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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师时运不济，好不容易借合肥新城大捷从东兴之战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又遭逢李丰的宫廷政变。好不容易平息了政变，淮南又反了。 这一次叛乱不是像王凌那样，一兵未发，一仗没打就缴械投降的儿戏般叛乱，而是声势浩大，大军齐发，从淮南打到项城，直逼洛阳。 淮南一叛时，司马懿本来就年老体衰，叛乱只是加速了司马懿的死亡而已，正值壮年的司马师（48岁）却是受淮南二叛的惊吓刺激而死。 司马懿父子三人中，以司马师的知名度最小，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司马师几乎就是个“独眼龙”。其实三人中，司马师才是最狠的狠角。 大家都熟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觉得司马昭狠，但和司马师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司马懿装病在家谋划诛除曹爽一党，主要就算和这两个儿子在一起商议。司马师坦然处之，积极参与。司马昭则忐忑不安，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高平陵事变中那支发挥主要作用的三千敢死队就是司马师秘密招募组织的，除了司马懿，没人知道。 司马师可以狠到什么程度呢？连妻子都不放过。司马师的元配妻子是夏侯徽，是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的女儿，夏侯玄的妹妹，和司马师生有五个女儿。 这桩婚姻应该是政治婚姻，不知道是由哪家主导的，目的不外乎是以两家联姻来壮大政治势力。 夏侯徽是大家闺秀，有见识，有器度，也能尽妻子之责帮助司马师。她知道司马师绝非曹魏忠臣，司马师对她非常顾忌。还在曹睿时期（234年），司马师借当年瘟疫流行之机，毒杀了夏侯徽。 平定李丰政变时，夏侯徽的哥哥夏侯玄也死于司马师之手。夏侯玄不光是司马师的亲戚，年轻时也是司马师的朋友，司马师要杀时也毫不手软。 司马懿也由衷地称赞司马师，认为“此子竟可也。”要不是因此次叛乱而死，曹魏江山恐怕早就改姓司马，没司马昭什么事了。 上次聊淮南一叛时曾经提到过，王凌死后，朝廷指派诸葛诞镇守淮南，怎么发动叛乱的是毋丘俭呢？ 这和东兴之战有关。 东兴之战魏国惨败，按常理，战败后总得有人承担失败的责任。此次征战的统帅是监军司马昭，当时就有人（随军司马王仪）提出应该由司马昭担责，被司马昭杀了，再没人敢说。 但总得处理啊，司马师再狠也还没狠到把弟弟斩了的程度，就把司马昭（新城）乡侯的爵位给免了。这就是个象征性的处分，司马昭没有爵位也是显贵，也不差封地带来的那点钱。 真正受益的是辖区主将诸葛诞，竟然没受到任何处分，只是将其调防，和镇守豫州的毋丘俭互换。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因此，淮南二叛时，诸葛诞已经离开淮南，在淮南的是毋丘俭。诸葛诞重返淮南发动三叛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毋丘俭，字仲恭，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父亲毋丘兴，西北名将，因军功晋封高阳乡侯，后入朝为将作大匠（主管皇家建筑）。 有人说他的祖父是何进部下，刘备曾跟随一起去丹阳征兵的毋丘毅，但正史没这个记载，估计只是同族。 毋丘俭在曹丕时期出来做官，担任此时还是平原侯（王）的曹睿的文学掾（官名）。曹睿继位后，因其是东宮旧吏，特别信任他，视其为心腹。 毋丘俭的战功主要是在东北战场上建立的。青龙初年（233—237），魏国与东吴、蜀汉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曹睿趁机要征服一直桀骜不驯长期与东吴勾结的辽东公孙渊。 曹睿想让毋丘俭来立此大功，235年，将其从荆州刺史转调为幽州刺史，并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于第二年领兵东征。 曹睿让毋丘俭去征公孙渊，而不是让司马懿去，很大的可能就是要毋丘俭建功，树立声威，然后再提拔，使其成为可以与司马懿抗衡的力量。也就是说，曹睿此时已经对司马懿有所提防。这很正常，没有哪个皇帝不提防威势显赫的重臣。在不得不用这个重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培植另外一股可以抗衡的力量，互相牵制，谁都不敢乱动。 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派独大。平衡，是帝王权术中最重要的一环。历朝历代的贤明皇帝都是平衡高手。如康熙早期，索额图一派独大，康熙就培植明珠一派与其抗衡。中晚期时八爷党独大，就培植四爷党抗衡。 遗憾的是毋丘俭像以前于禁兵败时一样，遭遇十天大雨，辽河水暴涨，只得在兵败后撤军。曹睿无奈之下，只得让司马懿去，但还是留了一手。 238年，司马懿东征辽东。上次东征失败的毋丘俭并没受到任何处罚，此时屯兵在右北平，也接到东征的命令。名义上是司马懿的副将，实际上直接对曹睿负责，是监视司马懿的。 曹睿不像曹丕那样完全相信司马懿，对其一直有所警惕。他曾经问过尚书令陈矫：“司马懿忠贞，称得上是社稷之臣吗？”陈矫回答说：“司马懿是朝廷之望；但是否社稷之臣，还未可知。” 曹睿这样问表明是有所担心，而陈矫的回答只会加重曹睿对司马懿的疑心。也正因为曹睿一直都有这种疑心，临终前才不想让司马懿为辅佐大臣。