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野蛮人：谁终结了魏晋南北朝乱世？

今天我们来聊聊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时间跨度很长。想用一篇小文章讲透它是不可能的。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北方部分的历史。更确切地讲，是所谓“五胡乱华”之后的北方历史。

过去上中学历史课，魏晋南北朝总让人头疼，因为它简直乱成一锅粥，记也记不过来。有人评价西方中世纪历史，称其“就像一块杂乱拼缝起的坐蓐。”魏晋南北朝也差不多。南方倒还好，总共就六个朝代（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记起来比较方便。而北方就不同了，先后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热闹程度堪比春晚。

更让人抓狂的是，这些政权的名字还容易被搞混。比方说，取名为“魏”的王朝就有五个（曹魏、北魏、冉魏、东魏、西魏）。取名为“凉”的王朝有四个（北凉、南凉、后凉、西凉），取名为“燕”的王朝也有五个（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取名为“秦”的王朝有三个（西秦、前秦、后秦），如果你历史学得不好，光是看到这些名字，就直接把它们跳掉了。

当然，混乱归混乱，这段历史却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更向我们揭示了一条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内在逻辑。

1/6 南迁中原的胡族

公元300年，西晋刚统一中国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战争把中原化为一片焦土，北方少数民族趁虚而入，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大幕。

公元311年，西晋首都洛阳被少数民族洗劫，数万军民死于战乱，洛阳城也变成一片废墟，现场惨不忍睹。

自洛阳沦陷后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陷入了大混乱。这段历史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所谓“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相继建立了十几个短命的王朝，轮流过了一把皇帝瘾。

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印象是战乱与血腥，尤其是“五胡乱华”这个名称，更加深了我们对这些少数民族的误解。中国自古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一提起“胡人”，我们马上会想到一群胡子拉碴，不懂礼数，嗜杀如命的土著，是被文明世界拒之门外的野蛮人。这当然是传统史学给我们留下的固定形象，但真实的胡人绝非如此。

这里的”胡人“，与秦皇汉武时期的匈奴人大为不同。早在东汉初期，就有一大批匈奴人南迁到中原，依附于东汉王朝。到了魏晋时期，匈奴人已经迁居到山西中部，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些少数民族移民到中原，一般从事农耕工作，地位低下，生活凄惨，很多人沦为奴隶。在汉人的市场上，经常能看到胡人戴着枷锁，被成群结队地卖给汉人贵族。

汉人瞧不起胡人，胡人对汉人的歧视也恨之入骨，加上双方生活习惯不同，胡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有人曾向皇帝上书，应当对此采取防范措施，将胡人集中迁徙到几个地区，以方便管理。否则一旦胡人作乱，后果不堪设想。只可惜，西晋朝廷没把它当回事。

朝廷自信地认为，胡人人数太少，根本成不了气候，但他们错了。

因为胡人不仅是替你种地做家务，还帮你守卫边疆，这也是自东汉以来延续的传统。镇守边疆，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带兵，等到被欺负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吞噬主人的草原狼。

“五胡乱华”就是由这群门口的野蛮人开启的。西晋灭亡，与罗马帝国非常类似。古罗马利用北方的日耳曼人为自己打仗，把日耳曼人养得兵强马壮，于是便打起了帝国的主意。古罗马最终亡于蛮族之手，也是自己酿成的恶果。

而西晋灭亡的深层原因，是胡汉之间缺乏认同，两者泾渭分明。汉人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华夏正宗，而胡人，即便已经在中原生活了几十年，也始终被当做蛮夷对待。但无论如何，双方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大家必须生活在一起，接受统治或被统治的关系。

在之后的上百年里，胡汉融合，成了北方统治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6 胡汉分裂

公元304年，一个叫刘渊的匈奴人成为了大单于。此时，中原王朝已经陷入战乱，趁着这个机会，刘渊在山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有意思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初，刘渊追尊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匈奴祖先，而是蜀后主刘禅。还祭祀了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等八位汉朝皇帝，俨然以汉朝的继承人自居，连国号都沿用了“汉”的名称。

刘渊是匈奴单于与汉朝公主通婚的后代，充其量只能算刘氏皇族的远亲，此番“借壳上市”，不过是想借汉朝的名义，让他的政权获得汉人的支持。

刘渊从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熟读《春秋》、《左传》等历史著作，曾拜中原大儒为师，通晓兵法，文武双全，年轻时得到晋武帝的赏识。然而，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赢得汉人的信任。毕竟，以一个匈奴人的身份恢复汉室，对汉人而言，你不够格。对匈奴人而言，你是抛弃了自己的民族，结果两边都不讨好。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继位，刘聪和父亲一样饱读诗书。只可惜，这个由匈奴人建立的汉朝没过多久，就因为刘聪的去世土崩瓦解。刘聪手下的将领石勒和刘曜，分别建立了前赵与后赵，两个赵国一东一西，在北方分庭抗礼。

刘曜与石勒都崇拜汉文化，刘曜在长安建立太学，振兴当地的教育。石勒是羯族人，年轻时做过奴隶，虽然遭受过汉族的歧视，但上台后却严禁胡人欺负汉人。此外，石勒还想用佛教的力量弥合胡汉之间的裂痕，并亲自皈依佛门。

