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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对历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 这种重史的传统，由来已久，若推究其产生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教化的需求，二是借鉴的需求。 关于教化的需求，其要旨用曾子的话讲：“慎终而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第一》） 所谓借鉴的需求，其要旨是以古人的得失经验为镜子，识兴衰，察易变，以有验于今日。 这两种需求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旨，那就是历史记载必须真实。因为假如历史记载不真实，那么臧否人物就会失去标准，历史之镜也会变形为哈哈镜。 至于是教化重要，还是借鉴重要？对于具体的修史者而言，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但对朱熹这样的理学家而言，却非常明确：历史必须侧重于教化。 朱熹有这种观念，完全可以理解。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主流文化基本上不承认世间有超自然的神，对灵魂不灭论也持怀疑态度；因此，儒家教化世人，格局仅限于现世，从生到死而已，没法用天堂地狱之说追究人的长远责任。这样有限的工具，假如遇到为满足私欲而无所畏惧者，基本归于无效。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家圣人将人的生命一分为二，一是血肉的生命，二是声名的生命。 人的血肉生命非常短暂，一般不足百年；但声名的生命相对较长，可能他的血肉之躯化为腐土了，他的声名之生命还鲜活地存在。 例如某人去世，并不代表着他归于虚无。假如他是普通人，其声名之生命一般会通过他的子孙得以延续，即便没有子孙，也会在亲友乡邻之间延续一段时间；而倘若他是重要人物，那么他的声名之生命，不仅能在子孙、友邻之间延续；还能通过史书，延续到千百年后，实现不朽。 圣人为了让人重视声名之生命，特别在意人的葬礼、祭祀等身后事。并且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让生前行善之人，享受哀荣；让生前作恶的人，遗臭万年。 现代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表达的就是这种观念。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作恶的人，他虽然活着，但声名之生命已经腐烂变臭；有些为善之人，他虽然死了，但声名之生命则依然健康存在。 这也就可以理解，古代的士大夫为何特别在意谥号、追赠等身后的名誉。 孔子认为史籍是延续人声名之生命的最佳载体。他亲自动手，改造鲁国的史书《春秋》，在不伤害其真实性的基础上，微言大义，褒贬人物，赋予了其浓重的教化功能。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之后，专业的史家作史，基本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因为他们不是圣人，自然达不到孔子的道德高度；而且对于他们，忠实的记录历史是第一职责，宣传教化是第二职责，所以他们只能喻教化于记言叙事之中；而非反之。 朱熹对后世的史家不突出教化，颇有微词。他说左丘明是个趋利避害之人，好恶不与圣人同，其《左传》所记，多与经书（《春秋》）异。他批评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他根据自己对《春秋》的研究，认为修史应遵守如下原则： 第一，辨正统。本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原则，确认从周朝至五代，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个朝代为正统，其余或为僭，或为篡，或无正统。 第二，明顺逆。确立顺天命与逆天命的标准。 第三，贬奸佞。秉笔无隐，谁做了什么事，就要记录什么事，让乱臣贼子之罪恶大白于天下。他批评当世著史不实，说：“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录》，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语类.卷一百二十八》） 第四，褒扬尊者、贤者与死节者。对历史人物，不仅要根据其品行功德分类，尊归尊，贤归贤，奸归奸，佞归佞；而且在具体记录他们的事迹时，还需详略得当。例如乡里、世系，不能悉计，惟贤者则著其略。诸臣去世，惟宰相悉书。而死节者，不仅要记其经过，还需以专门的文字予以表彰。 第五，记录史实，需要自觉地使用《春秋》笔法。例如，他在《通鉴纲目凡例》中，说“征伐”之用词的具体标准为： 凡正统，自下逆上曰'反’；有谋未发者，曰'谋反’；兵向阙，曰'举兵犯阙’。 凡调兵曰'发’，集兵曰'募’，整兵曰'勒’，行定曰'徇行’，取曰'略’，肆掠曰'侵’，掩其不备曰'袭’。同欲曰'同’，合势曰'连兵’，并进曰'合兵’，在远而附之曰'应’，相接曰'迎’，服属曰“从”，益其势曰'助’，援其急曰'救’，开其围曰'解’，交兵曰'战’，尾其后曰'追’，环其城曰'围’。 凡胜之易者曰'败某师’，平之难者曰'捕斩之’，舍此之彼曰'叛’、曰'降于某’、'附于某’。犯城邑，寇得曰'陷’，居曰'据’。 凡僭名号曰'称’。 人微事小曰'作乱’，人微众少曰'盜’，众多曰'群盜’。 犯顺曰'寇’。凡中国有主，则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扰某处’。中国无主，则但云'入边’，或云'入塞’，或云'入某郡杀掠吏民’。 凡正统，天子亲将兵，曰'帝自将’。遣将则曰'遣某官某将兵’。 大将兼统诸军，则曰'率几将军’，或云'督诸军’，或云'护诸将’。 将卑师少，无大胜负，则但云'遣兵’。 不遣兵而州郡自讨，则云'州郡’，或云'州兵’，或云'郡兵’。置守令平盜贼，曰'以某人为某云云’。 凡正统用兵，于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讨’；于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击’。其应兵曰'备’，曰'御’，曰'拒’。 凡人举兵讨篡逆之贼，皆曰'讨’。 凡书敌，于敌国曰'灭之’；于乱贼曰'平之’。敌国乱贼，岁久地广，屡战而后定，则结之曰'某地悉定’，或曰'某地平’。 凡得其罪人者，于臣子曰'诛’，于夷狄若非臣子者，曰'斩’、曰'杀’。 凡执其君长将帅曰'执’，曰'虏’，曰'擒获’，曰'得’。 凡师入曰'还’，全胜而归曰'振旅’。小败曰'不利’，彼为主曰'不克’，大败曰'大败’，或曰'败绩’。将帅死节曰'死之’。 朱熹这种过分突出教化的历史观，虽然强调以史实为基础，却极易走偏，有时难免会“削足适履”。例如，他所主张的辨正统，倘若推到极处，便会伤害历史的客观性，染上以论定史的气味。 章太炎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体例不纯，“晦庵自视亦不甚重”，（转引自《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420页）大约不是虚语，因为在朱熹那里，史书还有第三项功用——“格物”。 “格”史书，也就是要穷究历代兴衰及人事代谢的轨迹，以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纹理及自然律。如此，则要求史书所记不仅真实，且必须尽量全面；因为假如有虚处，有残缺，则会给格其中之天理，平添不少难度。 因此，他主张读史，先读《左传》、《史记》、《汉书》之类，次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认为《资治通鉴》是速读用的，内容不如正史完备，说：“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 这样一来，朱熹很纠结，历史的教化功用诚然重要，但它的“借鉴功用”及“格物功用”，同样重要，过于执着于一端，便会伤害其他两端。所以，朱熹到底没有十分用心经营他的《资治通鉴纲目》，他对再造一部《春秋》式的史书，多少有些疑虑。这本书朱熹只做了个轮廓，其主体部分后来由他的门人赵师渊完成。 不过，朱熹还是强调读史之前，应该先读经书，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 这等于说，史书修著不必一定要像《春秋》那样，刻意突出道德义理；但读者一定需先有个道德义理的底子，否则没有个指导物，容易在纷杂曲幽的历史人事中迷失。 他另一方面的意思是：历史记述过于庞博浩大，学者如果先从史入，恐怕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反而耽误修身，本末倒置了；而经书的内容相对比较简洁，容易下功夫。 尽管经、史不分家，可经毕竟是经，史毕竟是史。 （原题：历史的三大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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