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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治理朝政有效的皇帝？ 1、史实调查 本项史实调查为的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治理朝政有效的皇帝？”秦始皇统治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王朝，仅仅持续了15年，秦王朝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帝国。 在公元前94年完成《史记》，包含了大约526,000个在竹简上写的汉字。它主要由司马迁撰写。司马迁是一位开明的学者，他的一生致力于在事实编年史上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中国历史。其价值在于，它是历史学家为了解中国史前战国时代所能涉及的极少数历史事件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由于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进行的“焚书坑儒”，严重限制了关于先秦的历史的认知。 《史记》的创作是可靠的。作为一个世袭历史学家，司马迁周游列国十年，获得许多历史资料，从亲自实地采访，帝国记录和档案中收集资料。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类和分析，通过消除意识形态的主观性，以中立的角度记录历史以达到《史记》的撰写目标。然而，他仍然明显地受到汉民族共同意识的影响，这种意识将秦帝国作为不为社会做好事的一个典型。因此，他对秦朝和始皇帝的严厉批评是这个意识源头的起因，因为他可能有所偏见，他的偏见使后人将秦朝记为残酷而不是成功的时代。夸大野蛮事件而不是关注秦始皇的成功，意味着经《史记》的历史记载可见于“针孔视野”的历史观。 由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伊撰写的“中国历史：一部历史”的价值在于他专注于亚洲历史。 Keay关于秦帝国的叙述具有高度凭证，因为他利用相关的中国中小学资料来破解秦始皇的成就，以支持古代和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作为一位对亚洲历史感兴趣的英国出生的历史学家，约翰.凯伊的目的是为了启发西方公众关于中国历史的复杂丰富之根源，从而为我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可信度证明了它不采用偏向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努力，而是通过准中性叙述重新描述史学辩论并回顾中国的时间表。然而，Keay试图将3000多年的历史浓缩成500页，只有25页专门用于秦朝，因为没有特别提供有关始皇帝的深入信息，因此限制了来源的价值。相反，它略过了秦始皇治理朝政的一般细节，提出了一个浅薄的论点。我必须将其与其他来源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关键的论点。这些信息来源支持了Keay书中的解释，证实了我的史实调查的有效性。 1. 秦帝国的政绩 秦始皇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的统治一直是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争论的话题，甚至有学者把他成功的统一国家的运作和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之间进行比较。 1958年，毛主席将自己的统治与始皇帝作比较时说，“他埋葬了460名学者 - 我们已经埋葬了46,000名文人。你因为秦始皇而辱骂我们。你错了。我们已经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因此，从历史到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无情的皇帝，无疑中国的快速现代化和重新崛起，使秦帝国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秦始皇的遗产融入了创造中国的智慧中，在许多其他文明之前几个世纪，他提高了国家的实力。他软硬兼施地统一了已经分离了三个多世纪的诸多战国的杰出力量，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缘政治集中的帝国，并开始一直持续到1912年的帝国统治。来自史记的史实介绍了司马迁对始皇帝成就的看法。尽管他对始皇帝的统治持高度抨击，但他承认“[秦的]成就很棒”。虽然他所采用的法家主义模式受到学者的批评，而秦始皇成功地用它来治理他的国家，并且在当今中国的行政和法律实践中仍然具有影响力。为了确保他的王朝的安全，他将中国划分为36个区域，史称为“郡”，其中较小的区域各自包含由官员维护的行政部门，皇帝用它来监视其人民和官员的行为，以防止起义或腐败，这是该行政机构的主要职责。战国时期，角色的分配基于教育和诚信，取代了共同的“习俗附庸制度”，这增强了辅助他治理国家的官员们的忠诚度和工作效率，他因此牢固控制着被他新统一的国家，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形成了中国历代政府治国理政的基础。 秦始皇的官僚统治带来了中国统一后各个方面的标准化，实现了经济和外交的成功，激发了国家的全面繁荣。他让所有国人都使用统一的方块文字书写，并且只允许使用他规定的3000个方块字，这使得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更加容易，使商品的交换和流通更高效，也使全体国民具有了一种统一的身份和文化感，进一步防止官员腐败和群体冲突。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受益于秦始皇古代汉语衍生形成的统一语言。度量衡和货币的标准化提高了贸易效能，对于帝国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帝国专治的用以取代其他货币的“铸造”硬币，在中国一直使用至20世纪初。秦帝国官僚主义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对交通的影响。秦始皇修建道路以鼓励贸易，他所建造的道路总长达4,250英里，远远超过400年后罗马帝国建造的所有道路。他修建了长达3750英里的长城，用以保护秦帝国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进犯，实现了帝国的安全，在秦王朝灭亡后保护了中国1000多年。他早期建造的运河支持贸易的计划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在他统治下建造的许多灌溉和运输系统至今仍在使用。秦始皇下令建造的灵渠运河，自公元前214年建成以来一直被用作中国中部的主要水运要道，并维护了国家南部地区的政权稳定。