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军将领王耀武 在“清末”年间，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老庙，在民国之后被改建为“罪犯收容所”，新中国成立之后更名为“北京功德林战犯所”。 民间流传着一句老话：“能进功德林战犯所的，就没有等闲之辈”，然而此话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功德林战犯所”里面主要关押着国民党高级将领，比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人。 他们各个精干，且“反共”思想根深蒂固，他们既是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的国军将领，也是蒋中正手下得力的左膀右臂。 只可惜政治立场不同，所选择的阵营也不同，最终在共同击退侵略者之后，又受到蒋政府蛊惑，将“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同胞”。  王耀武正是这样一位，徘徊在“抗日”与“民族大义”选择之间的，一名国民党将领。 与大多数国民党将领不同的则是，王耀武虽然身处国民政府的阵营，打心眼里却是个只想民族统一，赶紧回家耕地的主。 为了替自己安顿好“战后”的生活计划，王耀武还提前购置了两台美式拖拉机留在院子里。 只可惜这份美好的“计划”，最终因为国民党“三大战役”失败而化成泡影。 那是1946年，王耀武在担任过日本战败受降官之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蒋中正爱将王耀武 直到1948年，王耀武在栗裕大将发动的“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至此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战俘”生涯。 起初，王耀武对于自己被俘虏之后的生活，并没有报太多希望，毕竟作为国民党的一员，他们也曾对我军战俘痛下狠手。 将心比心，王耀武那时的倔强与不安，甚至只想寻求一死的态度，是值得理解的。 毕竟身在国军阵营的王耀武，已经被洗脑了整24年，“反共”的思想包袱，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卸下的。 如此，便是他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所的根本原因，与其就地正法，不如给予一个思想改造的机会。  王耀武在劳动改造 只是这个思想改造的工作，并非立竿见影，根据不同的国民党将领，还需采取不同的办法。 至于王耀武，他在抗日战争当中，作战勇猛，表现突出，不仅缴获器械上千，还俘获敌军数万。 对于这种抗日有功劳的战犯，我党是主张人性化和客观化的，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 甚至在其抗拒思想改造初期，还能得到我党的相关鞭策及鼓励，王耀武就曾得到过毛主席的亲口点拨。 “王耀武同志，你抗日战争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但你也对我党犯下重错，假以时日你诚心改造，一定会回到人们当中”。  特赦的战犯 如此，王耀武便渐渐地放下思想包袱，他同杜聿明那些将领一样，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也诚心接受改造。 想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时，功德林战犯所里还有一些执迷不悟的将领，对志愿军冷嘲热讽。 他们更是口出狂言，希望美军能够战胜志愿军，而王耀武与杜聿明则深感不同。 他们不仅意识到祖国统一的重要性，也害怕中国再一次陷入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中。 因此王耀武和杜聿明等，思想改造比较积极的将领，还亲自在监狱里为志愿军做“炒面”制“棉服”。  被逮捕的王耀武 也正是因为王耀武在战犯所的积极改造，才在1959年，得到党中央的第一批特赦令。 而此时早已不同于往时，经过十一年的改造生活，王耀武早已褪去了当年作战时的意气风发。 伴随而来的是，一个年过半百之人的深沉与稳重，对于和平年代的生活，初出监狱的王耀武一时间却有些恍惚。 如今不打仗了，土地也重新规划了，后半生要何去何从呢？党中央当然替他们考虑好了去处。 王耀武与大部分国民党将领的安排一样，都在文史部工作，毕生都在撰写民国与国民党战史和经过。  杜聿明与王耀武等人 眼下工作是有了，生活基本保障已就绪，只有远在香港的妻女成了王耀武唯一的牵挂。 王耀武的妻子叫郑宜兰，是一个出生在福建的大户人家小姐，二人相识于烽火乱世之下，并共同抚养了7个儿女。 然而在这七名子女当中，仅有一名女儿，这一名女儿也是王耀武的心头肉和掌上明珠。 据王耀武的女儿回忆，王耀武与郑宜兰十分恩爱，王耀武从不拈花惹草，而郑宜兰也贤良淑德。 