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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3月19日拂晓，大明王朝第十六位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一棵歪脖子槐树上自缢身亡。陪同他上山的仅有一名贴身太监王承恩，也在旁边的一棵小一点的海棠树上自缢身亡。 《礼记》上说：“国君死社稷”。在闯军攻入京城，崇祯无处可逃的困境中，选择自杀，无疑是保住最后尊严的唯一办法。 崇祯之死，标志着大明二百七十七年的一统天下至此灭亡。以后那几个南明小政权已经不是大明了，只是希图恢复大明的零星政权而已。 崇祯非得死吗？或者说，大明一定会亡吗？当然不是。 崇祯之死，大明之亡，是个很有趣的话题。篇幅所限，今天只聊前者，后者以后有机会再聊。本文主要参考美汉学家魏斐德教授所著《洪业——清朝开国史》。 知妥协不会死 大明王朝是古代最黑暗最邪恶的时期，朱元璋设计的一系列制度使得明朝皇权独大，固若金汤。明朝皇帝几乎个个奇葩，嘉靖、万历几十年不上朝，朝廷照样运转，江山依然稳固，靠的就是这一系列制度。 这一系列制度衍生出自大、封闭、仇外的孤岛文明特质。这个特质影响深远，难以消除。 这个固若金汤的王朝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侵袭，不知道会延续多久。象奥斯曼帝国，绵延千年，最终仍然不是亡于内乱，而是亡于外敌。 明军要消灭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之所以抓了又放，招抚招安，剿而不灭，一方面有明朝武将普遍有养寇自重的心理和行为（明朝武将地位很低，为提高地位，保护自身安全，故养寇自重），一方面是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投放到东北，防止女真人的入侵，没有实力两边作战。 崇祯悲催的地方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不光穷得叮当响，还内忧外患同时来。穷怎么办？就狂加税收，征加各种各样名目的税。不幸的是，征来的钱还是不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更多更广的内乱。 朝廷既然没有两面作战的实力，就得做一个选择，先解决内忧，还是先解决外患？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很熟悉吧？其实这不是蒋介石的首创，而是崇祯十年时（1637年）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帮助崇祯做这道选择题时提出来的。 这个计划其实很简单，先和清议和，实现和平后，抽调驻防东北的部队进入内陆安内，内部平定后，恢复实力，再和清和平谈判也好，武力征服也好，最终收复失地。 最关键的是清愿不愿意议和，答案是肯定的，愿意。 从努尔哈赤的后金到皇太极的清，都没有入主中原的企图，最大的愿望只是割据东北，占地为王。皇太极从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后，多次主动要求和大明议和。1634年，皇太极带兵都打到山西大同城下了，仍然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 一直到1642年4月，大明和清暗中筹划议和时，崇祯却突然命令吴三桂攻打阿济格，皇太极尽管气愤之极，认为崇祯背信弃义，但仍然没有放弃议和，在当年9月还嘱咐入关骚扰的阿巴泰不论是遇到明官军还是流寇，都要宣扬可以议和。 皇太极不愿意入主中原的原因有三：一是明朝太大，他担心力量不足，还担心没能力治理；二是他不相信明朝会亡，临死前他才确信明朝确实要亡；三是他担心满人入关后也象金人一样被汉人同化，“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历史很好玩，后来满人的变化还真应验了皇太极的担忧。 崇祯有心，皇太极有意，议和不是轻而易举水到渠成的事情吗？真那么简单的话，历史的进程又不知会走向何方了。 崇祯即位不久就诛杀魏忠贤，铲除阉党，东林党人重新得势，左右朝政。这帮人全是嘴炮，在对前线的真实情况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以爱国为口号，占据道德高地，谁要提退防，谁要提议和，谁就是怯懦和卖国。 崇祯没有乾纲独断的魄力和勇气，不敢公开提出议和的主张，但形势逼人，不议和则关系到社稷存亡的重大问题，于是责令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清议和。其实在此之前，陈新甲就私下在与清议和。 历史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本来秘密议和进展得比较顺利，谁知道陈新甲没有保密意识，有一天把有关议和的一份文件随手放在了书桌上，他的书童又自作聪明，以为是第二天塘报（类似报纸或每日要情，下发给各省）要用的，就拿去传抄。 议和之事大白于天下。引发轩然大波。偏偏陈新甲不懂事，不知道为君分忧，坚持说是奉皇上之命办理的。崇祯为示清白，竟然将陈新甲杀了。（真是君不君臣不臣） 从此再没人敢议和了。皇太极对此既觉得愤怒也觉得奇怪，在给驻守大凌河的明总兵祖大寿的劝降信中说：“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 议和本来是件对明朝极其有利的一件事，东林党人为什么会坚决反对呢？