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清渠创修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为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主持。时宁夏三卫及平罗九千余顷土地，主要靠唐、汉两渠灌溉，而且宁夏土地“大半尽属沙碱，必得河水乃润，必得浊泥乃沃”，郡人视汉、唐两渠为“民命攸关”，自不待言。但至迟明末以来，唐渠淤塞过堪，“滨于废弃，居民虽纷纷借助于汉渠，不过稍分余沥，地之高者，竟屡年荒芜，汉渠亦因以受困”。 究其原因：一为渠口河中激水石系沙滩，年久逐渐消没，河水入渠无力易淤，二为渠前段咽喉地带常被风沙填没，渠底与岸平，两岸无堤，俗称“地渠”，地渠水漫流不前，常在灌满倒沙、月沙二湖后自行入渠，迂回更易致淤；其三为渠流300余里，又水弱难以致远，偏枯之地难周；加以历来河工，“痞棍奸滑之徒，偷工减料，积弊丛生”，小民年修水利而年受其害。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春王全臣经勘测后，决定利用汉、唐两渠间之贺兰渠，另辟新渠，并于秋九月动工。新渠口在旧贺兰渠上3里许，上距唐渠口25里，下距汉渠口5里唐坝堡刚家咀地方。 渠口宽8丈，在马家庄引入贺兰旧渠而扩之，宽行三四里至陈俊、汉坝两堡之交即弃旧渠引水由高处行，稍入唐渠。是渠名为“大清渠”，总长75里，身宽3至4丈不等，大小陡口167道，时灌陈俊、宋澄等9堡地1223顷有余。 大清渠的创修，于改善宁夏平原的水利状况作用重大。陈俊等9堡土地1200余顷地原灌唐渠水；大清渠成，唐渠负担大为减轻，水势过弱的情况立即得到改善。加以王全臣等又于唐渠口修迎水坝入河450余丈，加宽渠口，逼水入渠，而且大清渠尾水进入唐渠，唐渠进水及水弱问题遂得到根本解决；水急流大，渠淤问题亦不复为患；加以口内无岸之“地渠”，随之亦挑深加坝，不再灌湖后前流；唐水充裕，沿途各堡高地偏枯之病得到根治。随着唐渠的改善，居人不再与汉渠争水，汉渠亦水充田足。 历来修渠积弊，王全臣在此次大清渠开筑过程中亦锐意革除，合理安排用工，对半豁除坝草30万余束。由于当局兴利除害，“以是宁民勇跃趋事，争先恐后，各渠疏通无阻，湃岸又极坚固，所以立夏开水之日，黄河之水不加增，每年开水月余水不能到稍者，今不过四五日，稍末即浇灌偏足矣。镇城以北，往年不沾涓滴者，今且偏各稻梗矣”。大清渠的创修，由于王全臣之干练及筹划得宜，不过仅费时7日。 继大清渠后，惠农渠及昌润渠则是一项规模更大、由清廷直接干预的综合水利工程。惠农、昌润两渠始创于雍正四年（1726年），主要为灌北部查汉托护地。查汉托护，蒙语意为好牧场。 康熙五十年（1711年），驻牧查汉托护蒙古部落奉清廷之命移驻河东，原闲旷牧地，实沃野膏壤。雍正四年，清廷命侍郎通智、单畴书并率在部道府州县15人，官弁武举12人，拨库银16万两，大集民夫工料，度地动工。惠农渠进水口在叶升堡东南之陶家咀南范家湾，石子为底，总建进水正闸一，称“惠农闸”，退水闸三：“永护”、“恒通”、“万金”；渠长300里，口宽13丈，尾宽四五丈，深五六尺至丈一二不等，稍水仍归入黄。 由于是渠东沿黄河北行，为防黄泛冲渠，遂沿河筑长堤320余里；又渠西复为汉唐二渠泄水碱湖，棋布连绵350余里，亦统行疏泄整治。 