋，江西省吉水县水南镇带源村人。其祖父叫王与耕，元统二年（1334）中进士，著有《书义主意》6卷。他自幼丧父，是母亲宋氏培养长大。明建文元年（1399），王艮中江西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建文二年（1400），廷试名列第一，因建文帝嫌他“貌寝”，即长相丑陋，于是将仪表堂堂且策文中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0]之语的吉水人胡广点为状元，王艮屈居第二，选为榜眼。但是，水南家乡人仍然称他为“状元公”，是吉水人文盛况“五里三状元”成员之一。那年，胡广为状元，王艮为榜眼，庐陵县人李贯为探花，足见吉安文风之鼎盛。

王艮入仕途后，授为翰林院修撰，曾参与编修《太祖实录》《类要》和《时政记》等书，对朝廷忠心耿耿，恪尽职守，经常上书谈论时政，无所回避。关于他的节义事迹，吉安民间留有不少传说故事，其出处主要是依据于《明史·王艮传》。众所周知，《明史》是清初众多文人编纂删削而成，历经四朝，达95年之久，且纂修官员是严格遵循清朝廷提出的新儒学正统观念，以及康熙倡导的“为尊者讳”旨意办事，致使不少内容有失偏颇。笔者将《明史·王艮传》与嘉靖版《解学士文集》、康熙版《解文毅公集》、光绪版《带源王氏族谱》中关于王艮的相关记载相比对，发现《明史·王艮传》中确实有不实之处，于是在此不揣谫陋，条分缕析，为之订误。

据《明史·王艮传》载：

解缙、吴溥与（王）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驰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1]

这则史料意思是说，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靖难”军队逼近南京城。就在京城被攻陷的前一天夜晚，解缙、胡广和王艮三位吉水老乡聚会于邻居抚州人吴溥家里，商量着何去何从？会上，解缙陈说君臣大义，胡广更是慷慨激昂，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惟独王艮默默无言，独自流着泪。吴溥说：“你们都是受皇上知遇之恩最深的大臣，何去何从？的确不能马虎。我只是一名小臣，还可以静观其变。”随后三人离去。吴溥的儿子吴与弼当时年幼，仅有14岁，感叹地说：“胡叔叔能殉义，的确是件千古留名的好事！”吴溥对儿子说：“不，只有王叔叔一人肯死。”话音刚落，便听到隔壁胡广在喊：“外面乱糟糟的，看看猪圈关好了没有，别让猪跑了都不知道。”吴溥笑着对儿子说：“一只猪都放不下，还能舍得自己的性命吗？”又过了一会儿，便听到王艮家传来哭声。原来王艮回家后，向母亲宋氏表明志向，母亲也勉励儿子以忠尽节，于是王艮与妻子诀别后，饮毒酒而亡。

读罢这则史料，大家似乎都觉得解缙与胡广是毫无节操的小人，他俩用“大义” 忽悠着王艮去殉节，给其老母、妻子、儿女留下巨大痛苦，自己却偷偷地投靠燕王朱棣，后来还升为高官，这是多么地卑微下流啊！而王艮因为有此殉节行为，致使其形象十分高大。于是，读者们冷静后都会问：“这则史料记载是真的吗？”在此，笔者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它不是真的，只是一则被误收进去的“王艮故事”。理由有六：

第一，王艮去世的时间有误。明代《解学士文集》和清初《文毅集》中均录有解缙为王艮撰作的墓表，系解氏应王艮第二个儿子王率章之邀而作，文中明确记载王艮是“殁辛巳年九月七日”[2]，即建文三年（1401）九月初七，而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城是在第二年农历六月，时间相差230多天。因为解缙这两部文集的成书时间均比最终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明史》要早，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解缙之所以会为王艮题写墓表，一方面固然是吉水老乡兼官场同僚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还人情”的缘由。因为解缙曾于建文二年（1400）十月为父亲解开撰作《鉴湖阡表》，而文末即有“翰林修撰、眷侄王艮填讳”[3]十个字，系因避讳而请好友填写的。此外，解缙应邀为王艮撰作墓表，必然会交给王氏的亲属们审阅。假如其去世时间记录有误，王氏子孙和亲属岂肯放过！

第二，与王艮家族的谱文记载有差异。据吉水县带源村王氏族谱载，王艮是“建文辛巳九月初七戌时终......是夜，具香烛衣冠，北面再拜，服脑子死于官邸。天子怜其忠恳，遣礼部侍郎黄观谕祭，遣乡戚、翰林颜子明护丧归葬”[4]。由此可知，带源村王氏族谱中对王艮的去世时间、离世前的神态、当时现场情景以及丧事的办理，交待得十分详细。

第三，王艮去世原因的表述有所不同。《明史·王艮传》中说他是“饮鸩（毒酒）”而亡，而《光绪带源王氏族谱》中说他是服“脑子”而亡。脑子，俗称龙脑香或天然冰片。但是，解缙撰作的《翰林院修撰王钦止先生墓表》中说，此前王艮已经患病，原因是他对朝廷忠心耿耿，经常上书谈论时政，朱棣靖难起兵后更是心急如焚，寝食不安，由此加重了病情。王艮曾向朝廷上奏《平燕策》，说：“燕王娴于兵事，多奇谋，又以姚广孝调度于其内，张朱谭李折冲于其外”，朝廷应谨慎应付，由此还提出一系列平燕主张，要做到“奋乾纲，选将材，早平强藩，以靖幽燕事”[5]等。但是朝廷并未采用，其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据解缙所题作墓表载：“独其于死生之际，从容安泰，无毫发可怜之色，预与母诀，敛手待终。予往视之，一辞不乱。”这是作者对王艮弥留之际现状的详细描述，且未言及他服毒药而亡之事。