崇祯作为一国之君为什么不敢坚持议和以挽救天下危亡呢？ 这就涉及到议和的形式。皇太极提出的条件是：明朝一次性输纳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每年输纳金1万两、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皇太极回赠明朝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 议和是以双方修好的名义进行，这些礼品被称为修好之礼，但实际上是明朝向清进贡。这很自然地让东林党人想到了澶渊之盟。在自大、封闭、仇外的孤岛文明环境里，天朝上国要向以前的蛮夷附庸进贡，这种感觉让东林党人倍感屈辱，拼死反对。 仔细对比一下明朝每年用于辽东战事的各项费用，就会发现这点修好之礼其实很少。澶渊之盟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在这一百多年的和平环境里，宋朝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是古代唯一在经济上超越欧洲的时代。
如果明朝也能以那些代价换来与清的和平，集中力量平息内乱，然后再励精图治，收复故土，又何乐而不为呢？在进贡与亡国之间衡量，孰轻孰重还分不清楚吗？ 政治的精髓是妥协。妥协不是投降，而是一种外交手段，一种保全自己的方式，通过谈判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就像买卖，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最后达成共识，买卖成交，双方满意。
明朝，包括后来的清朝，所谓的朝廷清流爱国人士都没有妥协的意识，全是一根筋地不顾客观事实，不管力量对比，一味地喊打喊杀。看上去十分的爱国，其实却是误国。打仗的基础是钱粮，都穷的叮当响了，还怎么打？就靠喊口号？ 明朝不知妥协，失去了平息内乱的机会，终于亡国。清朝不知妥协，每次都是在被打得惨不忍睹后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最终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以至诱发革命，最终还是亡国。
许多人说，明朝亡于党争。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一个皇权固若金汤的王朝，仅仅因为党争，是不可能灭亡的。最多只能说党争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外来侵略、内部反叛、遍地流民、瘟疫旱涝等众多因素，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执掌皇权的人出了问题。 明朝党争早就有了，也没能把明朝弄亡。晚期的阉党厉害吧？魏忠贤都九千岁了。崇祯即位都不用收拾他，就把他的搭档客氏收拾了，他就吓得自杀。东林党厉害吧？晚期的“小东林”都能把持科举，操纵朝政了，崇祯照样想贬谁贬谁。
明朝是家天下，可以看成是一个家族公司，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的崇祯经营管理不出差错的话，几个部门经理能够把公司搞垮吗？就算几个部门经理存心捣乱，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董事长、总经理处理得当，也可以挽回损失，东山再起。 很明显，崇祯没有经营管理的能力。他是很勤奋，但却勤奋不到点子上，反而是越勤奋，事情处理得越糟糕。奇葩的是他从来没有认清这一点，到死都认为是受了大臣的蒙蔽。
李自成也给过崇祯一次议和的机会。李自成带兵包围京城时，派人与崇祯谈判，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回报明朝的是：负责平定国内其他叛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崇祯很想答应李自成的要求，但又担心受到后世史家偏安一方的指责，就希望得到在座的首辅大臣魏藻德的支持，以减轻对自己的指责，于是他问魏藻德此议如何？
朝廷规矩是君有问，臣必须回答，但魏藻德竟然不发一声。崇祯生气地再问，魏藻德仍然沉默不语，拒绝为君分忧，为此决定分担责任。 气得浑身发抖的崇祯打发走李自成的使臣后，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还不解恨，愤怒地掀翻了龙椅。（还是君不君臣不臣）
李自成的议和虽然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顺序，但也不失为解决外患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比与清议和要危险得多，就算李自成遵守约定，打败了满清，保住了辽东，明朝内部也会出现两个政权，今后这两个政权是否能和平共处也是个巨大的问题。更可怕的是李自成一旦毁约，明朝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崇祯想接受这个议和，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可以下一个结论，崇祯知道妥协，及时地与满人议和，甚至与李自成议和，都不会走上死路，自挂煤山。
