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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下旬，奉蒋介石之命死守西南地区的胡宗南一路逃亡，被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15军44师、66军184师合围在大凉山西昌城里，此时，他手下的第1军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被服、粮饷、军火弹药更是要啥缺啥，连过冬的衣服都没一件，只能做点象征性的抵抗。 胡宗南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三个月前，他在成都新津机场把蒋家父子送往台湾时，蒋介石嘱咐他死守西南，没有半点和他台湾再见的打算，此后发来的电报中，也再三强调要胡宗南和西昌城共存亡。胡宗南知道，这是蒋介石希望他“壮烈牺牲”、“杀身成仁”，好把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责任都推到他头上。 
蒋介石与胡宗南 作为蒋介石的“天子第一门生”、“十三太保”之首，胡宗南忠字当头，甘当蒋介石鹰犬，他不敢抗命。 不过，胡宗南在国民党军中人缘不错，就在生死关头，他的好友、“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对蒋介石进言：“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也担心胡宗南不死被俘，便默许派机去接。 城破前的关头，台湾派来最后一架飞机，要接胡宗南离开西昌。 胡宗南虽然也渴望与台湾的妻儿团聚，可他更清楚地知道，在台湾等着他的会是什么。 当晚，胡宗南召集部下开会，表示自己要完成蒋介石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与阵地共存亡，让秘书长赵龙文，参谋长罗列等人搭这架飞机走。而胡宗南的部下坚决不同意他的决定，把胡宗南强行架上了飞机，留下参谋长罗列守城。 那时正是冬末初春时分，撤离时间又是凌晨，西昌城郊的机场跑道上结满了冰，飞机难以起飞。胡宗南手下不得不在跑道两侧隔一段距离摆一个铁桶，再将棉絮破布并着御寒的衣物等扔进去，浇上汽油点燃。 熊熊的火焰融化了路面上的冰块，也让飞机上的人隐约看见了远处解放军的先锋部队，胡宗南终究没能为蒋介石守住这“最后的堡垒”，他本人也作为国民党最后一名撤离大陆的将军而广为人知。 就这样，胡宗南抛下六万人马，只带着六名随从，恓恓惶惶地登上了台湾的土地，而等着这位从前的“西北王”的，却是无限凄凉的晚年岁月。 一、 初至台湾，整天想自杀 胡宗南的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后，别说蒋介石、陈诚了，一个来接机的国民党大员都没有，根本无人理会，只有昔日好友汤恩伯派了辆车来接他，把他送到花莲海边的一处寓所里安置。 胡宗南躲在花莲海滨不敢出面，而台湾“国防部”关于他的文件却天天发，今天下文撤掉他的“西南军政长官”之职，明天下文怒斥他损兵失地之责，这些公文内容都登在报纸上，让胡宗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 他多次打电话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却置之不理，胡宗南在台湾处于一种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胡宗南 当时，胡宗南每天在海滨寓所练字打发时间，有时也出去散步，由从前在王曲军校的学生孔令晟陪着他。 有一天，胡宗南从花莲体育馆走到海边悬崖，突然若有所思，对孔令晟感慨道：“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说：“要自杀，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自杀；到了西昌就没什么意思了，部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孔令晟说的是老实话，成都被解放前，胡宗南还可以指挥近50万大军，到了西昌，城内只剩下不到1千人、连建制都快打没了的第1军，城外打着国民党军队番号的游兵散勇也只有6万人。 胡宗南这个主将，在蒋介石一再要求“共存亡”的严命下，不但没能跟成都共存亡，也没能跟西昌共存亡，就算在台湾跳海了，在蒋介石眼里，也没有半点殉城的“壮烈”，没有自杀的“诚意”。 
