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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中国钱币》1988年03期，蔡声健 太原电解铜厂原存有部分铜元，挑选后，仅发现两枚铸有“山西”字样的铜元，正面上端为“中华铜币”四个小字，下端为“当制钱十文”五个字，两边为“山西”二字，中间有一环圈，圈内为相交五色国旗和十八星军旗。背面为嘉禾图案，当中“壹枚”二字，直径为2.7厘米（图一）。査有关资料，太原在民国年间设有铜元厂，铸造铜元最高日产量为120万枚，数年间共铸当十文铜元421138994枚。此外,还铸有当廿文铜元。这样大量的铜元在何处流通？其样式如何？1984年出版的《山西金融志》，刊登了山西造铜元的图片，并有简单介绍：«1916年（民国五年）,阎锡山设了一个铜元局，收买民间制钱，改铸铜元，所铸两种铜元，当十称作'单枚'，当二十称作'双枚''。可惜附图模糊不清，所载铸造年份也有误，且“单枚”与“双枚”的提法也与图片背文不符（民国十三年铸有一种背“双枚”二字的铜元，图案与此完全不同，二者易混淆）。图片中的当十文铜元与当二十文铜元在太原电解铜厂回收之铜元中大量存在，分民国八年与民国十年两种版别（图二）。而这两种铜元在徐祖钦《中国钱币目录》中，被列为中央铸币。孔祥贤在《清初至民国铜质辅币的演变》一文中，对其中八年版的铜元略有介绍：“如民国八年的'中华铜币'，面值贰拾文，直径32毫米，重11克，每斤45个，比十文铜板又轻2.3克，各省军阀当然比中央政府走得更一远”①，孔先生也认为这种贰拾文的“中华铜币'是中央所铸。此外，翁文忠、吴榕在“天水沙版及其它'一文中对八年版也有谈及，并附有图，文中写到：ft-1921年（民国十年），孔繁锦为天水镇守使，…他一面设法购买机器，一面先行土法翻铸。这种土铸翻沙的铜币，钱币界称为'天水沙版'，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前期以模仿为主，开始仿造四川的篆汉字铜币，后来又仿河南双旗（图三）…'。把民国八年版铜元当成河南铸造。那么，这两种铜元究竟是中央铸、河南铸，还是山西铸？成为需要搞清的问题。 我们从图二可知，“壹枚”和“贰拾文'均有两种图案，可称为八年版（A组）和十年版（B组）。A组中，十文之正面上端为“中华铜币”四个小字，下端为“当制钱十文”五个字，两边各有一以五角星为核心的图案，当中有一圆环，环内为交叉双旗，背面为嘉禾图案，中间为“壹枚'二字；廿文之图案和十文的一样，不同处仅正面下端为“民国八年”四字，背面中间为“贰拾文”三字。B组图案与A组大部份一样，只有几处小异，如正面两侧各多两朵小花；圈内之五色旗上有小花、方格、圆点等装饰；结绳有穗；所铸年份不一。可见二者出自同一设计，为同厂所铸。现用八年版为代表与中央铸、河南铸、山酉铸之铜元做一比较，从而可以看出这两种铜币究为何地所铸。 首先与中央铸币相比。中央铸币中用国旗嘉禾图案的有“开国纪念币'和“当十（拾）铜元'两种；开国纪念币（图四）正面上端为“中华民国”四个小字，下端为“开国纪念币'五个字，两侧各有一朶小花，中间圈内为相变之五色旗与-卜八星旗，背面为嘉木图案，中间为“十文'二字。这种嘉禾图案是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3月9日发布大总统令中所规定：“新币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到1912年6月8日，参议院决定：“开国纪念币以国旗嘉禾为主图，以后各省依式铸造'③。故国旗嘉禾图案实为民国年间铸币之定制，并非凡国旗嘉禾图案者必为中央所铸。因此，八年版之铜元正面虽与开国纪念币极为相似（除文字、花朵不同外，其余设计均一样），但不能以此为依据定为中央铸，因为中央铸开国纪念币与当十（拾）铜元（图五），正面均写“中华民国”称号，背面圆环外都有一圈英文THEREPUBLIC OF CHINA TENGASH(中华民国、十文)，而八年版正面是“中华铜币”，背面无英文，标明“壹枚”，含义明显不同，故我们认为八年版只是仿开国纪念币而非中央铸造。 