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始皇帝在基础设施和军事上付出了巨额支出，不得不征税，但是《史记》记录了秦帝国每年仍能负担得起将两只绵羊和一些大米送到每个村庄的善举。从一般意义上说，欧洲在秦国之后2000年才能达到国家集权和标准化的水平，从而说明了中国第一个皇帝作为政治先驱治国理政的有效性，他的统治模式对后继统治者具有良性的借鉴作用。所有这些巨大的成就都证明了凯伊的评价是正确的，将现代的“中国”称之为“中央大国”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虽然通过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永恒影响可以看出第一个皇帝执政的有效性，但不可忽视的是，秦帝国百姓生活在严厉的和不人道的法律之下，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短的王朝的轰然倒塌。司马迁在抨击中说，始皇帝是“贪婪和短视”的，是“在暴力和残酷中引领他的世界”。尽管他的抨击是可取的；这个说法也是恰当的：“他通过法律模式进行暴力统治”。秦帝国的法律受惩罚性哲学伦理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大臣李斯，在公元前213年，建议皇帝执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所谓“严格授权”，以“使普通民众无知”，在浑浑噩噩中接受他的统治。司马还记录了始皇帝的指示：“要求所有的著作，诗歌，文章和百家哲学派都要丢弃、废除。”因此，在公元前213年，就有了一场大规模毁灭性的“文字狱”，将儒家论述和批评法家主义的大量书籍焚之一炬。而后，在公元前212年，还埋葬了大约460名儒家学者，只是他们不赞同始皇帝的某些主张。这似乎无可辩驳地构成了始皇帝治国理政无效的主要佐证。 秦始皇除了受到他的顾问和法家学者的影响之外，始皇帝在其统治后期对于“长生不老”的妄想日益剧增，由此而产生的“无情”被正统史学家质疑他的统治和道德的合法性。他在公元前215年招募实为驱赶着70万臣民来建造他的坟墓，用随葬的兵马俑作为保护他免受统治期间被逼冤死百姓报复的一种手段；派他的官员进入中国的深山老林、漂洋过海寻找“回归生命的灵丹妙药”。这两个事例足以表明他为了个人权利而反复践踏其臣民的生命。他的暴政确实也可以在严酷的条件下获得经济和外交的收益。如果只看到秦始皇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改革带来有效的秦朝贸易经济的成功，其眼光的确有点肤浅，因为这是以数千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实现的。始皇帝派出10万人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206年修建长城，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长城脚下。伤亡如此巨大，中国历史学家偶尔也将长城称为“世界上最长的墓地”。 要评估秦始皇的统治，必须既考虑他可能被视为平民种族灭绝的暴虐施政，也应该关注他对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永恒影响。他提高了中国全球实力的成功计划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至关重要，他的创新外交手段是历来政府理政模式的原型。保尔·罗普（Paul Ropp）将秦始皇的统治称为“建立了一个可行的政府模式，它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长寿的政府之一。”的确，他的成就值得肯定，而他的理政效力似乎更可赞扬。他施行的是近乎残酷的极权主义统治。一个流行的历史观点断言，秦始皇通过苦役的方式对农民的剥削激起了农民起义，最终导致了秦皇朝的垮台。1975年从秦朝官员的坟墓中发现的“秦法典”表明，当时典型的惩罚包括死亡，阉割和截肢。可以说，秦始皇不懂得如何文明地管治他的臣民。中国历史学家贾谊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写的《过秦论》中写道：“秦帝国的没落，是因为始皇帝无法理解征服的力量和掌握已被征服的力量的差异。”这种观点适用于今天许多历史学家仅仅在道德层面上消极地看待始皇帝残酷的统治。然而，尽管他专制，但他仍应被认为是构建中国民族主义和使国家强大的高效领导者。他的有影响力的统治，无疑是当今中国复兴强国背后的一个不容忽略的经验教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结语 对秦始皇治理朝政的有效性进行探究，使我获得在对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估时，历史学家必须面对挑战时的评价技巧。我在收集主要史料来源时遇到的一个障碍是，这个主题相对来说无法作客观地探索。始皇帝销毁了所有反对他统治的文字，因此在秦王朝生存下来的大部分记载都是对他有利的，对他政权的消极方面视而不见。因此，我不得不依赖的少数关键史料主要来源之一是《史记》，而《史记》强调了始皇帝的错误。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后现实主义问题，我不得不对我遇到的所有资料持怀疑态度。因此，像历史学家一样，我必须通过将其与其他不受《史记》影响的相同时间的主要和次要史料来源进行比较，来确定司马迁记载的可信度。例如约翰·凯伊的“中国历史：一部历史”。此外，我不得不在所使用的资源中填补由于偏见驱动观点造成的空白，从源头中提取事实证据来批判性地分析和权衡我自己关于其统治合法性的论点。 我进行的这项探究无疑会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正如约翰·凯伊所说：“鉴于我在中国度过了一生，我早期的结论反映了中国人普遍认为始皇帝残酷而高效的观点。”虽然如前所述，对始皇帝的批评来源不少，但事后我才认识到，我选择了更多证据来支持有利于始皇帝高效治国理政的论点，与司马迁形成对比，后者主要选择的历史事件削弱了始皇帝治国理政的效率。这使我认识到，史料之源是历史学家在选择什么构成历史事件时的偏见而决定的。然而，我也认识到我的论证中的潜意识，其时代性不合时宜，很可能会贬低秦始皇的治国理政的效率。公元前200年的社会与如今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始皇帝的不人道行为与现代政治和道德观点格格不入，现代人可能对秦帝国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一无所知。好在，通过我自己提出的课题的探究过程，使我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作用不仅仅是复述史实，而是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来辨别每一个史实的价值，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无偏见的评价是一项极为困难而严肃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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