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11年，刘备攻取了四川。四川向来号称“天府之国”，《隆中对》中曾说四川沃野千里， 国富民殷，本是汉末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为何到了《出师表》中，诸葛亮反称“益州疲弊”了呢？ 首先，刘备在夺取四川之初，即已在四川与刘璋大战三年之久，致使四川的生产和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为激励将士夺取四川，刘备又承诺事成之后所获刘璋府库财物悉数分给众人，攻下益州后刘备兑现承诺，“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刘备占领益州后，还大肆犒劳有功之臣，如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等人均获赠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这样做得严重的后果就是没钱了，可是蜀汉还是要南征北战，这一下军费立即成了个大问题。 这时候谋士刘巴出了一个馊主意，《三国志·刘巴传》是这样记载的：“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话虽不多，但很血腥，包含了三个手段： 第一，发行新钱直百五铢，一个新钱，相当于100个市场流通的五铢钱； 第二，物价不能涨，保证官府增发的直百五铢在市场上的100倍购买能力； 第三，派官员管理市场，让百姓认同直百五铢的面额价值。  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出土甚多，绝大多数重8~9克。刘备铸造的新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可以说，刘备一手控制物价，一手增发货币，对下层百姓开展了赤裸裸的剥夺，“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由于直百五铢是虚值大钱，其面额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如果不控制铸造数量造成货币过度滥发，百姓对直百五铢失去信任，放弃使用货币直接进行物物交换，那么铸币的目的就无法达成。所以，刘备对直百五铢的铸造还是相对克制的；直百五铢的铸币质量也比较高，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百姓对直百五铢的信心。除此之外，蜀汉还采用严酷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迫使百姓采用直百五铢进行交易，对市场进行严格管控，以强制手段让下层百姓认同直百五铢的面额价值。 刘巴的本意是搜刮蜀汉百姓，但直百五铢钱的铸造还出人意料地发起了货币战争，间接地搜刮了吴国的财富。 早期的直百五铢的铸造还是非常精良的，并获得了百姓的认同。在中国古代，铜本身就是价值的代表，铜币天然具有跨国流通的能力，在三国时期汉代遗留的五铢就在魏、蜀、吴三国都在流通，考古证明在吴魏故地都发现了直百五铢的身影。特别是蜀汉和东吴之间由于联盟关系交流密切，直百五铢可通过长江水路方便地到达东吴，而且东吴早期一直没有自己铸币，蜀汉的虚值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孙权也并未马上觉察到货币战争的危害和影响，因此蜀汉的虚值大钱得以逐步向东吴输入，使得早期蜀汉货币向东吴进行单向流动，从而释放了蜀汉的通胀压力，又能换回东吴的物资，并将通胀向东吴输出。 这样，直百五铢通过精良的铸造取得了信用货币的地位，避免了通货膨胀，蜀国就可以通过铸造直百五铢以很小的代价从其他国家套购物资或者换取普通五铢钱，这与现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美联储通过印制美元就可以攫取其他国家财产的原理是一样的。  可能是钱来的太容易，直百五铢之后，蜀汉统治集团开始吸毒上瘾，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立即成为了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从出土文物可以发现，此后蜀国又大肆铸造了“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钱币。相比之前铸造精良的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下跌至1克，极端的甚至不足1克。钱币数量的滥发和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已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公元 219年吕蒙攻下荆州后，孙权犒赏吕蒙“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候，赐钱一亿”。 当时孙权还未铸造大泉五百，赐钱一亿可能就是吕蒙所夺得的荆州府库中已大幅贬值和减重的蜀国货币，如太平百钱、定平一百这些劣币，可见蜀国境内已通货膨胀到何种程度。 货币的滥发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劣币必将被下层百姓所抛弃。遗憾的是，魏吴两国的百姓可以选择抛弃已大幅贬值和减重的蜀国货币，而蜀国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却迫使百姓接受蜀汉统治集团无休止的残酷盘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裴注中有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意思是：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对百姓的盘剥。益州的百姓，上至豪族、士人，下至庶民、奴婢，都心怀怨言。诸葛亮在世之时，由于诸葛亮本人的德行和操守，尚能“开诚心，布公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其过世之后，“民有菜色”的蜀国百姓对蜀汉统治集团又是何种感情那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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