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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第四任皇帝曹髦在254年十月刚刚上台后怀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但他做事情不得不顾及权臣司马师及其政治势力的存在，为此他又在登基第四天授给司马师假黄钺等特权。十四岁的新任皇帝并不会有太多的政治经验，但他逐步察觉到，一旦自己设想的事情与司马集团的政治诉求发生过大背离，非但事情难以施行，反倒会引起更多的朝政危机，因而满腔的热血宏图只能暂作搁置，静以观察。《三国志﹒魏书四》记述了曹髦在位六、七年间在他治下发生的诸多事情，曹髦本人似乎只能从事与司马氏的利益追求不相违背的行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平定淮南的两次反叛。  255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声称接受了郭太后诏书，两人在寿春起兵，并向各州郡发檄文要求共同讨伐司马师。毋丘俭本来就与曹叡关系非同一般，他平素与夏侯玄、李丰交往甚密，夏侯玄等人被司马师诛杀后，毋丘俭内心不安，于是就心有所谋；扬州刺史文钦骁勇过人，他与曹爽同乡，当年深受器重，曹爽被杀后文钦内心恐惧，他又经常虚报前线的俘虏人数来邀功，司马师常常有所遏制，因此引起怨恨。毋丘俭和文钦同病相亲，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于是联合发起了反叛。毋丘俭又派使者邀请镇南将军诸葛诞共讨司马师，诸葛诞杀掉使者以拒绝。  两位淮南叛将向朝廷上表说：“司马懿为人忠正，对国家立有大功，应该宽宥他的后世，请求废掉司马师的官职，让他以侯爵身份退居家中，让其弟司马昭接替职务。太尉司马孚忠孝奉职，他的儿子护军司马望也能忠于职守，都可亲近信任，应给他们委以重任。” 毋丘俭和文钦反对的仅是司马师本人而不是司马氏集团，其政治诉求也仅仅是对司马师罢职，可见其思想理念和政治目标上的偏失。 两人率领五六万大军渡过淮河，向西到达项县。大将军司马师当月下旬立即督师讨伐叛军，当时毋丘俭领兵坚守城池，文钦在外率领游动兵力，朝廷的军队次月在乐嘉打败了文钦，文钦兵败逃往东吴；毋丘俭听说文钦兵败退走，心中恐惧，于是连夜而逃，将士也四散溃奔，毋丘俭在逃亡中被安凤津百姓张属斩杀，首级被送到洛阳。事后朝廷宣布特赦淮南一带受毋丘俭、文钦挟持的官吏百姓，又任命镇南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数月后升其为征东大将军。  大将军司马师在平定淮南反叛后病死在许昌，朝廷于同年二月初提升他的弟弟卫将军司马昭为大将军，总领尚书事务，司马昭自此代替司马师主持朝政。镇守淮南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早先就与与夏侯玄、邓飏等人关系亲密，王凌、夏侯玄、毋丘俭等相继被杀，诸葛诞内心不安，他拿出官府库中的财物赈济施舍，又屈法赦免有罪之人以收买人心，还蓄养了扬州侠客数千人为属下敢死队。因吴军想要攻打徐堨，诸葛诞请求朝廷增加十万兵众守卫淮南郡治寿春，又要求滨临淮水建筑城池以防备吴人进犯。司马昭刚掌朝政，就派贾充到淮南去见到诸葛诞，以慰劳为名观察其政治态度。贾充与诸葛诞见面后谈论时事道：“洛阳的贤达之人，都希望实行禅让，不知您认为如何？”诸葛诞严厉地说：“你家世代蒙受魏国恩惠，怎能想着把社稷转送他人？如果朝廷发生危难，我宁愿为国家赴死。”贾充默然无语。返回后向司马昭建议说：“诸葛诞在扬州深得士众之心，如今召他来京，他必然不来，这时候他反叛则祸害不大；如果不召他，以后反叛那祸害就大了，因此不如召他来京。”司马昭采纳了贾充的意见。  257年四月，朝廷发诏令任命诸葛诞为司空，召他前来京师。诸葛诞得到诏书，更加恐惧，怀疑是扬州刺史乐綝从中离间，于是杀掉乐綝，聚集了在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的十余万官兵，以及在扬州地区新招募的四五万壮士，储备了足够一年的粮食，准备作长期守御；他又派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吴国，向吴王称臣求援，并让属下将士的子弟作人质。