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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帆 内战战场上一触即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胡宗南亲自到郑州接受无条件投降。由于胡宗南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功勋”显著，10月3日被晋升上将军衔，10日被授予胜利勋章。使他成为黄埔学生中最早也是唯一一位在去台湾前就获得上将军衔的将领。 蒋介石在调兵遣将，做好全面内战准备之后，于1946年6月下旬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胡宗南受命抽调主力部队，以“高度机动，急速围歼”的策略，企图一举消灭人民武装。面对强敌，中原人民解放军采取“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的策略，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胡宗南在日记中哀叹：“此次剿匪计划完全失败。” 但骄横一世的胡宗南，不甘心失败，自以为他的第一师，全套美式装备，“天字第一号”的王牌军，所向无敌。9月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兵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此次是胡宗南亲自出陕第一仗，其对手太岳兵团司令员是他黄埔第一期同窗陈赓。11日，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进占临汾，被陈赓、谢富治大军包围。晚7时，第一师正待宿营，突然枪声四起，未过12点，战斗已结束，这支“王牌劲旅”被全歼，师长黄正诚被俘。第一师的被歼，对胡宗南不啻当头一棒，它敲响了胡宗南军事集团走向灭亡的丧钟。 1947年2月，蒋介石因“全面进攻”屡遭失败，便集中兵力，改为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严令胡宗南夺取延安。3月14日，胡宗南率部兵分两路，大举进犯解放区，并向蒋介石保证：“三日内拿下延安。” 胡宗南为保全面子，将被全歼的第一师又重新组建起来，并让他的第一师第一旅首先于19日进入延安城。但此时，中共中央出于战略考虑，已主动撤出延安。进入延安空城后，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电报云：“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五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收到“捷报”后，由于求胜心切，将错就错，派出一帮御用记者，前往参观报道，杜撰不存在的事实，吹嘘所谓胜利。为此，蒋介石回电祝贺，并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一枚。 胡宗南侵占延安空城后，始终侦查不出西北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自己10余万军队的粮食弹药补给却大成问题。由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和打击中共首领机关心切，胡宗南盲目派出两个兵团向延安东北方向和西北方向大扫荡，结果不仅无功而返，而且致使第三十一旅于3月25日在青化砭被西北野战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 胡宗南认定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方向，吸取青化砭失败的教训，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即将所用两个兵团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向延川、清涧扫荡。面对强敌，西北野战军以少量兵力牵住敌人的鼻子走来走去，主力部队却潜伏在相反的方向待机。胡军的“方阵”爬山梁，睡草地，啃干粮，被拖得筋疲力尽。结果于4月16日在羊马河又遭西北野战军袭击，致使一三五旅被全歼，代理旅长麦宗禹被俘。 首败青化砭，再败羊马河，不仅使胡宗南两月内完成陕北“剿共”任务的计划破产，而且颓势一发而不可收。5月7日第一六七旅在蟠龙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活捉，蟠龙基地的1000多匹骡马、4万多套军服、1.2万余袋面粉、无以数计的枪支弹药统统成为了解放军的战利品。8月22日，胡宗南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师长钟松化装逃脱。