其次与河南铸币相比。河南双旗币有十文，二十文，五十文,百文，二百文数种，“天水沙版及其它''一文用的是20文，故用河南双旗20文币（图六）为例,此币正面上端为英文HO-NAN（河南），下端为英文CASH20（20文），两边为卷草花纹，中间为双旗；背面上端为“中华民国'，下端为“当制钱二十文”。此币已经标明省名（河南），与天水沙版所仿的双旗八年币绝然不同，一目了然，故可肯定八年版之铜元，绝非河南省造。 最后与山西铸币相比，从图一和图二A组十文来看，除前者两侧为“山西”二字，而后者将其改为图案外，其余均一模一样，实为一模，故应肯定八年版之铜元，只是除掉“山西”二字的山西省造铜元，绝非中央或别省所造，最近董良臣先生走访了当年铜元厂老工人，据他们回忆，八年版与十年版铜元均为该厂所造④。 至此，我们认为山西铸铜元，分三种类型，五种版别，其中有“山西”二字的极少，另一种为八年版，有十文，廿文两种，图案简朴，正面极似开国纪念币，铸于铜元的盛世，最高日产量为120万枚，故留存至今较多；第三种为十年版，也有十文，廿文两种，正面两侧较前各多两朵小花，国旗用花、线、格等五种不同图案代表五种颜色，使五色分明，富有立体感，这在双旗币中还是独创，整个画面较前富丽、美观。这时因民间制钱收购将尽，原料缺乏，加上铸铜元获得大量利润，解决了资金问题，使兵工厂不断扩大再生产，阎锡山把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上，开始生产子弹等军器，故铜元生产大减，留存至今不如前者多。 山西铜元为什么要除掉“山西”二字呢？我们认为，这是阎锡山企图混淆真假，冒充中央的一种手段，在铜元上隐藏着他的政治目的。阎锡山青年时就志不在小，后到日本留学军事，崇拜军国主义，辛亥革命后，做了山西都督，袁世凯死后又当上了山西省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控制了山西，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并积极准备向外扩张。他仿效别省军阀，在其陆军修械场内（除火柴厂外，这是山西唯一用机器生产的新式工业），利用较先进的设备设立了一个铜元厂，制造铜元。由于阎锡山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保守山西，而是要尽量向外扩张，故在“壹枚'铜元试铸出样品后他又将“山西”二字取掉，期望有朝一日统治全国，故打着“中华铜币'的旗号而不铸省名。1930年阎锡山占领北京后，成立“中华国家银行”,其手法与山西铜元不称山西，而称“中华铜币”如出一辙。 山西铜元的始铸造年代，说法不一，有的认为铸于1916年，有的则认为在1918年。现存背“贰拾文'铜元，明确铸有年代：“民国八年（1919）”。标有山西字样者铸于何年？如果铸于贰拾文之前，则说明山西铜元始铸年代应早于1919年。由于标有山西字样的初铸币是“壹枚”，而不是“贰拾文'，故可肯定是先铸'壹枚”铜元，后方铸“贰拾文'铜元。从王尊光、张青槌先生《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一文中得到旁证：'…改铸一枚当十铜元，除工本费外，获利一倍多，后又改铸当廿文的铜元，获利三倍以上'⑤，而贰拾文又标明铸于1919年，那么山西铜元的铸造时间就应早于1919年。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分析，应该是1918年。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虽然做了督军，然而，山西的财政大权，则为袁世凯的亲信金永所控制（袁为了控制山西，于1914年派金永到山西，不久提为山西巡按使，掌管全省经济），阎所掌握的不过是督军署的经费而已，一切税收均归金永操纵，直到袁世凯死后，阎、金二人之矛盾才明朗化。1916年秋，双方竟以兵戎相见，金永见自己靠山已倒，经过徐永昌的周旋，只好交出财权，由阎锡山保送离开山西，可见在1916年阎锡山还未掌握财权，要铸造、发行铜元还缺乏条件。 