可这一切美好都在王耀武进了战犯所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国民党战败，国民将领的家属纷纷逃亡香港与台湾。 而郑宜兰也不例外，她在王耀武的副官王相宾的帮助下，从上海辗转到香港避居。  王耀武在文史部 母子8人，初来上海之时，细心的王相宾，连住所都为其安排妥帖，那也成为她与孩子们避难的最后港湾。 据王耀武的女儿后来回忆，她们全家在知道王耀武被俘虏之后，曾经想方设法营救过王耀武。 可碍于时局紧迫，一直未能与我党人士联系上，那时的郑宜兰也同女儿王鲁云说过王耀武也曾摇摆过立场的选择。 “他不赞成陈诚等人发动内战，但是也不能违背国军的命令，他还说过，不知满腔热血到底该洒在何处的想法”。 王鲁云曾这样同记者回忆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与父亲分别之前，还得到王耀武的嘱托：“若我战败，你们前往香港，万不可去台湾”。  国共合作时期的王耀武 后来的郑宜兰，为了营救丈夫打听消息，还被骗走了两三万元，一时间尽连一家老小的吃食都成了问题。 多方客观原因的促使之下，郑宜兰放弃了再营救王耀武的想法，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举家又前往中美洲生活。 郑宜兰这后半生都终了在哥斯达黎加，也并未像传言那般，与王耀武的副官在一起，也从未做过对不起的王耀武的事。 而郑宜兰一家，也时刻遵循王耀武的叮嘱，从未告知他人，他们是王耀武的家人。 直到王耀武被特赦，王鲁云得到与父亲写信的机会，才将这十几年的分离生活一并告知父亲王耀武。  周恩来接见王耀武等人 而国内外时局有差，王耀武所到之处依旧受到监管与保护，因此妻子郑宜兰再三考虑，还是决定留在哥斯达黎加陪伴儿子。 就这样二人便离了婚，而王耀武也在1966年的年末，在周恩来同志的介绍下，与北京一位中学老师吴伯伦结婚。 王耀武能够重新选择另一半，是无奈的也是郑宜兰渴望的，毕竟身处国外也不得相见，郑宜兰始终希望能有人照顾王耀武的后半生。 可王耀武的后半生注定不会太平，在那个动荡的时局之下，许多老红军都没能幸免，更何况王耀武作为“战犯”的前科。 很快，他便在这场文化浩劫之中倒下了，据其女王鲁云回顾，她在1965年曾经与父亲王耀武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  王耀武与溥仪等人 那时王鲁云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忽然听见电话响了，来电的正是《大公报》的管理人费彝民。 在电话中，费彝民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慰问，并邀请王鲁云夫妇前往北京，与王耀武一见。 当时王鲁云甚是诧异，因为时隔多年，她从未向任何人说过自己的父亲是王耀武这件事，而费彝民却不费劲就知道了。 出于对父亲的思念，王鲁云决定接受周恩来同志的邀请，只是她要求只带女儿前去与父亲相见。 也许是心里有些忌惮，不知再次回到国内，会面临何种境遇，会不会有去无回，也未可知。 带着这种惴惴不安的心，王鲁云踏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而后又经过广州机场，搭载上了前往北京的最晚一趟航班。 王鲁云与女儿 “那天晚上，北京的夜特别冷，街边的路灯也很黑暗，人们都不怎么说话，我也十分紧张”，王鲁云同记者说道。 随后一行人，带着她们母女二人，来到一处宾馆，在那里，她见到了十几年都未曾相见的父亲。 除此之外，她还见到了当年与父亲一起作战的，几个国民党的将领，有杜聿明、宋希濂等6个老伯。 王鲁云甚是感慨，多年不见，他们都已经褪去了当年的朝气蓬勃，如今只剩下一幅苍白又多病的老骨头。 尤其王耀武，只见他整齐地穿着一身粗木棉服，每一粒纽扣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他笔挺地坐在宾馆床边，双手放在两边膝盖上，略带苍白的脸上，缓缓地地挤出一抹微笑。 王耀武在文史部 “母亲与你们都还好吗？，王耀武话罢，便用颤抖的双手，抱住了许久不见的女儿。 而王鲁云这才了解到，原来父亲王耀武得了帕金森，他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可以把自己举国肩头的国民军将领了。 想到此处，王鲁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这一次的见面，持续一周之久，而每一次的谈话似乎都压抑着一种不自然的氛围。 每个人都小声地说话，生怕不小大声，会惊倒房间里的其他人，而北京那时正值冬季，到处都是灰蒙蒙的，给人的心情也挺悲凉。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王鲁云尽可能地陪伴父亲，还为其购置了许多洗漱用品、糖果、香烟，等物品。 其他伯伯们，自然也人手一份，毕竟在那个年代的祖国大陆，物资不算充裕，能得到这些已经是极其贵重的礼物了。 王耀武去世 在告别父亲之后，王鲁云在接受北京史料员的访问之后，就踏上了返回香港的征程，而这一次也是她此生最后一次与父亲相见。 