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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1期（总第71辑）。 种姓制度在印度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吠陀时代。所谓的种姓制，严格来说，就是一种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度。不同职业都对应具体种姓，有高低贵贱之分，以婆罗门种姓为最高，以“不可接触者”为最低。不同种姓的人群不能通婚。印度人人都有种姓，代代都有种姓，与生俱来、不可改变。它是印度社会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从历史来看，很多外来统治者曾经占领印度，比如由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所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又比如大英帝国。但无论何种文化背景的统治者，都没有能力取消印度的种姓结构。与之相反，这些外来族群也依据印度模式创造了自己的种姓，融入到传统印度种姓结构之中。印度边缘地带还有很多山地部落，有基督徒，有耆那教徒，有佛教徒，他们同样也不得不接受外界赋予的种姓。在印度，无人可以置身于种姓制度之外。 1947年印度正式独立，在法律上宣布废除种姓制度。宪法第1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种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视”；第17条明文规定废除“不可接触制”。所以从法律来看，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成为历史。只是非正式制度没那么容易改变。一个人自出生起，周围所有人都很清楚他/她的种姓，甚至他/她的姓名已经显示出种姓，印度人一目了然。每个人长大以后的学业、就业、婚姻等一系列事件，也必然与种姓保持密切关联。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英国殖民地政府已经在为缓解种姓制度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努力。20世纪初，英国殖民地政府尝试在教育和就业领域开始实施配额制度，即在教育和就业领域保证低种姓群体的比例，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希望此举能间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1918年，南印度迈索尔邦正式宣布在大学和国有机关里为低种姓群体保留配额。1919年，英国政府正式将一批低种姓群体列表公示，即后来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 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进一步强化了配额制度。尤其是1950年宪法，甚至规定了配额的额度，在消除种姓歧视方面可谓迈进了一大步。教育方面，所有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为表列种姓保留15%的份额，为表列部落保留7.5%的份额。印度最好的大学如印度理工学院、印度商学院等学校也必须遵守该配额制度。法律规定，即使低种姓学生招不满，也不能把配额转让给其他高种姓学生。 毫无疑问，印度的执政党和主流人群一直在致力于降低或者消除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最主要的政党是国大党。它的几代领袖一直坚持配额制度，甚至在2005年还曾试图修宪，将配额比重进一步提高到近一半。该提议引起精英群体的强烈抗议，导致大量学生上街游行。大多数精英都认为，目前的配额制度已经过度倾向于低种姓群体，导致逆向歧视，对高种姓群体才真正不利。 这是一部分精英人群的主观感受。可是要对印度各种姓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遭受歧视进行准确测算，却是一项极端困难的工作。困难的一面来自于针对种姓的文化认识。历代社会学家都曾指出，大众认知中的种姓社会往往只是一种“想象的社会”，真正的种姓关系是相互包容。严格等级秩序，在现实中从未实现和当真。种姓很多时候只有“安慰剂”功能。困难的另一面是经济问题。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人口大约已占到印度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相当可观。而在南印度的很多地方，贱民群体在公务员中已超过半数，成为掌握权力的主流群体。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成功只是自我努力和运气，并没有怎么利用到配额制度。 许多印度城市精英都宣称，种姓在印度已不是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公开的种姓歧视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大城市已被消除。另一方面，我们仍可以从各种报道、纪录片或者实地探访中，看到印度偏远地区的大量歧视行为。众所周知，贫困问题、宗教问题、性别问题都是困扰印度经济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几十年来无法得到有力解决。种姓问题亦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把涉及种姓歧视，置于其他贫困、宗教、性别等问题之中，综合性地加以讨论。 印度自上而下采用民主制度已经多年，非常成熟。在民主框架内，候选人的纲领和他自身身份背景都会成为选民关注的对象。名义上，所有政党都是根据经济-政治目标而组建，例如国大党中一定包含了高种姓的婆罗门，也有非常低种姓的不可接触者。但在基层选举中，选民关心候选人的种姓可能会超过他的政党立场。有一些在种姓观念特别强大的北印度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大量基层选民确实就主动投给与自己同一种姓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他们会尽力避免投票给来自竞争性种姓的候选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最在意的考量是与自身种姓接近的竞争性种姓，而不太在意绝对高或者低种姓的候选人。 另一个讨论种姓时必然绕不过的话题就是婚姻。大量印度电影、小说都在探讨印度婚姻，衍生出无数感人的悲剧故事，而真正有洞见的社会实证研究倒不是太多。麻省理工大学贝纳基和杜弗罗等人利用加尔各答一份报纸征婚版数据做的研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印度人征婚时，种姓仍是首先考量的因素。而在通过征婚引致的婚姻中，大部分情形确实是种姓内通婚。 因为种姓内通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必然是一种“安全选择”。研究发现，也有小部分印度人勇敢地跨种姓通婚。