石勒雕像

无论刘渊、刘曜还是石勒，他们都试图对汉民族采取融合政策，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这一方面是因为，胡人的统治技术不过关，仅凭一些表面化的规章制度，不足以收服民心。另一方面，这些初代统治者的子孙也不合格，比如石勒的侄子石虎，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喜怒无常，杀人如麻，个人生活更是荒淫到极致。在他统治期间，北方的汉人人口大幅下降，不少人为了避税，不得不出家为僧。

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胡汉双方再次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后来，一个叫冉闵的汉人推翻了后赵。但冉闵的政治水平不比石虎高到哪儿去。石虎杀汉人，冉闵杀胡人，就这么杀来杀去，中原再无宁日。

3/6 苻坚的成功与失败

冉闵把中国北方变成了一座修罗场，无论汉人还是胡人都杀红了眼。战争让各方精疲力尽，大家开始寻求和解。最终，一个叫“氐”的少数民族在西部崛起，而其中的代表，是苻氏家族。

氐族的首领苻健脱离后赵的统治，于公元351年建立了前秦政权。后赵灭亡后，前秦成了北方最强大的帝国。

苻健的侄子苻坚，是南北朝历史上有名的君主。今天人们主要是通过淝水之战了解到他的，要不是因为这场战争，前秦不至于那么早就灭亡。

和许多杰出的胡人领袖一样，苻坚在年幼时就渴望读书，所以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即位之后，苻坚励精图治，模仿中原王朝设立法律，并修建了不少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苻坚还提拔了许多汉人到朝中做官，大力支持儒学在北方的发展。

苻坚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北方。而他的汉人谋士王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苻坚对王猛异常信任，他与王猛之间的关系，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君臣佳话。苻坚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其宽宏和雅量固然值得欣赏，可一旦用过了头，就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王猛画像

比如，在消灭了另一个北方政权前燕之后，前燕王族慕容垂逃到前秦，王猛曾建议苻坚把慕容垂杀了，因为对方乃“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但苻坚没有听进去。

和之前的胡族皇帝相比，苻坚对汉文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物力。他为国家修建了祭祀用的明堂，并模仿汉人皇帝实行躬耕之礼。为获取汉人的支持，他还恢复了世家大族的户籍，以吸引更多的汉人精英到朝中为官。

苻坚的朝廷夹杂着各族人等，除了汉人，还有鲜卑和羌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才，甚至还包括僧人。实事求是地讲，苻坚的行政团队是跨种族，跨文化的。但问题是，苻坚的民族政策淡化了本族人的价值，而他的臣僚有很多来自于被征服的地区，这些人并非真心依附于前秦，他们仅仅维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但苻坚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他渴望一举拿下江南，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尽管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苻坚却一意孤行，向东晋发动了战争，结果我们都知道，在淝水之战中，前秦以惨败收场，和平了没多久的北方，也在顷刻间四分五裂。苻坚被杀，北方再次陷入战乱。

传统观点认为，苻坚南征操之过急。毕竟，东晋虽然弱小，但是政通人和，上下齐心，而且有长江天险做屏障，无法轻易攻取。因此，苻坚应效仿当年的司马氏，待稳定了大后方之后，慢慢地等待时机，一旦发现东晋政局不稳，或者君昏臣庸，再讨伐也不迟。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意见。

但站在苻坚的立场上，他能等吗？苻坚很清楚，自己是少数民族后裔，就正统性而言，南方的东晋无疑比前秦更能代表中国。不仅南方的汉人这样认为，就连北方的汉人也是这么觉得的。只要东晋存在一天，北方的汉人随时随地都会离心离德。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尽快消灭东晋，如此一来，全国的汉人都没话说了。这正是苻坚急于南征的根本原因。他的方法是，用武力征服各民族，再用宽宏的政策吸引他们加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需要苻坚政权拥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这需要长时间的积淀，而苻坚偏偏忽视了这点。

4/6 北魏的汉化

前秦灭亡后，下一个统一北方的政权是北魏。北魏的创建者为拓跋氏，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东北，随后在山西巩固了地盘。公元386年，北魏正式建立。

北魏的创立者拓跋珪也想融合胡汉各族，但他吸取了苻坚的教训，为确保后方稳定，他推行了“离散部落”制，即把包括拓跋氏在内的各个胡人部族打散，如此一来，这些小部族就难以对皇权产生威胁。

前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苻坚对自己的用人策略过于自信，结果一旦打了败仗，部下们立马反叛，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所以，拓跋珪把那些能打仗的民族，比如鲜卑部落做了重新的编排，将他们分为八部，直接听命于自己。

在此基础上，拓跋氏又创立了所谓“内朝”制度，内朝主要由胡人所组成，他们地位很高，相当于国家的特权阶层。内朝中既有武官，也有文官，他们围绕在最高权力的四周，负责执行皇帝的命令，是拓跋氏的绝对心腹。

北魏设立内朝，主要是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但这种做法会招致汉人的不满，而且还会威胁到北魏在中原统治的合法性。为此，北魏的第七任皇帝孝文帝，开展了一场激进的汉化改革。