此外，又修飞槽暗洞多处以泄横过水；修渡桥38座以便行人；建各闸水手房40余所以司启闭；置塘房67处以稽查汛；渠堤及西河护堤，植数十万株垂杨夹岸；“支渠四达，长七八里以至三四十里者百余道，均作陡口飞槽，而户口人民又沿渠各制小陡口，小灌洞千余道以相引灌。自此沟塍绣错，二万余顷良田无不霑足”。 查汉托护东北部之昌润渠与惠农渠同年创修，是渠实际为整治六羊河道（一名绿杨河）而成。六羊河原为黄河一小支流，水势漫无停蓄，经加岸疏竣后，又建闸修桥，两岸植柳，成渠110余里，支渠20余道，使整个查汉托大体都得到灌溉。两渠之修始自雍正四年（1726年）秋，雍正七年（1729年）夏竣工，历时近三年。 渠成之后，清廷又拨库银15万两“以为招徕户口，恒产耕种之资”，致使百姓“争先趋附，辟田园，葺庐舍，犁云遍野，麦浪盈畴”。为加强对查汉托护灌区的管理，清廷因渠之成，又设新渠、宝丰二县，设县令及通判以司民政、水利，并移市口于石嘴，后石嘴子成为清近代以来宁夏北部最重要的蒙汉市场当自此始。 康雍之际，惠农、昌润、大清三渠的创修，是扩大宁夏地区耕地面积的关键性措施。关于惠农渠灌田数额，通智碑记不载。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宁夏府志》记，雍正以后，经乾隆五年、九年、十七年、三十九年多次重修、增修后，惠农渠“浇灌宁夏、平罗二县田四千五百二十九份半”，按宁夏府用有新旧户之别，旧户份60亩计，而新户为百亩一份，此可见于清水利同知董凝极《言渠务利弊疏》，是疏称：“夏、宁朔、平罗共受小民一百一十二堡。 宁郡田户以六十亩为一份，新户以百亩为一份，即一顷也。”惠农、昌润渠灌之田为渠成后新招民户，故一分应按百亩计，所谓“四千五百二十九分半”，实应为4529顷50亩。事实上，乾隆府志亦记有惠农渠，“自口东岸起至通吉堡宝塔渠，陡口一十三道，灌宁夏县田二百余顷；自通义桥以下至稍，陟口一百二十三道，灌平罗县田四千三百余顷”，合计亦应为四千五百余顷。又查道光《平罗纪略》，是书引“县册”记惠农渠事，“除上段宁夏县浇灌田亩不录外，按平罗县属惠渠交界，自通义桥起至尾闸堡入黄河，止长一百四十五里，浇灌新户田四千二百余顷”，与府志合。 昌润渠灌田之确数，通智碑亦不载。乾隆府志记为“大小陟口一百一十三道，浇灌平罗县埂外田一千六百九十七分半”，亦应按新户田亩分，须计为1697。5顷。另外，昌润渠有大支渠名滂渠者，灌田“四百四十四分”，应为444顷，合计昌润渠系灌田应为2141。5顷。乾隆中黄廷桂抚甘，曾撰《重修昌润渠碑记》，据是记可知，乾隆三年宁夏地震后，屡经重修，并于乾隆八年（1743年）后“招徕凡三千五百余户，垦熟田几三千一百六十七顷”。此后，乾隆三十年、四十二年又行重修，乾隆府志所记分数应为四十二年后状况。 大清渠灌溉顷亩，至少康熙四十七年渠成时之数应据工程主持者王全臣所记：“共陡口一百六十七道，灌溉陈俊、蒋鼎、汉坝、林皋、瞿靖、邵刚、玉泉、李俊、宋澄九堡田地共一千二百二十三顷。”但是渠后经雍正九年、十二年、乾隆四年、四十二年四次重修，乾隆四十五年府志记是渠“大小陡口一百二十九道，灌溉宁朔县田一千零九十六分六亩七分”。若60亩一分计，仅灌田657顷余，似与原工程效益相差过甚，《甘肃新通志》记大清渠“大小陡口一百二十九道，经宁朔、宁夏二县界，溉宁朔县田一千一百二十余顷”，庶几差似。 清时宁属各县，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灵州、中卫县共计实田约在2。3万顷上下，上述三渠创修，溉地7千余顷，占乾隆后期宁夏府属总耕地几三分之一。