10月4日至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被全歼，师长廖昂被俘。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2月下旬，解放军重兵包围关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急令刘戡率二十九军支援，行至瓦子街时，便遭伏击，两天激战，整编第二十九军被全歼，中将军长刘戡见战无援兵，退无后路，逃无出路，老本拼光，回去也不光彩，于绝望之中“自杀成仁”了。此战失败，对胡宗南心理平衡影响极大，实力远在一般国民党军队整编二十九师被解放军消灭的事实，使胡宗南再也不敢和解放军对阵，在以后近两年间，他碰到解放军便躲来闪去，摆出打的架势，却乘机一走了之。4月21日，胡宗南率部撤出延安，延安解放。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胡宗南慑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担心华北解放军渡过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会师，将他消灭，开始做着逃跑的打算。5月16日，第一野战军一、二兵团直逼咸阳，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从潼关、韩城处渡过黄河，向西安靠拢，胡宗南完全乱了方寸，不顾蒋介石“死中求生”的谆谆教诲，未经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便于5月18日仓皇撤出盘踞10多年的老巢——西安，躲进秦岭，准备将第一军、第三十八军等主力编为十八兵团，集结川北，以掩护国际补给线为由，开进云南，其他正规部队暂时留驻四川，一旦形势紧张，便在十八兵团的掩护和接应下，撤退云南，在滇缅边境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以图东山再起。 1949年夏秋之际，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南部诸省，开始向西南进军。蒋介石亲赴重庆指挥，企图固守四川，做最后挣扎。蒋介石没有料到人民解放军进军如此神速，在解放贵阳后，即西出泸州、毕节，切断了成都国民党军窜往西康、滇西的逃路。同时又在川东击溃宋希濂、罗广文部，直逼重庆。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吓得仓皇逃往白市驿机场，并电令胡宗南派第一军前来保驾。胡宗南正准备将第一军偷运滇西，打通滇缅路，逃脱被解放军歼灭成都平原的命运。蒋介石要调第一军去重庆护驾，心里很不愿意，但又不敢抗旨不遵，只好命令第一军星夜驰援。 11月28日，胡宗南由汉中撤往成都。翌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一些成员从重庆逃往成都。随着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联名通电起义，蒋介石于12月10日逃往台湾。胡宗南多次电呈成都突围计划，蒋介石都不予批淮，胡宗南无计可施，只好坐以待毙。12月18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蒋介石才勉强批准了胡宗南的组成两大兵团、“东打西进”的突围计划，但要求胡宗南亲自指挥突围。而此时已情况危急，胡宗南为保全性命，已无暇顾及蒋介石的旨意，于23日丢下部队，私自乘飞机逃离成都，留在四川的胡部三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 胡宗南弃师潜逃，原本打算直飞西昌的，无奈天气不好，只好转飞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机场。蒋介石对胡宗南历来偏袒，这次听到胡宗南独自逃命，真是动了火气，要将其查办。好在顾祝同从中斡旋，蒋介石才同意胡宗南再回西昌，保证坚守三个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戴罪立功，否则休想去台湾。 为笼络胡宗南，使之为蒋家王朝守住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西昌，12月28日，蒋介石又致函加以抚慰，称：“此时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间，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此时胡宗南手下将领已非降即逃，余下的残部也是人心惶惶，兵无斗志，将无信心。解放军一旦挥师西进，休说三个月，即使三天亦难以坚持，怕是不等兵临城下便望风而逃了。