第四，从当时四位聚会者的官阶角度分析，解缙从河州贬地返京后，官级仅是从九品，而胡广和王艮均是从六品，吴溥为正七品。论年龄，也是解缙最小。古人是极其讲究官阶秩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位卑而言高，乃获罪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能轮到解缙来“陈说大义”，否则就是典型的以下犯上。

第五，他去世时，仍是朝廷军队的实力要更强一些。建文三年九月初七即王艮去世之时，燕王朱棣的军队与朝廷李景隆的军队正对峙于山东德州、河间一带，那时仍是朝廷的军队占有优势。直到第二年四月，朝廷的军队才呈现败势，最后两个月却是兵败如山倒。

第六，从王艮死后的祭礼安排角度看，建文帝曾委派礼部侍郎、“六首状元”黄观去祭拜，还特意安排王艮妻子的姑父颜子明护棺回乡安葬。这里我们不妨再作几个假设：从双方守备的角度来看，城陷前一夜，双方关卡的把守必定是极严的，解缙要实现“驰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假如王艮是死于朱棣攻城前一夜，建文帝自己性命难保，他哪里还有心思去理会一名低级官员的丧事办理呢？更何况朱棣攻城时，黄观并不在南京城内，而是在外地募兵，后来在回南京的途中听说朱棣已经进城登基，才携妻女投江殉难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明史》等部分文献中关于“王艮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饮鸩而死”的时间记载有误。

其实，对这则史料的真伪，古代时就有学者提出异议，如明代官员、江西弋阳人姜清编成的《姜氏秘史》中说：

世传王艮于成祖入城前一日，与胡靖、解缙集吴溥舍。靖、缙陈说慷慨，艮流涕而已，其后独艮死节。是书载其事而辨之，以为艮家谱载：艮以建文辛巳九月卒，上遣黃观谕祭，未尝及成祖之来，其言似乎可据。然革除之际，诛锄异已，凡效忠于建文者，皆祸及子孙。安知王氏家谱非为宗族之计，讳其死难以自全，未必遽为定论，《明史·艮传》乃仍用前说，盖必有所考也。[6]

姜清是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自靖难之役后，因建文朝之事大多已经散佚，于是他“书于故案文集，搜辑遗闻，编年纪载”，这样才有《姜氏秘史》一书传世。又如，明代翰林院编修廖道南（？—1547）说：“辛巳年九月，修撰王艮卒，遣礼部左侍郎黄观谕祭。”[7]其时间与解缙所撰墓表、带源村族谱的记载相同。再次，清前期文人倪涛说：“燕兵渡淮，（王艮）服脑子卒。”[8]说王艮服毒而亡，是燕王朱棣军队渡淮之后，并不是在第二年攻入南京城前夕。至于王艮与解缙、胡广相会于吴溥家里所发生的故事，更是子虚乌有。

那么，为何《明史》纂修者要将这则“王艮故事”收录进去呢？在此笔者也作简要分析。第一，《明史》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之史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史料收集错误、表述前后矛盾的问题。第二，《明史》的编修是从清顺治朝启动，至乾隆朝才定稿，历经多次重组班子纂修，变换过多任监修和总裁，正因如此，其讹误错漏在所难免。第三，《明史》纂修者是严格遵循清朝廷的新儒学正统观念来编写，必然会存在隐瞒部分事实真相的问题。例如，清在建国前曾臣服于明王朝之事实，清入关后南明朝廷仍存在20年等问题，《明史》中均有意避而不谈。第四，纂修者严格秉承康熙皇帝“为尊者讳”的旨意办事。意思是说，明朝皇帝的所有出发点都是好的，即使政务和生活中存在错误或者阴暗面，其责任也是身边大臣未予监督，或者是由太监诱导才造成。试想，《王艮传》纂修者假如能调阅王艮的家谱，或者采用姜清、廖道南、倪涛等人的撰文观点，那么这则“王艮故事”就不会收录于《明史》中。反之，纂修者听信于民间传闻，借此有意来污化事后相继担任内阁首辅的解缙和胡广，以此否定他俩的人格和气节，最终表明清朝廷承继明朝廷的合法性。诸多类似原因，致使《明史》中部分内容有失偏颇。

值得一提的是，建文朝翰林纂修、泰和县人周是修殉节倒是史实。据内阁首辅杨士奇后来为这位老乡作传中说：“太宗文皇帝靖难之师既渡江，驻金川门，宫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书其家，别其友江仲隆、解大绅、胡光大、萧用道、杨士奇，且付后事。暮入应天府学，自经（于建文四年）六月十五日也。”[9]自经，即是上吊自杀的意思。后世有学者以仅是周是修一人上吊自杀之事实，来抨击解缙、胡广等六人的气节。

笔者则认为，当时那六人的官阶较低，完全没有必要为建文帝殉忠。尤其是对解缙而言，他除被建文帝贬至河州卫吏吃了些苦头外，朝廷并未给予什么好处，官阶未升反降，仅是从九品的备用官员。更为关键的是，假若从民生的角度来审视，继任者若能使国家更强大，社会更安定，百姓更富有，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智的人生抉择呢！就解缙的忠义观与爱国情怀而言，他并非只是以忠于一人一朝为准则，而是以忠于自己内心、忠于儒家的天道之理作为标准。纵观解缙毕生的政治言行，他始终践行着孟子的道义观，以“刚直”作为养气之道，以利国利民为最高准绳，这在当今社会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