研究者认为，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有一部分人持有“种姓中立”偏好，而应该理解为，“自由恋爱”突破了种姓内通婚的压力。 虽然跨种姓的婚姻在印度并非主流，但已占有一定比例，绝非个别特例。这至少说明，印度许多地区对跨种姓婚姻有一定的包容度，不再认为那是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异端行径。大多数印度人还是会选择种姓内通婚，但这很大程度可被视作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他们自己选择了种姓内通婚，却未必会反对跨种姓通婚。电影、新闻报道里的那些对跨种姓通婚青年加以迫害的故事，在印度可能已是非主流的现象。 种姓除了这些直接的影响之外，也在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一些关注贫困的实证研究发现，观察不同群体中的贫困率，其中低种姓群体的贫困率特别高，少数宗教群体（如基督教、耆那教和佛教）的贫困率也会特别高。 因为印度的种姓和宗教都是注定，所以不必考虑内生性问题。对贫困的决定原因加以分析就可发现，教育资源在这些群体中的分配极不平均，高种姓几乎垄断了教育资源。从前现代历史看，婆罗门等高种姓群体在劳动分工中本来就负责“学习”，低种姓群体则与之无缘。到了现代社会，教育直接转变为“人力资本”，这就变成高种姓群体的天然优势。 因为教育资源匮乏和观念落后，低种姓和少数宗教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其他群体。推广到工作层面，教育水平低下本就导致低种姓群体的就业竞争力和在不同地区之间迁移能力偏弱，找到好工作很难。大部分工作对种姓进入还有一些显性、隐性限制，使得低种姓群体和少数宗教群体的人群更缺乏工作机会。 低种姓群体不仅找工作困难，收入偏低，即使务农也处于不利的地位。研究发现，低种姓农民的农业回报率显著地低。与此同时，低种姓人群的教育回报率也低。他们收入低下，很大程度可以用接受教育水平低这个因素来解释。他们因为缺乏教育而不太懂得农业种植中的科学性，不太懂得相关的市场交易规律，还不太懂得利用金融市场来降低必然要面对的自然风险。这一切知识相关因素都降低了他们的农业收入，而往前追溯，又与种姓差异这个大背景存在关联。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单纯基于种姓的歧视确实在不断降低。印度政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始终致力于提高低种姓人群的收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缩小高低种姓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努力在印度的很多地区已经取得成效。 既然民主选票与种姓有关，所有执政官员都会特别在意一个最直接的统计指标：高低种姓之间的平均工资差。招工时的配额制度也会直接调整就业人口中的种姓结构。久而久之，种姓歧视至少在表面上被逐渐地抹去了。 除了收入以外，现代学者关注的另一类重要指标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幸福指数。已有一些学者对印度不同种姓人群的幸福指数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幸福水平与种姓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控制其他因素之后，种姓越高，幸福水平也越高。种姓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种姓差异实实在在地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水平差异。 除了高低种姓之间显著的幸福差异以外，研究者还发现，高低种姓人群的思考、认知模式也有不同。低种姓人群里，人们更看重种姓内部的比较，他们既要与种姓内的人比，也要与类似种姓或敌对种姓的人比。 当低种姓人群发现与自己构成竞争关系种姓的人们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他们会明显失落，个人幸福水平显著降低。对于高种姓群体而言，他们已不再看重竞争种姓之间的比较，在乎的只有种姓内个人之间的比较。 但是另一项关于暴力犯罪的研究，证明高种姓人群没有那么大方。与其他国家常见的弱势群体参与犯罪不同，印度的暴力犯罪中，有相当比例是高种姓人群对低种姓人群实施的犯罪，其中不乏恶性事件，动辄引发国际关注。 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清楚揭示，低种姓群体消费水平增长越快，针对低种姓群体暴力犯罪的数量也增长越快，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犯罪动机就是“憎恨”。 这种“憎恨”有时表现为对异教徒的抢劫、殴打，有时表现为对女性的暴力，因而常被归入宗教冲突或者性别歧视。确实，从数据角度看，我们只能观测到暴力冲突，几乎不可能探究实施暴力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从犯罪后果看，受害者多为宗教少数群体、外地群体和女性。 但既然每个人都必须有种姓，种姓歧视的阴魂必然无所不在，纠缠于各种形式的暴力之中。甚至有一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有限度的暴力是种姓地位发生调整时的辅助手段。种姓永远不变，但经济收入水平经常可能变动，人们的心理很容易因此失衡，所以会使用暴力手段加以缓解。 在这些无奈现实中，偶尔也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一项研究表明，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扩张，切实有效地降低了对低种姓群体的歧视。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曾提出，歧视的众多可能原因中，有一种原因就是“基于口味的歧视”。种姓歧视的根结，可能就是不同种姓间的相互了解、相互接触太少，陌生导致距离，进而变成歧视。大众媒体的兴起会有助于信息交流，减少隔阂。随着不同种姓族群之间增进了解，歧视现象就会减少。 印度种姓制度极为复杂，成百上千的种姓在印度各地都有不同表现，并且与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对印度种姓及其经济影响做一个总体性概括。但是通过以上众多的实证研究，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印度历任政府多年来致力于消除传统种姓制度的影响，并坚持贯彻配额制度，已经在最直观的统计数据上取得效果。
但种姓传统还存在于民众的内心深处，在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间接影响，使得低种姓群体在许多方面仍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印度社会要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消除种姓的影响，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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