胡宗南明知事不可违，但蒋介石的命令怎敢不从，只要硬着头皮，于12月30日飞赴西昌。西昌是西康省东南数十公里的一个小盆地，四周多深山高谷，为彝族聚居区。胡宗南飞抵西昌机场时，迎接他的只有其嫡系第一师团长朱光祖部的零落队伍。 也许是天不灭胡，胡宗南竟然坚守到了1950年1月底，3个月的期限已满，国际形势并未发生什么明显变化。但西昌是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最后一点象征，蒋介石岂肯轻易放弃。为了给胡宗南打气，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蒋经国秘密飞往西昌，以手函指示胡宗南：“云南情况变化之后，西昌当更艰难，最近如将台北军火配运西昌为可能之事，如匪攻台湾，余必与台湾共存亡，而决不出国。”胡宗南在回函中表示：“此间情势至为艰危，但如能在2月15日以前空运1个师之武装、弹药到西昌，则大陆据点，西昌局势仍在可为。”但蒋介石已无力提供1个师的兵力了。 3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兵分两路，渡过金沙江，向西昌挺进，胡宗南自知力不能敌，开始准备秘密逃跑。3月26日，解放军兵临城下，将西昌团团包围。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偕心腹十余人，偷偷乘飞机经过海口转逃台湾，所留残兵败将很快被解放军消灭，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被彻底消灭。 逃台后成了众矢之的 在3月27日，胡宗南从西昌逃到海口的当天，台北政府即明令裁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调任胡宗南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至此，胡宗南已经一无所有，没有兵马，没有地盘，只剩下这么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胡宗南心灰意冷、精疲力尽。他在台北办完公事后，就到台湾东部的花莲海滨休养。这里背山靠海，环境清幽，实在是修养身心的圣地。 但是，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一项对他的弹劾文章见诸台湾与香港的各大报端，一时间舆论大哗，谴责声铺天盖地，一种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原来，台湾政府当局中的许多人不肯放过胡宗南，认为是胡宗南丢失了西北、又丢失了西南，要求追究胡宗南的责任，惩办丢失西北、西南的罪魁祸首。紧接着，1950年5月上旬，台北政府“监察院”中72岁的陕西籍委员李梦彪领衔，联合了46名“监察委员”，联名向“监察院”提出对胡宗南的弹劾。港台各报刊出的对胡宗南的弹劾文章，便是李梦彪等人将弹劾文分别投发的。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政府正在开展一场“整肃失职军政官员”的运动。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在胡部任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延年，在任福州绥署副主任时因失守平潭岛，与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一道，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读到李梦彪的弹劾文后，吓得大汗淋漓，立刻从花莲休养地赶回台北，借住在锦州街汤恩伯的家中。 此时，胡宗南的一些亲友故旧、幕僚下属也都在四处活动，托人找关系为胡宗南消灾解难。有人找到李梦彪等提案人，请求为其撤销原案。但李梦彪不但不买账，而且因上门求情者众多，不胜其烦，干脆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其住室的门墙上，曰：“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 此路不通，只好另辟他径。他们想到以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并说动一些“立法委员”，由颇有声誉且是律师出身的江一平领衔，声称有张鸿烈、刘暨、许绍棣等108人署名，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为胡宗南“辩诬”，列数了胡宗南种种艰难和业绩，把胡宗南这个丧师失地的败军之将美化成一员忠勇奋发、功勋卓越的有功之臣，要求“行政院”爱惜人才，免其议处。陈诚在大陆时期虽与胡宗南争宠夺势，嫌隙甚深，但此时对胡宗南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与蒋介石商量后，将弹劾案交“国防部”处理。