另外，汉唐以来宁夏各古渠，如秦渠、汉延渠、唐来渠、七星渠、美利渠等，有清一代屡经重修、增修；唐来、汉延二渠早在顺治十五年即开始疏浚；康雍之际，清廷多次发库银增修或大修中卫美利渠，康熙中美利渠由于岸渐高而不能引水，几成废渠，地方当局于康熙三十年、四十年、四十五年多次组织重修，终于基本恢复其灌溉功能；七星渠从康熙间以至雍乾之际，政府亦多次筹款重修或增修。 雍正十二年（1734年）宁夏道纽廷彩主持红柳沟环洞飞槽工程，“引水下行，垦百马滩至张恩堡地三万八百五十六亩零，劳费巨万”，乾隆中是渠多次被山水冲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地方当局又捐奉办料重修，使该渠溉田达7万余亩。到乾隆中后期，宁夏黄河水利开发已达到有史以来之最高水平，在黄河开口之各干渠总长达2161里，灌溉中卫、宁夏、宁朔、灵州、平罗田近2万顷，至清后期，宁夏黄河水利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总灌溉面积达2万1千余顷。 由于自汉唐以来长期的历史积累，至清代中期，宁夏黄河水利工程技术及管理已日臻完善。各梁之创，渠口均建有迎水坝伸入黄河，逼水入渠；河水入人口后，其旁则有滚水坝，用碎石桩，有一定之规，水涨则由此溢出，回流黄河；过此则有若子，水小则闭间通水入渠，水大则开闸使之溢入黄河；过后方为渠道正间，大渠正闸有多空，元时用木闸，明隆起，万历后改石闸，渠道两岸筑埂，夏人呼之为“湃”，沿黄河期另式埂护渠称“堤”，有长至数百里者。 由于宁夏平原之渠道血织，满余之水或山水泄河之道往往受渠埂阻碍，于是各渠下均设“暗洞”，以成横流；又有渠道交叉，或此交于彼，须横跨裁水，或两渠互济，则设木槽跨渠上通之，称“飞槽”，亦有用石槽者；由于黄水多淤，每年春灌前例须清淤，为标明清淤深度，通智曾创理“底石”法，即在按规定深度定点埋石，上镌“准底”字样，每年清淤以挑见此石为准，有效地保证渠深和进水量，沿渠分大小支渠若干，支渠口亦设水闸，称“陡口”，大渠尾入河处，亦多有闸，称“尾闸”。 修渠工料，除石、石灰等物外，主要是桩、草、柳茨、芕苫。物料按亩分摊银，据乾隆府志记，每年共“征草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四束，桩三十万四千九百五十一根，芕苫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七束”。各渠每年立夏开水，委官专理，放水之初，规定各渠上游陡口闭闸，逼水至稍，”取箱民得水结状以为验，名日“封水”；水大时各支渠陡口酌留水二三分不等称“俵水”；到稍后自下而上，以次开放，头水，二亦以至冬水皆如此”。每岁冬水毕后河冻，即以柴草和土基累日，以防春泛时河水溢入，以便挑渠清淤，称“卷扫”。每岁征大挑集自清明日上工，立夏竣工，谓之“春工”；春工后挑挖西河，称“热夫”，清时宁夏合府每岁征用未役均在二万人以上。 结语此外，关于人夫组织，修渠工具、水量测试等，清代均有明确规定。尽管包括宁夏水利在内的任何制度都难免发生弊端，但明清之际的宁夏黄河水利仍然不失为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实际上不仅明清两代，甚至近现代，它仍然是宁夏地区社会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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