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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关于沂蒙煎饼的报道，让这粗陋的下里巴人，一下成为阳春白雪。可无论今天市面上的煎饼多么光鲜，荧屏上的煎饼多么艺术，那纯粹的、带着母亲温度的煎饼，已随母亲去了天国，偶尔于时光深处飘出淡淡幽香，打开胃的记忆，掀起心的潮。 老家的灶房闲置已久，但一切布置静如当初。立在墙角处的鏊子，通身铸铁打造，三条六七公分长的腿，支起直径大约八十公分左右的鏊面。不知本色如此，还是终年烟熏火燎的缘故，记忆里的鏊子都是黑黝黝地发亮。其他辅助工具小铁铲，木质的半月形的篦子，老粗布缝制成的油搭子搭在黑色的油壶上，已经干瘪卷曲，但仍看得出往日朴素里的精致。矮小狭促的灶房里，母亲用这些东西，撑起一家五口人的天长日久，直到满头青丝蹉跎成白发。 童年的记忆里，一日三餐的主食都是煎饼。会烙煎饼是评价未出嫁的山村姑娘勤劳与否的标准之一，关系着是否能找到一个好婆家。我母亲是一个既扛得动锄头，又拿得起绣花针的农村妇女，烙煎饼自然不在话下。 烙煎饼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准备原料，从煎饼的原料很能看出每家每户的富裕程度。单就石门峪这个贫穷的小山村来说，上庄多吃暗灰色的地瓜煎饼，下庄就吃黄灿灿的玉米煎饼。纵向来看，每家每户大体经历了从地瓜到玉米到小麦的过程，今天，各种原料的煎饼应有尽有了。 大约上中学以前，无论地瓜干还是玉米，都是要去石磨上磨。当我们兄妹三个稍微大点以后，推磨就主要由我们负责，这在当时是最无聊透顶的工作。磨盘上堆积如小山一样的粮食，被磨盘一圈一圈的转动所蚕食，同时被蚕食的还有体力与意志。我们总觉得时间过得无比的慢，于是我跟哥哥经常因为出工不出力被对方发现、举报，追逐打闹起来，在母亲半真半假的斥责声里言归正传。 要烙煎饼了，母亲会起个大早，因为早饭后还要去地里干农活。今天电视画面中，烙煎饼轻松如艺术享受，可在当时，这是一项对体力要求非常高的技术活。 等鏊子稍微热了一点，母亲用小勺从油壶里舀出一小勺花椒籽油（这种油便宜）滴到鏊子上，用油搭子均匀的抹在整个鏊面上，这样煎饼容易揭下来。第一个煎饼被称为“童鏊子”，可是因为这油的味道，我们兄妹三个都不喜欢，顺理成章由母亲专享。 把磨细的地瓜面和成稍微结实的面团，双手捧起一块西瓜大的面团，在烧热的鏊子上面滚动，就有一层粘在鏊子上，再用篦子来回用力抹平，刮的铮亮。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热乎乎甜丝丝，可颜色土灰，总是不好看。玉米则要先在水里泡一天，再去石磨上磨成糊状，放到一个大盆里，用瓢子舀了，浇到鏊子中央，再用木质的筢子仔细地、均匀地搂到鏊子上，这个一揭下来就黄灿灿的，色香味俱全。现在种地瓜的少了，大家反而更喜欢吃地瓜煎饼了，看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对胃也是成立的。 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蹲在鏊子旁边，先吃上一个热乎乎的煎饼溜子（就是用篦子刮下来的熟原料）再吃煎饼。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边缘酥，中间软，母亲在鏊子上熟练地折叠几下，成为规则的长方形，热乎乎的传递着食欲，不用卷什么东西就吃得眉开眼笑，有时还夸张地吧唧嘴。说起来，卷煎饼的原料五花八门，白糖，熬好的猪大油、香椿咸菜，再好的就是熟鸡蛋跟肉了。今天，都知道山东人喜欢吃煎饼卷大葱，其实那时大葱反而卷的少，因为家家都有，不稀罕。 母亲看我们吃得香，自己也高兴。今天我用一颗父亲的心体会到，她的心情应该一半是高兴，一半是愧疚吧。天下母亲那里，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孩子快乐成长更开心的呢？天下母亲那里，有什么比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物质条件而更自责的呢？说到底，天下父母，都有一颗儿女心。 母亲变着法儿，在这小小的煎饼里做着文章。