“国防部”则采取“拖”的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得出四个字结论：应免议处。 至此，胡宗南总算躲过一难，悬挂已久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而决定胡宗南命运的自然是蒋介石，作为“天子”门生加浙江籍老乡，蒋介石念胡宗南大陆时期的颇多战功及对蒋介石的一贯忠诚，终于放胡宗南过了这一难关，但以往对胡宗南的恩宠已成为历史。 之后，胡宗南开始了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的生活。第二年，1951年3月17日，胡宗南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去浙江省东南海中的大陈岛地区，整理指挥沿海游击部队，组建“江浙反共救国军”，并任命他为“救国军”总指挥。 原来，自1949年国民党军相继从苏南与浙江、福建等地败逃后，有为数不少的残兵败将与地方军队逃到了东南沿海的各岛屿上，开始时台湾当局对这些残兵败将没有重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机关得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上尚留有一些游击部队，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人来牵制中共力量，遂与台湾政府商定，由美台双方共同整理东南沿海游击部队。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胡宗南去大陈地区整理指挥那些散兵游勇，主要原因有三：一为胡宗南作为军事将领，有整军经武的经验；二为胡宗南是浙江人，熟悉东南沿海的风土人情；三为胡宗南自赴台后，受挫折，遭弹劾，屡遭打击，如今赋闲一年，安排一个实际职务对其也是一种安慰。 于是，胡宗南化名秦东昌，前往大陈岛就任。胡宗南到达大陈岛后，住进盘踞该岛的三十六纵队司令王相义家中，其他随行人员住在财神庙，其中两间厢房草草布置了一下，就成了胡宗南的“总指挥部”。胡宗南首先对驻守各岛的游击部队进行调查整顿，传见各游击司令，又乘舰到各岛巡视部队，申明纪律。接着，他一方面向各部队供应从台湾运来的粮食、武器、装备，一方面派遣人员到各游击部队中“担任教官，协助训练，兼负思想考核之责，授以副署命令之权”，逐步控制了各部队的指挥权。 整编完部队，胡宗南便指挥部队在祖国大陆沿海地区发动攻击，袭占了南、北麂，并在突袭平阳县之金镇卫与福建沙埕港中得手。1952年10月，胡宗南又令冯龙为前线指挥官，率部对披山岛之南的寨头、鸡冠山、羊屿等岛发动攻击。冯龙指挥所部在各岛登陆后，与守岛解放军作战一日夜才退去。 战后，胡宗南向台湾当局报告此战获得大捷，并送了些缴获的解放军枪炮到台北，由“国防部”陈列在台北新公园博物馆，作为“第三届国军克难成果”展出。此次战役的前线指挥官冯龙被授予“五等宝鼎奖章”，还有45个官兵获选台湾本年度“战斗英雄”，胡宗南于1952年底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1953年1月，又被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浙江省党务特派员。 然而，胡宗南没能得意多久，随着朝鲜战争的逐步沉寂，中共加强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1953年初，解放军发兵夺回鸡冠山，并在大小麂山设置炮兵阵地，每日轰击胡部控制的披山岛。胡宗南不甘心失败，亲自上阵，率部对大小麂山及其北面的羊屿岛解放军发动攻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又占领了积谷山岛，积谷山岛距离大陈很近，对大陈的防守有重要的作用。积谷山失守后，蒋介石及台湾当局紧张起来，台湾岛上也议论纷纷，传言大陈也即将“陷共”。 7月初，台湾“国防部”正式撤销“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改设“大陈防卫司令部”，以刚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成归台的少壮派刘廉一中将出任大陈防卫司令，率正规军四十六师进驻大陈地区各岛。 胡宗南的“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被自动免职，他本人也结束了在大陈岛将近两年的军事活动，以失败而告终，调回台湾。胡宗南离开大陈后，国民党军队在大陈遭遇了更大的失败。 回到台北后，胡宗南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不久奉命进入“国防大学”进修。