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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人说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是她说动了父亲考虑起义事宜，这才推动了华北地区的向好局面。不过，也有人认为傅作义之所以接受起义，还是由于他的心腹秘书阎又文极力劝说，晓之以理，才最终让其下定决心。 总之，北平的和平解放，离不开傅冬菊和阎又文的共同努力，他们都是古都北京得以免于兵燹的重要功臣。不过，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事众所周知，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究竟如何，却一直是个谜团。  新中国成立以后，阎又文依旧一直都陪伴在傅作义身边，傅出任水利部部长，他就担任二把手。这段时间阎又文一直被当作起义将领对待，他和傅作义一起，为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遗憾的是，在1962年时，年仅48岁的阎又文突然在任上病逝了。而阎又文的逝世，开始给他的真实身份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就在于阎又文去世后，他的骨灰被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照理说葬在八宝山也没什么不妥，毕竟他是劝说了傅作义起义的将领，完全有资格享受此等待遇。可奇怪的是，在阎又文的墓碑上，却镌刻了这样一段碑文：“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中国共产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从这篇碑文不难看出，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如此一来，他就是傅作义身边的红色间谍了，与傅冬菊可谓是妥妥的同志。但是，我们知道，既然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么阎又文的碑文中是应该标注入党时间以及革命经历的，可碑文上除了说明阎是共产党员外，对于其他的一些信息却是语焉不详，这不得不被令人心生疑惑。 而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阎又文委员千古”，做过什么样的工作才配得上周恩来总理送的“千古”挽联？ 为什么除了阎又文的碑文对其是中共党员的身份有所提及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对他的这重身份有所证明。无论是他建国后工作过的水利部和农业部，还是之前的情报部门，一概没有关于阎又文的党员身份记载。甚至于专门负责掌握国民党起义将领信息的统战部，都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这使得阎顿时变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而这一点，很快就对阎又文的家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阎又文与妻子丁宴秋共有六个子女，他们一直都在家庭出身的一栏下填的是“革命干部”（1949年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及其家属都是如此填写），这在阎又文去世之前都没有太大问题。可阎又文去世以后，由于他的党员身份无法被证实，他的身份遂成为一个谜团，这个谜团就连阎家人自己都解不开。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出身不明”的阎家人自然没少遇到麻烦。  这种麻烦最主要体现在了一家人的入党以及提干的政审上，因为出身问题，“一到政审就卡壳”这个问题，每一个阎家人都有所经历。 由于政审的结论一般是不会对当事人透露的，在丁宴秋和前五个子女入党提干失败以后，他们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没太过问。直到老六在部队中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阎又文工作过的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却一直得到“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的回复后，阎家子女才反应过来，原来问题一直出在父亲的身份问题上。于是，一家人开始将精力放在了寻求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上，但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线索。 这一找，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处处碰壁后，阎家人渐渐放弃了希望，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出身不明”这一“事实”。然而，就在这时，转机突然到来了。 1993年，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遇到了自己在北平做潜伏工作时的老同事王玉，这对老革命同志多年未见，因此一见面便难掩欣喜，滔滔不绝谈起了当年的往事。在闲聊中，刘光人突然提到了阎又文这个名字，缘由是他正好当过阎又文的二女儿的领导，知道阎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自己对阎又文其人又不太陌生，曾与这位傅作义的大秘书有过密切接触。 谁知，王玉一听刘光人与阎又文的后人有过接触，突然就变得十分激动，连忙问其后人所在。见老战友如此失态，刘光人觉得奇怪，便问了一嘴。谁知，王玉的一番话，让刘光人惊呆了——据王玉所言，阎又文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无疑，而且他还是其单线联络人！ 