烘柿煎饼、榆钱煎饼或者地瓜跟玉米、玉米跟小麦混搭，包括烙好以后摊上蔬菜深加工的“塌煎饼”——母亲的智慧因为爱展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加了新的元素，对技术就有新的要求。烘柿煎饼最怕搅不匀，因为软软的柿子里，有胶质的核，榆钱煎饼最怕糊，一糊就会发黑，难看又不好吃。这些小发明，让我们渐渐生厌的胃不时遇到一个小惊喜。 说起来好像挺好玩，其中的辛苦只有劳作者自己知道。 鏊子离地面也就十五公分左右（我没去研究为何这么低，总是有它的科学道理），所以座位也很矮，鏊子又大，要把原料摊到整个鏊子，就需要不停的欠起身子，看似坐着，其实大部分时间处于半蹲状态。因为没有烟筒，火焰跟烟就不好控制，经常是脸被烤的通红，需要不停的用毛巾擦眼泪。人口多的家庭，一天光烙煎饼的时间，就要三四个小时。可能有人听说过，有些农村妇女把孩子生在了地瓜地、鏊子窝，其实那时候一点也不稀奇。所以老一辈人常说，生孩子不就跟母鸡下蛋一样容易吗？今天生孩子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个体惰性化的体现，进化与退化总是相对的。老话说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可是，谁愿意受罪呢？ 我们三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下饭特别快，母亲每隔两天就要烙一次煎饼。工作量最大的要数“办年”了。一过腊八，家家户户就开始为春节做各种准备。烙煎饼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几乎家家都要攒够两个月左右的口粮，谁家要是正月里就支起鏊子烙煎饼会被笑话。这是不动声色的较量，很多婶子大娘们串门时，总是会讨论谁家的媳妇多勤快，烙了几缸煎饼，能吃到二月份，谁家的媳妇又馋又懒，刚过完年就拿麦子去换馒头。这段时间，母亲几乎天天都要在灶房里忙活几个小时。 可惜那时候，我对母亲的辛劳是没多大体会的。 我去镇上上初中，因为要住校，每次都要带足一周的煎饼。母亲在叠煎饼时，选一些又薄又光滑的，用一把新炊帚撒上少许水，太干了容易碎，太湿了又容易变质，长毛。先用一个大的塑料袋包严实，再用包袱包了。她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叮嘱一些事，我往往就不耐烦。记得有一次，因为地里活比较多，母亲准备煎饼不够及时，而我急着回校上晚自习，就赌气空着手上路。母亲在后面紧追慢赶，追上我好说歹说，许诺到周三去给我送，我才勉强接下她手里那半包袱煎饼。走出很远，我悄悄回头，她还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知道，我的每一步，都在揪她的心。 去县城上高中，一次要带足一个月的煎饼，母亲的工作量更大了。有次正月十六开学，有幸搭乘一位远房亲戚小客货车，他看到我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就问我带的什么，我说是煎饼，他感慨地说：“这要烙多长时间啊！”我平生第一次想到，因为我，我的母亲要比其他母亲多在鏊子边接受烟熏火燎几十个小时。亲戚脸上骄傲的笑容深深刺激了我，激起我心底里的傲气。 经济的发展让煎饼不再是主食，鏊子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来连灶房也很少有人去。但每年春节前，母亲还是会支起鏊子，烙上一些煎饼，一部分拿来送给亲朋好友，一部分留给我们“拉馋”。 母亲走了三年了，每次回家，偶尔去灶房，那立在墙角处的鏊子，那些再没有动过的小物件，总会让自己有些恍惚。在这恍惚里，母亲欠起又坐下，欠起又坐下的样子，渐渐清晰，又渐渐模糊。 今年春节回家，邻居给送来了自己烙的煎饼，一同送来的，是我以为已经丢失了的质朴乡情。 冷鏊无声，母亲有灵。  本文拟刊载于《农家科技》2019年2期， 欢迎赐稿：njkjzzs@126.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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