因为王耀武在三年后的北京，历经思想与身体的双重折磨而离世，而关于王耀武后人的种种情况，只有王鲁云才能与外人道。 之前因为有传言说，王耀武有四子两女，实则不然，在王鲁云的亲口证实下，王耀武有6个儿子与一名女儿。 其中有三人已经不在人世，王鲁云的其他三个兄弟，与母亲一起生活在哥斯达黎加。 他们已经与当地女子成婚，并且育有后代，而哥哥们的后代，大多数人都选择从医，这在当时世界各国都是比较好就业的职位。 王耀武外孙黄惠珍 根据王鲁云所说，他的三名兄弟的后代，几乎不懂中文，也对中国历史没有什么情结。 如果未来国际关系发展得比较开放，兴许他们会回国看看父亲生活过的土地，反之大概这一生都不会再回来。 而王鲁云作为王耀武这一生唯一的女儿，也是离他最近的一个，她与丈夫黄镇辉一直生活在香港。 他们不仅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还在香港创下两个名列香港“首位”的地产项目，至今无人刷新纪录。 如此，王鲁云也成为王耀武所有的子女当中，唯一一个与中国大陆时刻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位。 除此之外，在工作之余，王鲁云还致力于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设立教育基金，还优先为大陆学生颁发奖学金。 峥嵘岁月时期的王耀武 受母亲王鲁云的影响，其女黄惠琪也同母亲一样，钟爱教育事业，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设立建筑奖学金。 除此之外，黄惠珍身为王耀武的第二个外孙女，她十分敬重外祖父王耀武的生平事迹。 她不仅在祖国大陆生活，还成为山东政协委员，一直到今天，黄惠珍依旧在连任的期限之中。 当人们问道黄惠珍关于未来的工作计划之时，她也坦言，希望做一个纪念馆，用来展示外祖父抗日救国的那些英雄事迹。 当然这只是王鲁云其中两名优秀的女儿，除了黄惠琪与黄惠珍之外，她还有三朵优质的“小金花”。 王耀武济南作战遗址 其中老三黄惠君，在香港工作，是一名教育从业者，他不仅担任香港弘立教育书院主席，还是一名优秀的实业投资者。 而排行老四的黄惠菁，从事心理学研究，也正在进一步攻读，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黄惠菁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研究方向，就是关于“为何内陆的母亲，喜欢来香港生产的课题”。 还有老五黄惠婷，她也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且在韩国发展和生活，现在的状况，总体来说都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有女如此，父母何求？这不就是大多数人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生活富足与子女学业有成吗？ 想来也只有负责任的父亲，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子女，以至于在王耀武去世之后，王鲁云依旧肩负起照顾继母的重任。 直至吴伯伦晚年因精神病去世，王鲁云这一生与父亲王耀武所有的缘分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无限的回忆与思念。 特赦后的王耀武 这大概是所有革命者，相同或者结局不同的一生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战争年代的牺牲品。 生不逢时不说，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又不得不将民族大义放在人生选择的首位。 至于那些不同政治立场上的选择，他们既是无辜的也是无奈的，因为百年之前的中国，只有跟随强者才能有生的希望。 吾辈在新的时代，回首那段峥嵘岁月，已经可以用辩证及客观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那些曾经为国民政府效力的官员。 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为抵抗日寇，保卫中华民族领土安全，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王耀武 这正应了古代一句老话：“九州之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每一种对峙的选择，都是我国统一大业的必经之路。 而王耀武这样的革命者，只是众多军人当中，为求和平与安定的一个缩影。 吾辈定会站在前辈的肩膀之上，用他们一生的心血与努力，来捍卫属于华夏儿女脚下的这片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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