刘光人听后，顿时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原来，当初他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而《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报纸，阎又文作为新闻处处长，经常都会到出版社查看情况。也就是在那时，刘光人与阎又文有过接触，阎还对其多有关照，只不过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刘光人怎么也没想到，傅作义身边的大红人、劝说了傅将军起义的大功臣，竟会是我党的高级间谍，这不由得让他心生敬佩。与此同时，他又对阎家子女所受的不公待遇，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看到刘光人陷入沉思，王玉把他叫了回来，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其说道：“如今已经40多年过去了，阎又文应该可以揭秘了，我立刻就向组织申请，为他作证。对了，你可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啊。” 王玉也明白，这么多年过去，阎又文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揭露，阎家人一定受了不少苦。因此，他试图联系阎又文的家人，除了向他们表示慰问外，也表达了自己没有早些揭示秘密的歉意。 有了王玉的证明，阎又文的身份果然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承认。这时，距离阎又文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当阎家子女接到父亲身份得到证实的消息时，无一不是泪流满面，至于他们当时的心情，也许正如其中一个女儿所述的那样：就像长久的阴霾后终于见到了阳光。 这一幕，王玉深受感动，而他对于阎又文的回忆，也如潮水般汹涌袭来。 时间回到1945年8月，抗战刚刚取得伟大胜利之时。那时日本宣布投降还没几天，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王玉就接到了上级派来的任务：到驻守绥远（今内蒙古）的傅作义部队中寻找一个叫做阎又文的地下党员，并与他取得单线联系。 从组织那里，王玉了解到了一些关于阎又文的基本情况：他毕业于山西大学，在大学期间曾积极参加过由中共地下党员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在此期间，阎又文受到了组织的关注，并由地下党员潘纪文发展入党。于1939年在延安接受短暂培训后，阎又文被安排到了马鸿逵所部，之后又伺机转入到了傅作义的晋军之中。 之后的事王玉也都清楚了，阎又文在傅作义的部队中混得风生水起，一路从秘书做到少将新闻处长，成为了傅作义面前的红人。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王玉心里有些没底，毕竟如今的阎又文已非当初，而且他与组织也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这不由得让他对任务的可执行性产生了怀疑。  王玉说出自己心中的顾虑后，组织上对他的回应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相信阎又文是一个忠于党的好同志！于是，带着党对阎又文的信任，王玉毅然踏上了寻找阎又文的路，几经周转后，总算到达了傅作义总部所在的包头。 到达包头后，王玉几经打听才结识到一个叫做薛起禄的国民党军官，此人的职务是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正好与自己要找的阎又文处于一个部门。连贿赂到哄骗后，王玉终于从薛起禄口中得到了阎又文的消息，并且在他的带领下顺利进入了傅作义的司令部。在司令部中，王玉总算见到了阎又文，但他却并没有与之相认。 几天后，王玉又打听到了阎又文的住处，于是便找了个时机登门拜访。见到阎又文后，王玉并没有什么接头暗号，只是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你是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对于这三个问题，阎又文一一点头，同时他也意识到来者不善。谁知，问完这三个问题后，王玉便单刀直入道：“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 听到这句话，阎又文激动了，他跨前一步紧紧握住了王玉的手，声音带着颤抖地说道：“多少年了，我一直在盼着这一天啊！” 这句回答，让王玉着实有些震惊了，尽管他试想过阎又文可能会有的各种反应，却都没料到他会如此激动。想到自己之前还对阎又文有过不好的猜测，他不禁感到羞愧。 让王玉更为感慨的是，阎又文所做的决定，是需要极大魄力的。要知道一旦他放弃此前的身份，安心做自己的国民党官员，那么前途将是可见的光明，不仅能够鲜衣怒马，高官厚禄，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反观重回组织的怀抱，等待他的将是刀口舔血、如履薄冰的日子，而且这种日子的尽头在哪儿，谁也预料不到。 总之，阎又文对组织的忠诚、对信仰的笃定，都让王玉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  由于阎又文身份的特殊性，他与王玉一直是单线联系，继续往上，这条线为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除了这条线的同志外，整个延安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几个重要领导人知晓，由此可见阎又文真实身份的保密程度之高。 这里顺便一提，阎又文是如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由于傅作义的部队中与共产党有关的人员太多，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相当不满，他们大骂傅作义“赤化”严重，甚至将其部队称之为“七路半”。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趁机密电傅作义，要求他执行“清共”事宜。 可是，国难当头，傅作义根本无心与共产党为敌，于是他选择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这样一来，既没有得罪蒋介石，也没有违背民族大义，可谓一举两得。