知进退不会死 崇祯还有一条不会死的路，就是知进退，迁都南京。 崇祯本人其实是想迁都南京，只是不敢说出来。1644年2月，京城的形势已经危急，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对崇祯提出迁都南京。崇祯亲口回答，这件事我很久前就想做了，因为没人提才延迟至今。你的想法和我的一致，只是外朝大臣不从，怎么办？ 像要求陈新甲秘密与清议和一样，崇祯也要求李明睿秘密办理迁都一事。
此后崇祯多次和李明睿秘密商量，已经商量到出京借口，南行线路，接应人马，中途驻扎等等具体细节。由此表明崇祯南迁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这时出了件奇葩的事情，费用问题。李明睿坚持费用由皇帝内库出，崇祯则坚持由户部，也就是国库出。李明睿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南下之行将被称作逃跑。 崇祯虽然觉得李明睿的话有理，但还是不答应内库出钱，此事竟这样不了了之。
明朝皇帝几乎个个都是守财奴。可能和朱元璋当过乞丐的经历有关，穷怕了。朱元璋担心子孙后代受穷，当皇帝后给皇子皇孙制定的福利政策超乎常人的想象，发展到后来，河北的绝大部分田土都变成了皇庄。皇子皇孙的钱粮供应成为明朝财政巨大的负担，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来明朝的财政体系就很混乱，皇帝私库和朝廷国库混杂难分，现在都到要逃命的紧要关头了，崇祯还舍不得拿钱，真是太奇葩。
迁都南京，虽然意味着丢失北方大部分领土，但可以保障崇祯不会死，大明不会亡。 明朝行政结构有个独有的现象，北直隶、南直隶同时并存，南京本来就是明朝的第一个都城，有一套和北京一模一样的行政班子，崇祯不需要另起炉灶。 南方还有史可法等人率领的数十万军队。 与北方相比，南方经济社会受到的破坏相对小一些。 南方有基础，崇祯又愿意南迁，细节也大多谈好，南迁似乎很快就会成行。
南迁得到南方籍官员的支持。在当年3月6日的朝会上，公开讨论南迁的结果是，崇祯南迁，太子留在北京监国。但却遭到北方籍官员的强烈反对，这些人的房产、田土都在北方，一旦南迁，就会全部丢失。首次公开讨论无果而终。 4月6日，主张南迁的官员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太子南迁，崇祯留守北京。这是为了确保北方覆灭后，南方能有一位合法继承人。 让崇祯大为光火的是这个方案竟然通过了。他想南迁的本意是自己去南京，没想到这帮官员居然要把他扔在这座危急的城市里。虽然他口头上大义凛然地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心里却是满腔怨恨，脸上明显流露出不快。
崇祯的态度让几位大臣改变了主意。偏偏遇到一个南方籍官员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坚决主张固守北京，使得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放弃了南迁主张。 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崇祯的心思，他想南迁，留太子守北京，光时亨那么义正辞严地一番折腾，皇帝、太子都不能南迁了，全都留下来。结果主张南迁的和反对南迁的大臣都遭到崇祯的愤怒指责。主张南迁的李明睿被指责为“结党欺君”，差点被杀。反对南迁的光时亨被指责为“阻朕南行”。
崇祯把怒气撒到全体大臣头上，“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这话有些莫名其妙，无论南迁还是北守，不都是在为朝廷分忧吗？是你自己没有勇气和魄力来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主张，怎么能怪别人呢？ 4月9日，主张南迁的官员再次提出送太子到南京督率江南军事。光时亨以唐朝时群臣拥立唐玄宗的太子唐肃宗为帝的事件来影射指责这些官员，吓得这些人再也不敢提迁都之事。 这次争吵又引来崇祯的一顿痛骂：“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看来不能离开北京这件事，真让崇祯怒不可遏啊。
这期间有件蹊跷的事情。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令，让他准备1000名壮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上顺大运河前往南京。方开章一直等到4月20日才离开京城。不知道是谁给方开章下的密令，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断了这个任务，如果真有这件事的话，说明崇祯一直到20号才决定放弃南行。 崇祯没有果断地选择自己或者太子南迁，给满清带来巨大的好处，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和其中几乎所有的汉族官吏，并依靠他们接管天下，最后征服南方。
给明朝的延续带来巨大的灾难，以至于南方没有一个合法的继承者，导致几个小朝廷同时出现，各派系互相攻击，无谓地消耗了仅存的实力。北方籍官员没有分流南迁，也使得南明政权里缺少一批心志坚定地收复家园的中坚力量。 这一切都是拜优柔寡断的崇祯所赐。崇祯一再把亡国的责任推卸给大臣们，反复强调“朕非亡国之君”，其实，他就是个亡国之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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