北伐时期的胡宗南 其实，内外交困、焦头烂额的胡宗南曾在1949年初自杀过一次，有意学戴季陶、陈布雷二人，以死来解决自己的困境。可当时他已经是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国民党上将，负责为蒋介石“断后”，带几十万大军从汉中撤到成都，又溃败到西昌，如果他死了，就没有人能够在大陆为蒋介石保留最后一点兵力了。“忠”字当头的胡宗南，因此一直不敢随便死。成都之役，胡宗南手下六位师长被歼，或阵亡或自杀，三个军长中有两个负伤，两个兵团司令中一个被俘、一个负伤，牺牲十分惨烈，才为蒋介石及手下大员撤往台湾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而他落的下场，不过是蒋介石命他“最后决战”，要求他“杀身成仁”，对活着回到台湾的胡宗南，蒋介石不屑一顾。 此后，胡宗南在台湾多次流露了类似的想法，对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想死不容易，想活，更不容易。 二、遭严厉弹劾，靠蒋介石出面解围 事实上，1949年10月，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胡宗南曾有过起义的想法，而这种想法被军统上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此后一直对胡宗南十分猜忌，也造成了胡宗南后来在台湾老景凄凉。 当时胡宗南还在南郑城绥署，彭德怀释放了1947年10月在陕北清涧战役中俘虏的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让他当说客来策反胡宗南。胡宗南明知张新来意，考虑两天后，10月10日夜里秘密会见了张新。 张新从鞋底取出一封胡宗南的浙江同乡、原黄埔军校同学胡公冕的亲笔信，劝说他像程潜等人一样就地起义，胡宗南沉吟半晌，问道：“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 此时他仍有自杀之意，张新听出胡宗南意有所指，就答道：“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所做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 这番话令胡宗南深感刺心，的确，就算自杀了，他也当不成文天祥。 而一番谈话后，胡宗南激动难平，大声喊道：“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不想想校长，不能对不起校长哇！”并躺到沙发上，掩面而泣，显然，他内心已经开始动摇。 接着，10月12日、10月15日的后半夜，胡宗南都找来张新密谈，并对他隆重招待。这引起了蒋介石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眼线的注意，蒋介石第二天就电召胡宗南去谈话，胡宗南回来后，把张新关入监狱，起义之事，从此没有下文。 虽然胡宗南始终忠心耿耿，但“起义未遂”这个疑点让蒋介石内心不快，而内战失败的责任，蒋介石也归咎于胡宗南。 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地下党员，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足足十二年没被发现，1943年的“闪击延安”计划、1947年的“直捣延安”计划均由熊向晖秘密传送出去，因此胡宗南大军入侵陕北根据地时总是功亏一篑，每次追到延安、绥德，最后发现都是座空城，而毛泽东却能不急不忙地调兵遣将，让胡宗南伤亡惨重，最终以二万军队击败了胡宗南的二十五万大军，这造成很多人都认为胡宗南本人就是个地下党，关于胡宗南“通共”之说，在国民党内部也常有人提起。 