不过，傅作义有所不知的是，并非所有共产党员都离开了晋军，还有一部分秘密人员潜伏了下来，其中就包括了阎又文。 阎又文是大学生出身，他的文采非常出众，加之为人谦逊温厚，他深受傅作义的重视。后来傅作义指定阎又文当他的秘书，他尤爱阎的文章，还曾不止一次地对旁人说过：“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 因此，深受赏识的阎又文升迁速度非常快，没过多久就成为了傅作义的心腹。也是从这时起，阎又文对傅作义有了新的认识。 进入抗战后期以后，蒋介石对共产党部队的“小动作”越来越多，甚至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过，尽管国共摩擦不断加剧，傅作义却并不为所动，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表示：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打日本！ 这个心愿，可以说不仅仅是傅作义一个人的，更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所共同的，特别是阎又文这批热血青年，他们更是期待能够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因此，从那时起，阎又文便下定决心跟着傅将军打鬼子，在此期间他没有做一点情报工作，专心致志地与傅作义出生入死。  抗战胜利以后，还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阎又文便来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一边是自己的信仰，一边则是自己的成长。这两个选择，无论是偏向哪边，对于阎又文而言都是非常艰难的。只不过，对于信仰的热诚，还是促使阎又文重新选择了组织。 重新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后，阎又文与王玉的联络站设在了一家布店中，在这里，王玉对阎又文传达了来自中央的指示，要求他了解和掌握具有重大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以及了解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作为给傅作义起草大小机密文件的秘书，这等任务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几次密探过后，阎又文就对王玉传达了一个重要情报：傅作义已经被蒋介石拉到了内战的战车上，他的部队很有可能对绥东解放区发起进攻。 为了让解放军做好应对，阎又文还把傅军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以及将领情况等重要情报一同打包给了王玉，接到情报后，王玉立即就赶往驻守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向领导报告了这份情报。然而，这份重要情报却并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他对王玉表示：“你这个材料把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结果，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后，傅作义就率部对绥东解放区发起了大举进攻。由于过分低估了傅军的实力，我军在绥东战役中吃了不小的亏，相继丢失了好几个重镇。 得知情况后，李克农大为光火，后来在战役总结时，他还语重心长地说道：华北战场初期的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的不够重视！ 而受到教训以后，华北野战军开始根据阎又文的情报进行了有效应对，之后的时间里，我军再没有与傅作义产生大规模战斗，从而有效避免了损失。 有意思的是，在傅军取得绥东战役的胜利之后，傅作义脸上有光，便让自己的“笔杆子”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就是“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还要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自己的态度”。 写还是不写呢？阎又文请示了上级，结果这个请示直接被送到了延安，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不仅要写，还要骂得狠一些，最好达到让敌军骄傲、让我军愤怒的效果！  1946年9月20号，傅作义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刊登了阎又文的《致毛泽东公开电》一文，这篇文章的讥讽语言之高明，让毛主席看过后都咂舌不已，连连称赞其言语犀利、文笔斐然。只不过，如此一篇“檄文”存在，加之阎又文后来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得到揭示，他在特殊时期会遭到怎样的抨击，我们并不难想象。 一年以后，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司令，开始坐镇北平。虽然阎又文这时依然是傅的秘书，可他的军衔已经升至少将，而且兼任了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以及新闻处处长等多个职位，可谓完全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 利用职务之便，阎又文给了王玉一张《平明日报》记者证，这样一来他便可以轻易进入阎又文主持的记者会，而一些绝密情报，也能够通过这个场合传送出去，且不漏声色。 像后来的刘光人等借用《平明日报》记者身份的地下工作者，其实都是阎又文帮忙完成的，只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值得一提的是，在阎又文与王玉的运作下，《平明日报》的编辑中一度有超过20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从而实现了这份北平机关报的“赤化”。 在北平情报机构趋于完善的时候，辽沈战役也被中央提上了日程，这一时期，阎又文最主要的任务一直是掌握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毕竟掌握了他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的军事动态。 