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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晚年在《李德回忆录》中描述了刚到陕北苏区时经济情况一直很困难，虽然独立部队偶尓袭击一下与苏区交界的国民党统治区，但收获甚微。 年底还在延安以外、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贸易，但困难的情况几乎没有多大改变。 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直是强制性的征收（一种实物税收），大多是向富农、中农以及投机商和反革命分子征收，当是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是很宽泛的。 随着与统一战线政策相关联的对内政治化路线的变化，自力更生原则越来越得到贯彻，而到1938年初，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得到充分发展。 经济困难带来的问题：怎么办？ 一方面军是重新出征，去建立新苏区呢？还是扩大现存的根据地呢？在什么地方？去什么方向呢？基本上还是在川康边界没能得到解决的哪些问题。 这时，要从苏联求得物资和技术援助的思想又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洛甫建议：经宁夏过内蒙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 他认为，这是与苏联取得联系的可行之路，这条路虽然在北部要经过草原和沙漠，但路程比较短，而且在那边只会遇到地方军，主要是马鸿宾的部队。 这个建议既末被采纳也末被否决，一些出席会议的人，虽然也主张向宁夏进军，但他们的目的只限于在宁夏、甘肃方向扩大陕北苏区，以便建立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大根据地。 据我回忆，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我也表示赞成。 会上还附带谈到了新疆，但大致意思是，四方面军如有可能也可以向那里进军。 令人意外的是，毛主席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只表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向富有的省份山西推进，然后从那里经过绥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联系。 他认为，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两大任务：保证根据地物资供应和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走狗的运动战，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点燃全面人民战争的火焰。 会议就此结束，没有作出任何决议。 有一天，我从博古那里得知，洛甫和毛主席曾认真考虑过，让一方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军。 毛主席却准备让红军作为抗日先锋队大张旗鼓地进行东征，因此，他没有派专人去莫斯科接洽。 直至后来，在东征以后，他才派邓发去了，但不是为了从莫斯科得到情报和指示（这些情报和指示他在此期间都已得到），而是为了商谈关于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的援助问题。 这是李德在1973年，他73岁时出版的《中国纪事（1932-1939）》（后改名《李德回忆录》）中，对上述事件的回顾，仅仅他个人回忆实录，不代表笔者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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