到1917年（民国六年）5月，陕西郭坚渡河入侵山西，阎锡山急调张培梅、商震前往堵击，迫使郭坚退回陕西。调兵遣将时，阎深感军械不足，军费缺乏，财政困难，一遇急事，难于筹款解围，迫使他要尽快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但当时阎锡山在省内还没有行政大权，对财政问题仍只能隔靴抓痒，无能为力。到1917年9月他才被任命兼山西省长一职，但当年要建成铜元厂并立即投入生产，在时间上尚有困难。 阎锡山在兼任省长后，利用山西省的财力积极进行扩军。先解决军械问题，迅速扩建陆军修械所，扣下一些盐税、烟酒税等税收，作为资金投入陆军修械所，利用地方财政收入，购买设备，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从国外进口较先进的机器和所内技术熟炼的工人生产铜元，获取利润，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据记载，到1918年陆军修械所已有各种机器33部，职工400人，这时设立铜元厂，铸造铜元才有条件。许多文献资料证明了这点，如刘笃恭在“山西兵工厂的沿革''一文指出：“1918年（民国七年）着修械所内增添铜元局，铸造铜元”⑥。曲宪南著“阎锡山官僚资本企业简介'一文更具体写到：“山西陆军修械所，1914年设立，所长李蒙淑，1918年增设铜元厂，制造铜元，厂址在大北门外。山西铜元局，1918年成立，收买制钱及杂铜，发行铜元。局长高步青，地址在太原龙王庙街,1926年撤销，，⑦。山西机床厂（即早期之陆军修械所）厂史中也有记载：“1918年增设了铜元厂（包括提铅、炼铜、熔化、钢模、印花、碾片、较准、铳光等分厂），收购制钱为原料，大量制造铜元，最高日产30万枚左右”⑧。故山西铜元应开铸于1918年。 从上可知，山西铜元是阎锡山为扩军需要，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而铸造与兴盛起来的，日产量由30万枚上升到120万枚，其原料是收购民间制钱,而清末至民初山西一直使用制钱，从未铸过铜元，故原料充足，价格便宜，有利可图，每三个制钱铸一枚铜元，获利一倍多，后增铸廿文铜元，获利三倍多，仅数年就获利360万元，阎锡山便用此作为资金，购买机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再生产，由一个陆军修械所发展到十几个军工厂.从10部机器，200余名职工的小厂发展为拥有3800部机器，职工13000人，能制造机枪、大炮的大型兵工厂，可与国内最大的沈阳、汉阳兵工厂相比，大量的军械使阎锡山扩军成为可能，由万条枪，数十门炮发展到十余万条枪，千余门炮；使晋军由两个旅发展到四个旅，最后扩大到17个师、20余万人；地盘由山西一省扩大到冀、察、绥、平、津和鲁、豫五省二市，成为当时军阀中一支强大力量。同时，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其它工业、交通也有了相应发展，使山西由一个交通闭塞，工业落后的省，变为铁路贯通，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故山西铜元的铸造与流通，对山西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较之别省军阀通过铸造铜元，只是用于中饱私囊和向外购买军火有着不同的意义，客观上促进了山西工业的发展，表明阎锡山比其它封建军阀更有头脑。 以上只是我们对山西铜元版别，铸造时间及其作用的初探，愿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广大钱币研究者。本文在收集资料时得到董良臣、杨润和二同志的帮助，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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