1948年10月，随着我军在辽沈战役中胜局已定，解决华北问题，成为了我军的新一轮动向。在李克农的指示下，王玉找到了阎又文帮忙，并顺利夺得了傅作义的作战计划。而这份情报，直接奠定了我军在华北战场的胜势。 原本按照中央的思路，解决华北的首要问题还是先攻克太原，然后解放平津。但根据阎又文传回的情报，傅作义的部队主力集中在了平津一带，因此一旦太原失守，傅作义一定会加固平津的防线，届时将不利于攻取平津。而且依靠天津的区位优势，傅作义完全还有一条从海上逃跑的路线，如若他南下与蒋军会合，那么后续的解放日程将变得格外艰难。 因此，将傅作义的部队包围歼灭在平津地区，是于我军最有利的结果。  1948年11月23日，按照中央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一举击溃了唐山、塘沽以及天津的国民党军，从而完全切断了傅作义的海上生路；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突袭张家口以西，再度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后，我军将北平城团团围住，彻底将傅作义所部困成了瓮中之鳖。 这时，是武力一举攻克北平，还是劝降傅作义，成为了让中央头疼的又一难题。 北京作为五朝帝都，在我国有着不可小觑的政治地位，这里王气纵横，文物众多，稍有不慎便会使得这座文化古都毁于一旦。因此，尽量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保全古都面貌，既是共产党人的心愿，也是北京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与此同时，深陷重围的傅作义，也一直在战、和、逃之间举棋不定。 战，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和解放军两败俱伤，代价却是整座北京城； 逃，早已无处可去，且不说路已经被堵死，就算突围冲出解放军的包围圈，丢失了整个华北的罪名，加之与蒋氏向来有嫌隙，蒋介石必然不会放过他。 至于和，自己与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他并不清楚对方会不会放过自己，他也不敢保证部下的安全。 因此，当时的情况下，双方其实都是慎之又慎的，稍有不慎，便会犯下大错。 而此时，阎又文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他积极从中斡旋，在傅作义自我矛盾最严重的时候为他开导，帮助他下决心。 1949年1月，傅作义的主力35军在新保安战役中被全歼，这几乎给了他致命一击。要知道此前共产党公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他发现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其中后，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自己的主力倾覆，他再也坚持不住。 在傅作义的托付下，阎又文开始和共产党方面进行密谈，而且这次谈判进展得格外顺利。之后在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的全权谈判下，双方正式敲定了和平起义事宜，而傅作义在看过阎又文记录的详尽谈判记录后，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事到如今，也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正式代表傅作义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月31日，北平正式宣布和平解放。自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新中国的首都，也开始被提上了日程。 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作义当居首功，可促成了他完成此等壮举的，是阎又文，是傅冬菊，是无数致力于和平的民主人士。他们，同样值得被铭记。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阎又文的身份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知晓他真实身份的人，依旧只有寥寥数人。尽管如此，阎又文依旧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无论是在水利局还是在农业部，他都做出了一番成就。 然而，在三年困难时期，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几乎一直以超负荷的状态坚持工作，重重压力之下，他的身体最终不堪重负，积劳成疾。 1962年9月，阎又文已经病重在床，此时的他对不久后的政治风暴似乎有所预感。因此，弥留之际，阎又文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道：“有事情找组织。” 只不过，丁宴秋当时并不理解阎又文的意思，直到丈夫去世多年以后，她才明白过来。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人能够为阎又文作证。 所以，英雄蒙冤，是一个注定的悲剧。 好在若干年后，王玉还能为阎又文正名，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试想一下，如若王玉没能长寿，那么这位英雄是否就会永远沉沦，我们不得而知。 而我们也不难猜想，在当时充满险恶的地下斗争环境中，像阎又文那样与组织保持着单线联系的情报人员，又有多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也许他们因为上线的牺牲而永远不能得到正名，只能成为游离于组织与敌人之间的存在，这样的英雄，是何等悲剧。 因此，我们缅怀英雄，除了铭记那些能够被世人知晓的名字外，那些不幸被历史埋没的无名英雄，同样值得被我们缅怀，和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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