尽管驰骋沙场大半生，忽然坐下来学习很不适应，但胡宗南仍然听从安排，认真读起书，于1954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从“国防大学”毕业，然后在台北家中研究军政。 1955年8月，蒋介石数次召见胡宗南，胡宗南由于赋闲在家心情郁闷，趁机再三请求“为国效命”，蒋介石便任命他为澎湖防守司令官，驻守澎湖。接到任命后，胡宗南十分高兴，立刻欣然西渡，到澎湖上任去了。 不久，“国防部”新任参谋总长彭孟缉到澎湖巡视，胡宗南作为“防守司令官”亲自前往机场欢迎。虽然彭孟缉对胡宗南十分客气，但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北王”却不得不对这个黄埔第五期的晚生后辈毕恭毕敬。 1959年10月，胡宗南的“澎湖防守司令官”任期届满，奉命调回台北，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不久又奉命进入“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员。此后胡宗南再也没有“为国效命”的机会，每天只是靠看看报纸，写写文章来消磨时光。 失意中走完人生路 胡宗南的家庭生活也是一波三折。他先后结过两次婚，早在投笔从戎前，在孝丰小学教书的时候，他就同孝丰县城有名的美人梅秀棠结为夫妻。当时胡宗南是孝丰有名的才子，两人可谓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但胡宗南封建意识浓厚，因梅氏私自出去看戏，便认为其不守妇道，对梅氏渐渐冷落。后来胡宗南投笔从戎，官越做越大，对梅氏也越发看不上眼，以致多年不曾回家，梅氏后来抑郁而死。 梅秀棠去世后，胡宗南很长一段时间孤身一人，国民党要员以及同僚部署都以为他未曾娶妻，纷纷表示关心，并主动为其介绍对象。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后，陈立夫出于政治的考虑，准备把宋美龄的外甥女、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伟介绍给胡宗南做太太。尽管胡宗南个头不高，但当时战绩赫赫，在蒋介石面前大红大紫，又身居高位，可谓前途无量。 胡宗南知道，娶了孔二小姐，更有了与陈诚抗争的资本，对蒋介石夫妇特别是宋美龄来说，外甥女自然比干女儿要近一层（陈诚娶蒋介石夫妇干女儿谭祥）。但胡宗南还是对孔二小姐做了一番了解。胡宗南与戴笠关系甚好，便将此事告诉了戴笠。戴笠一听，立刻表示坚决反对，说孔二小姐放荡不羁，行为不端。待孔二小姐亲自到西安相亲的时候，胡宗南事先到下榻之处观察，果然见这位二小姐相貌丑陋，举止粗俗。又听属下说这位二小姐常女扮男装，牵着小狗出游，胡宗南更加反感。 为了巧妙拒绝这门亲事，胡宗南按戴笠的计策，先给孔二小姐打电话，约她一起游玩。胡宗南故意把自己打扮得邋里邋遢，孔二小姐见到胡宗南后，感觉跟陈立夫的吹嘘有很大差距，心中已有些不快。等两人到达游玩地后，胡宗南与孔二小姐步行观光，大约走了两小时小路，孔二小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脚上都磨出了水泡。胡宗南却佯装不知，依然赞美风景，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表示。 据说孔二小姐返回上海后，一到家便对胡宗南破口大骂，并发誓说：“就是他胡宗南当了皇帝，我孔某人对他也毫无兴趣。”尽管是孔二小姐“没看中”胡宗南，但陈果夫和孔祥熙似乎都明白内中隐情，因此对胡宗南十分不满。 其实戴笠反对胡宗南和孔二小姐在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意撮合胡宗南和他的秘书兼同乡叶丽翟。在孔二小姐之前，戴笠就已经介绍两人认识。叶丽翟比胡宗南小10岁，长得秀丽端庄，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可谓是才貌双全。胡宗南第一次见到她时很是满意，可是由于当时抗战爆发，此事也就拖了下来。而不久后，叶丽翟也赴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不过这期间两人的联系没有断。就这样断断续续联系了10年，终于在1947年3月，两人结为百年之好。 婚后因战事紧急，胡宗南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娇妻，到台湾后两人也是聚少离多，但叶丽翟对此没有丝毫埋怨，只是默默地在家中操持家务、抚养儿女，闲时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后来还成了台湾的知名女作家。胡宗南去世后，叶丽翟还写了一本记述她与胡宗南爱情史的专辑著作，称胡宗南是“梦里的王子，风流儒雅的将军”。 胡宗南败逃台湾后，虽然朋友故旧不少，但家庭中却很清冷，除了妻子儿女再无他人，父母兄弟亲戚等无一人去台。胡宗南身居高位多年，不消说关照家人亲戚，他甚至连家人都不肯见。