五月，诸葛诞公开表示不受司空之职，他拒绝入朝，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被迫反叛，吴国后来派将军全端、全怿领兵前来增援。 司马昭决定带着皇帝和太后一同出征淮南，以平定诸葛诞的反叛。这显然是他因执政时间较短，在朝廷根基不深，担心带兵出征时朝廷会发生不利于自己的行动，属于一种做事谨慎的安全自保措施；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皇帝曹髦并不信任。这种合于实情的道理皇帝和太后都应能够觉察得到，而史书中记述曹髦当时下诏说：“诸葛诞背叛朝廷，制造战乱，祸害扬州。当年汉朝黥布叛逆，汉高祖亲自督师讨伐；隗嚣违命，光武帝也曾御驾亲征。本朝先祖明皇帝（指曹叡）也亲率大军讨伐吴、蜀，都是显示国威的行动。这次皇太后和我都将亲临战场，以迅速平定叛乱，安定东面局势。”诏书中表述的似乎是曹髦自己愿意亲赴战场。当年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乃至魏明帝曹叡的确曾亲赴战场，但他们都是作为军队最高统领出征，而曹髦与郭太后这里是作为被挟裹者而随军，属于被动的行为，情况是根本不同的。曹髦的诏书有意掩饰司马昭的用心，为司马氏的自我保护行为打掩护，正好表明皇帝曹髦已经失去了发布诏书的自主性，他已沦为司马集团手中的又一傀儡。  这次随军出征，曹髦还下达过几次诏令：宣布赦免淮南将吏士民受诸葛诞牵累者无罪。路途上曹髦下诏说：“诸葛诞拥兵反叛，胁迫忠义之士，平寇将军庞会、骑督偏将军路蕃各带人马冲出营门投奔朝廷，其忠勇值得嘉奖，特加封庞会为乡侯，路蕃为亭侯。”这两条都是配合军事行动的政治瓦解手段。二十多天后，曹髦又下诏说：“现在我已到项县督师。大将军恭行上天对叛臣的讨伐，马上就要前往淮浦前线。以前相国大司马出征，都与尚书同行，这次依照旧例。”于是派散骑常侍裴秀和黄门侍郎钟会与司马昭同行。司马昭需要把帝后放置在自己能够控制得上，而又不影响前线作战的地方，于是把他们安置在项县，这属于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考虑，但仍然是以曹髦自己的决定表达出来。八月曹髦下诏说：“过去燕刺王（西汉刘旦）谋反，属下郎中韩谊等人力谏被杀，汉朝给韩谊的子孙以优厚对待。现在诸葛诞聚众叛乱，其主簿宣隆、部曲秦絜禀守大义，事前犯颜抗争，被诸葛诞杀害。这正是比干一样的忠义之士。现提升宣隆、秦絜的儿子为骑都尉，给以赏赐，并予褒扬宣传。”九月，曹髦再发诏令大赦，不久援救寿春的东吴大将全端、全怿率部投降。  258年二月，司马昭领军队经过激烈交战攻克寿春，斩杀了诸葛诞。曹髦次月下诏说：“古代军队消灭了敌人，把敌军尸首运到京都示众作为“京观”，是要惩戒叛逆并炫耀武力。西汉武帝改桐乡为闻喜县，改新乡为获嘉县，是彰显南越被攻克。如今大将军亲统大军屯居丘头（今河南沈丘东南），征伐叛贼并抵御外敌，功济百姓，名扬四海。得胜之地也应留下美名，因而把丘头改名为武丘，表明以武力平叛，令后世永远不忘。”大军返回后，曹髦五月任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为八郡，加九锡之礼，其后朝廷评议平叛功绩，给予各将领不同的封赏。 淮南郡远离洛阳，又是魏国南抵东吴的前沿之地，曹魏皇帝派往该地的驻军将领，一般都是具有出众武略并忠诚于皇家的亲信。曹叡之后的高平陵事变后，朝廷政权被司马氏所侵蚀，淮南将领依凭他们拥有的较强兵力和区位优势，敢于起来与司马氏叫板，其反叛行为从本心上既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出于对皇家的忠诚。曹魏立国期间淮南之地发生过的251年王凌之叛，以及曹髦在位期间的上述两次反叛，虽是对抗中央政府，但其目标都是针对司马氏的，并且皇帝成了司马氏平叛的配合者，这是魏国内部矛盾复杂化的突出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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