1947年，胡宗南陪蒋介石探访延安窑洞 如今胡宗南的几十万部队彻底灰飞烟灭，蒋介石打算在大陆割据西南的想法也成画饼，国民党政府从上而下，都认为“断后”的胡宗南应当承担责任。 不久，一场弹劾的闹剧，让胡宗南苦不堪言。 早在1949年，胡宗南带兵打仗时就感到手下将领人心浮动，他思考了几天，决定斥重金在台北购置了50套房产，为部下撤至台湾后所用，以此稳定军心。 他本人也许是想要效仿韩信来个“背水一战”，并未给自己在台湾置办任何房产，因此仓促来台后只能全家寄住在汤恩伯的花莲寓所里。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心购置的房产，还给自己招来了大麻烦。当时有一位叫李梦彪的人，四九年担任“陕西省议会副议长”，在撤到台湾后，此人跑到胡宗南的办公室，找到胡宗南的副官，希望能像胡宗南的部下一样配一套房子，这样无理的要求被副官断然拒绝。李梦彪勃然大怒，他正好担任台湾所谓“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便利用职权，联合数十位同僚，以丢掉了大陆为由，弹劾胡宗南。 此事一出，犹如巨石激起千层浪一般，将整个台湾闹得沸沸扬扬，更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媒体，对此大做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胡宗南的部下觉得很不公平：当初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死守西昌三个月，三个月时间到了，蒋介石才派来一架飞机让胡宗南逃跑，如果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么胡宗南也并没有做错什么。更何况，当时国民党政府打败仗的将军一抓一大把，为什么要逮着坚守到最后的胡宗南责难呢？ 至于胡宗南本人，他身处如此风口浪尖，却是一言不发，打落牙齿和血吞，后来也绝少提到弹劾案一事。 有李梦彪等四十多位“监察委员”弹劾胡宗南，也有一百多位“立法委员”为他说话，众人虽都是立足未稳，但搞内斗却乐此不疲。 弹劾案一事越闹越大，“国防部”也对胡宗南详细调查，要将他“付军法会审”。 蒋介石大概此时的气已经消了，想起胡宗南半生跟随他鞍前马后、极尽忠诚，又想起1949年12月13日在成都一片“捉蒋”声中，胡宗南带领二十万大军护航，才保护他从新津机场乘坐“中美号”专机安全离开，就出面发话说：“如果没有胡某人，我怎么从大陆出来？如果没有胡某人，“政府”怎么出来？你们怎么出来的？不要再办了！”这桩弹劾案最后才不了了之。 三、大陈岛的凄凉日子 弹劾案结束后，胡宗南虽然没有锒铛入狱，但是日子也没有以前好过了，他失去了职务，整日在家里无所事事。对于一个曾经手握大权的陆军二级上将而言，在家闲居的时间可谓是度日如年。 1951年秋天，胡宗南被蒋介石派到大陈岛当“游击队长”。胡宗南受命时十分激动，还对人说：他宁可去前线战死，也不愿意在台湾被“自己人”害死。 大陈岛位于浙江东边，距离浙江仅有五十余公里，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时，有些散兵游勇残留在浙江沿海一带的岛屿上，为此，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让他来整编零散武装，在浙江沿海“打游击”。 
大陈岛 当时的大陈岛十分荒凉，条件恶劣，想要组建一支“游击队”似乎是个天方夜谭。胡宗南以前是军政公署长官，手下管理着几十万大军，现在却要到这种地方来指挥一些残兵败将，当“岛主”，落差感想必十分之大。 为了洗刷在四川溃败之耻，胡宗南踌躇满志地建立了一支名头上多达7000余人的“挺进队”，每天积极操练。 但据胡宗南的手下说，由于供给不足，他们的日常饮食是青菜和盐水泡饭，吃了一个月后，连训练用的木马都跳不过去了。 1953年6月，胡宗南被调离大陈岛，不久后，解放军在距离大陈岛14公里的积谷山岛登陆，胡宗南忙了两年的“反共救国”，到头来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重返台北后，胡宗南再次赋闲了，蒋介石也不给他安排职务，让他先去“国防大学”学习，此时的胡宗南已经58岁了，和一帮30岁左右的中校、上校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军事理论，校长是38岁的蒋纬国，这让胡宗南感到很丢脸，可蒋介石的安排，他不敢违抗。 经过7个月进修，胡宗南“毕业”了，获得一个“总统府战略上将顾问”的虚衔，仍然在家无所事事，经多次求见，他终于与蒋介石见上了一面，而蒋介石回答说：“我感觉八个月的学习应该不够吧，我看你应该继续学下去，这样才能学到实质性的东西。” 胡宗南的心凉了半截，可仍然不敢抗命，只得遵从“总统”的安排。 