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后不久，军队驻在徐州，他的父亲闻讯后，特地从孝丰老家赶往徐州去看望儿子，在胡宗南的司令部门口被卫兵拦住。他自报家门后，卫兵一听是军长的父亲，赶紧进去报告。不料，胡宗南却面不改色地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其父，其父一听十分诧异，只好强压住火气对卫兵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自己出来见我。”卫兵不敢怠慢，再次进去报告，这次胡宗南翻脸了，怒斥道：“哪里来的混账老头，这样无赖，把他撵走！”随后，他又悄悄安排一名心腹副官跟踪他的父亲，等副官回来报告他父亲住在哪个旅店后，他才换上便衣去旅店看望父亲。 走进旅馆，见到父亲，胡宗南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现在给你300块钱，你快回家去吧！”胡父气得火冒三丈，大骂儿子不孝，一怒之下，钱也没拿，找孝丰老乡借了点盘缠就回了老家。从此，他只当没生这个儿子，一直在孝丰“粮柜”上做小吏，直到得了病不治而亡。 1961年，胡宗南66岁（虚龄），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很少生病。然而到了这年7月，他渐渐感到身体不适，经常咳嗽不止，身体也总是疲乏无力。开始他不以为意，像过去一样读书治事。后来病势加重，才请来台湾“陆军总医院”的丁农医生诊治。经过检查，发现胡宗南血脂肪过多，兼有血糖溢量等不正常的情形，这是高血压、糖尿病的症状，医生就让胡宗南注意节食，尤要忌糖、忌肉类。胡宗南在生活上一直有意刻苦自厉，在饮食上更从不讲究，听到医生这样讲，他便从此不沾糖类和肉食，每天仅以蔬菜水果果腹。几个月以后，胡宗南消瘦了不少，但精神仍健。 直到1961年11月的一天，胡宗南前往参加在台北介寿馆四楼举行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会议，刚上到二楼，顿感体疲力乏，再也上不去了，就托人请假而归。胡宗南性格素来好强，到家中也不提起此事，所以家中无人知晓。 1962年2月7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三，胡宗南却住进了台北石牌“荣民总医院”，之前丁农医师刚到寓所为其诊治，检查到其心脏略微有些不正常。 胡宗南病重住院的消息立即惊动了台北党政要人与其亲朋好友及旧日的部属，来医院看望胡宗南的人络绎不绝。胡宗南住院的第二天，蒋经国便前往看望，接着蒋介石也来了。胡宗南看到蒋介石后挣扎着要起身，蒋介石连忙示意要他躺下，并且快步走到床前，握了握胡宗南的手，还亲切地试了下胡宗南的额头，看看有没有发热，这让胡宗南十分感动，当场老泪纵横，哽咽地说道：“总统，您看我来了……” 蒋介石离开病房后，就到另一间屋子里召集主治医生询问详细病情，并吩咐医生用心医治，之后便匆匆离去。蒋介石走后，叶丽翟回到胡宗南床前，胡宗南赶紧询问蒋介石在医院的情形，叶丽翟一一告诉他，胡宗南听后，苍白的脸上竟然泛起红润的光泽，可见他对蒋介石是多么地死心塌地。蒋介石的看望使他在之后的几日里心情愉悦，病情也大为好转。 13日晚，胡宗南很早就入睡了，这天叶丽翟因大儿子胡为真生病发烧，回家照应，由胡宗南过去的部属袁学善留在病房中看护。14日凌晨3时许，睡梦中的胡宗南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一双手高高举起。袁学善呼之不应，按其高高举起的手臂时，已经硬硬的不能弯曲，他赶忙按铃召医生来，医生立即为胡宗南注强心针并用氧气罩，叶丽翟闻讯后急忙率子女从家中赶来医院，可此时胡宗南已进入弥留状态，终无一言。3时50分，胡宗南死于心脏病，享年66岁。 2月16日，台湾当局组成了“胡宗南治丧委员会”，以国民党的两位军事元老、“战略顾问委员会”正、副主任何应钦、顾祝同担任治丧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台湾当局军政大员，以胡宗南的好友、同学、部属共40余人为治丧委员会委员。第二天，胡宗南的悼念会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举行，前来吊唁的有台北各界人士3000多人。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与“国民政府总统”的身份，为胡宗南颁赐了“功著旗常”的挽额，又与“行政院长”陈诚一道颁发了第1458号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并追赠胡宗南为“一级上将”。 同年6月9日，胡宗南遗体葬于阳明山上的纱帽山麓，依其生前所愿，墓庐依山面海而筑，以便他的灵魂能够望见遥远的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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