（可参阅本号《曹爽的无能和荒唐使司马懿顺利夺权 ——闲聊高平陵事变的前因后果之一》） 大臣中对司马懿的怀疑不止陈矫一个，就在此次出征前，散骑常侍何曾（害怕受到曹操打骂失去尊严，天天揣着毒药上朝的何夔的儿子）上表，以关心司马懿的身体为名，提议设置副帅，在危急时刻接替司马懿。 这其实就是担心司马懿拥兵自重，也许曹睿正是受此上表影响，才指派毋丘俭担任副帅。 最终司马懿获胜，毋丘俭因功封安邑侯。 剿灭公孙渊，清除了分裂势力，固然是件好事，但却带来一个不利后果。曹魏兵力主要部署在淮南和西北，东北驻军不多，公孙渊灭亡后，出现许多权力真空地区，高句丽趁机蚕食侵占了不少魏国领土。 魏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244年，此时曹睿已死，曹芳继位五六年了，毋丘俭连续两年两次征讨高句丽，大放异彩。 第一次，毋丘俭“束马悬车”（即把马和战车绑起来用绳子拉上去，也可以放下来，邓艾伐蜀时就是放下来），攻破高句丽都城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市），大开杀戒，斩杀数千人。 第二次征讨时，高句丽国王位宫往北逃窜。毋丘俭派玄菟太守、行裨将军王颀追击，一直追到肃慎部落南部边界（长白山以北），诛杀和纳降八千多人。 毋丘俭在丸都山上刻石纪功。1906年，吉林集安乡民筑路时挖掘出此碑（现存辽宁省博物馆），从残文中可发现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等都带兵参与了征讨行动。 毋丘俭东征，是自秦汉以来中原汉人政权对东北地区最远的一次征讨，将魏国势力扩张到今俄罗斯滨海地区，朝鲜半岛岭东濊貊地区。高句丽险遭灭绝，再不敢骚扰辽东，只能向魏、晋称臣。 毋丘俭因功升任为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转为镇南将军。东兴之战后与诸葛诞互换，移镇扬州。 换防后就遭遇东吴诸葛恪率二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新城的战斗。这次战斗不在本文讲述之内，只是其中有个有趣的地方，顺便八卦一下。 魏国能够获胜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驻守新城的将军张特顽强地守住了新城，给魏国集结援军，排兵布阵争取到了充裕的时间。 有趣的地方就在张特身上。他本来是诸葛诞的领牙门将（临时护卫中军大营的警卫官），诸葛诞认为他无能，准备把他降为护军。两军换防时，毋丘俭却认为他有能力，特地将新城这个重要的战略重镇交给他驻守。 就是这个张特，以所部不多的兵力抵御二十万东吴大军，相持数月，力保新城不失。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眼里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个现象至今仍然存在，关键不是在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在有没有人发现和认可你有这个能力。历朝历代一直没有完善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都是靠上面的人发现和提携。 这大概就是国人迷恋于“贵人相助”，喜欢拉帮结派的原因之一吧。 淮南二叛中，毋丘俭还有个盟友，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也简单交待一下。 文钦，沛国谯人，和曹氏宗族是同乡。父亲文稷是曹操的骑将，估计很早就跟随曹操。文钦一直都是个不大安分守己的人。在公元219年的魏讽谋反案中，文钦就受到牵连，按律当死。曹操念他是文稷之子才赦免了他。 文钦少年时就以勇敢果断闻名。在曹睿时期从五营校督做起，先任牙门将。因为性格刚暴无礼，经常欺陵上司，不奉官法，被免官。后来又出任淮南牙门将，转为庐江太守、鹰扬将军，归属王淩。 但其仍然不知悔改，贪婪残暴，王淩上奏朝廷，认为他不宜担任抚边将领，请求朝廷将其免官治罪，朝廷因此召回他。 当时曹爽辅政，文钦就巴结曹爽。王淩曾提到文钦私载两船石灰到洛阳，曹爽问文钦是怎么回事，文钦说：“我听说您要修房子，所以给您烧了两船石灰。” 曹爽又把他遣回庐江，加冠军将军，更加宠信他。文钦也因此更加骄傲，并自认为壮勇高于常人，在军中颇有虚名。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为安抚文钦，升他为前将军。后来代诸葛诞为扬州刺史。 文钦功利心很重，以至养成一个恶习，每次打完仗都要虚报斩杀、俘虏人数，希冀获得封赏。他梦寐以求的是封侯，但朝廷就是不给。时间一长，次数一多，文钦心里就从希冀变为怨恨，日积月累，怨恨越深。 毋丘俭都督扬州军事，是文钦的顶头上司，知道文钦怨恨朝廷，就想法拉拢他，文钦感恩戴德忠诚无二心。毋丘俭除了厚待文钦外，估计应该有封侯的承诺，不然文钦不会死心塌地跟随毋丘俭。 毋丘俭与曹爽、夏侯玄、李丰等人关系都很好，随着这些人先后被杀，毋丘俭心中有不安，也有不忿、不满。司马师擅自废立，对毋丘俭刺激太大。一方面担心司马师下一个对付的很有可能是自己，一方面愤怒故主的儿子（养子）被废，于是决意造反。 毋丘俭的儿子毌丘甸此时在朝为治书侍御史，司马师擅自废立后，他极力鼓动父亲造反，他对毋丘俭说：“大人为方面大员，国家现在将要灭亡却安然自守，将会受到天下人的责怪。” 手握重兵，心有不满，外有盟友支持，内有儿子鼓励，那就反吧。 毋丘俭是怎样造反的，结果如何，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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