直到1955年，胡宗南才被任命为澎湖“防卫司令”，好不容易有了薪水，不过，他只拿三分之一的工资回家，剩下三分之二都拿去接济了那些景况不佳的部下，直到他去世后，家人才知情。 四、拮据晚年，吃顿豆腐算大餐 胡宗南在外打肿脸充胖子，苦了家里的老婆孩子。 他51岁才结婚，孩子还小、嗷嗷待哺，既无私宅、又无储蓄，6口人的生活全靠这三分之一的薪水，开销可谓捉襟见肘，连吃顿豆腐都算作大餐。 然而，为了照顾子女，胡宗南只让妻子叶霞翟在家当全职主妇，不让她外出教书。叶霞翟手头太紧，只能设法靠写些文章赚些稿费来糊口，她虽是留美博士，可擅长的是写论文，而不是副刊文章，一开始，她写文章常遭退稿，据其次子胡为善回忆，第一次接到退稿通知时，母亲非常沮丧，痛哭失声，到后来好不容易过了一篇稿子，几个孩子带到学校的饭盒里顿时丰富起来。 
胡宗南一家 胡宗南的儿子胡为善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叶霞翟记账，胡为善曾问他母亲：收进来的钱没有支出那么多，该怎么办？叶霞翟便告诉他要用红笔来记。所以胡为善从小就知道“赤字”是什么意思，他长大以后选择学习金融，恐怕也是小时候穷怕了的缘故。 50年代末期，台湾很多官员家中都有冰箱，胡宗南家中却没有，胡家小孩看着眼馋，就经常去邻居家中吃冰西瓜。 胡宗南的老部下罗列见状，派人送来一台旧冰箱。家里人见到冰箱，欢欣鼓舞之时，胡宗南刚好回家，发现家里多了一台冰箱，脸色一沉，问妻子叶霞翟是谁送来的？听闻是罗列升职为“陆军总司令”，特地送来一部旧冰箱，便大喝道：不可以！给退回去！于是胡宗南的家人只用上了一天的冰箱。 1959年10月，胡宗南离职回到台北，渐渐退出军界，只保留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职，生活就更加困难了，好几年时间，胡家只能就着盐水吃饭。 他住在一个极为破旧的房子里，客厅摆的一套旧沙发是刚上岛时老部下送的，由于样子太破败了，客人来时不敢坐上去，生怕把沙发坐塌了。家里的窗帘断成一截一截，就算拉起来，也遮挡不了什么。 退休之后，胡宗南夫妇一心教子，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考试要考3个100分他才会给孩子们奖励，奖品也仅仅是几枚邮票而已。不过，在夫妇俩的严格要求下，子女都学业有成。 出身浙江小学教师的胡宗南退休后最大的乐事，就是和叶霞翟并肩坐着，梦想有朝一日重返大陆，在老家乡下办一座学校，两人一起当教师，直到1960年，64岁的胡宗南突然感觉心脏不适，自知再也回不去家乡，无望地写下了诗句：“乡山一水隔，岁月二毛侵。” 
独自养大四个子女的叶霞翟 胡宗南是南方人，在西北待了大半辈子，到处打仗，身体本来就不好。到了台湾后，内心焦虑、生活清苦，渐渐病势沉重，1961年2月，胡宗南因咳嗽就医，被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和糖尿症，2月6日，他的病情有所恶化，2月10日，蒋介石带着侍从医官亲自探望胡宗南，这是来台湾后蒋介石第一次主动来看他，胡宗南激动万分，涕泪横流，紧紧拉着蒋介石的手不肯放。 胡为善描述，胡宗南当时“很意外，也很感动，他努力支撑着坐起来，眼含热泪，感谢蒋先生来看他”。 到了2月14号，正是大年初十，胡宗南的主治医生告诉他的妻子叶霞翟“将军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回家了”。叶霞翟便坐车回家，刚到半路上，医生又打电话来称胡宗南情况不好，叶霞翟匆匆往回赶，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胡宗南已经因这几天激动过度、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了。 
据胡为善回忆，胡宗南临死时，身上穿着的背心都是破了洞的，就算这样也没有扔，最后还穿到了胡为善身上。 胡宗南去世时67岁，死后家中连葬礼的钱都凑不出来，最后蒋介石特意批了一笔经费，为胡宗南举办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将他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纱帽山麓，墓庐建在面向大海的一方，眺望着他再也回不去的大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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