历史教科书上，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这场改革的实质，是把胡人变成汉人，他们不仅得学习汉人的礼仪，读汉人的书，还得说汉人的话，取汉人的名字。

在政治制度上，孝文帝直接取消了内朝，由于北魏的领土扩大，内朝官员的人数也逐步攀升，越来越多的汉人进入内朝，内朝作为皇权拱卫的意义，也被不断地淡化。

为了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甚至禁止同族人穿胡服，说胡语，他们被要求忘却自己的身份，变成完完全全的汉人。随后，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以迁都的方式昭告天下，北魏继承了汉人的正统，能和汉人一样把国家治理好。

孝文帝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推崇周礼，精通儒家文化，并根据周礼改革了北魏的封爵、后宫、宗庙等制度。他想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与历代的汉人皇帝相比肩。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中最为彻底，甚至比几百年后的元朝与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和苻坚一样，孝文帝忽视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他的汉化政策赢得了汉人精英的支持，却失去了胡族军人的拥戴。

在他们看来，汉文化侵蚀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使他们腐化堕落，爱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即便汉文化真的挺好，顶多也就让那帮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底层当兵的能图个啥？

所以，拓跋氏的北魏仍未解决胡汉对立的问题，胡人皇帝试图通过汉化摆脱异族身份，却又不可避免地遭到来自本族的抵制，这种抵制将阻碍胡汉融合的进程，并酿成一场灾难。

5/6 南北统一

孝文帝死后，北魏继续实行汉化改革，但效果已大不如前。鲜卑军人们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也在此刻爆发。很快，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它们一个定都邺城，一个定都长安。

东魏的面积更大，实力也更强。然而，东魏对孝文帝的政策矫枉过正，重新拉拢鲜卑贵族，汉族被疏远了。所以，东魏始终灭不掉西魏。

再看西魏这边，西魏的实际掌权者是宇文泰。宇文泰很善于玩政治平衡木，他一方面恢复了鲜卑人的鲜卑姓氏，还要求汉人也得有鲜卑姓氏，通过让汉人“自降一等”的方式，来取悦鲜卑人。

对于汉人，宇文泰则沿袭了孝文帝的做法，他继续推崇《周礼》，并利用北方屡遭战乱，大片土地荒芜的特点，实行了均田制。要知道，这可是很多古代皇帝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除此之外，宇文泰还创造性地将《周礼》与胡族传统相结合，他把胡族的军事贵族，按照《周礼》的框架编制，给他们充分的特权，把野蛮的军事力量整合到文明的制度框架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魏在制度上植入了中原王朝的基因，在身份认同上则保留了少数民族的传统。随后两者共生演绎，相互影响。

东魏之后，取代它的北齐将这一过程继续推进。此时，汉人阶层与胡人贵族的地位已不相上下，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也让北齐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内耗。最终，北齐被北周所灭。

北周再次统一了北方，然而，北周的宣帝宇文赟年仅21岁就去世了，留下了年幼的儿子。而此时的朝中大权，掌握在一个叫做杨坚的权臣手中，这个杨坚，就是后来的隋文帝。

历史走到这里，中国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即将画上句号。杨坚挟天子以令诸侯，平定了国内的叛乱，不断巩固着权力。公元581年，北周被隋取代，而这个崭新的王朝，在七年后挥师南下，将南方的陈朝消灭，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从西晋永嘉之乱到杨坚平定天下，中国北方经历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战乱，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经济中心也从中原转移到了长江以南。而北方地区在这数百年的混乱中，也完成了一次胡汉融合的马拉松长跑，这其中既有腥风血雨，也有君臣遇合，既有黄钟大吕，也有胡笳长鸣。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是历经浩劫的北方，而不是相对安定富庶的南方，让中国重归一统？

6/6 总结

纵观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南北双方互有攻伐，南方政权虽被人诟病为“偏安一隅”，军事实力也相对弱小，但历朝历代都有过积极的北伐，说南方人没有雄心，只图安稳，未免有些冤枉。

然而，在这场拉锯战中笑到最后的，仍旧是北方人，或者说是以胡人为代表的北方政权，为何会这样？历史学家已经从军事和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原因，今天，我们尝试从民族与制度层面寻找答案。

总体而言，南方政权相对稳定，自孙吴割据江南以来，南方总共经历了六次改朝换代，南方版图也大致保持了统一。虽然也发生过严重的内乱，但和北方比起来，其烈度和持续时间都要小很多。

南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南迁的中原士族，如何与江南本地世家达成共治。尽管双方在利益上会有冲突，但在民族认同上是一致的，大家都是汉人，尊奉相同的祖先，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文化。

所以，南方的朝代更迭，更多是权力之争，无需在更深层次上寻求融合。

但北方政权就不同，他们既面临内部斗争的压力，更遭受着来自不同民族的威胁。他们不仅要整合权力，还得整合文化与意识形态。前者只需要武力就能实现，后者则需要漫长的积累。

北方政权的另一大特点，是他们大多由胡人建立。胡人虽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无论在人数上，还是文化上，都不及汉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胡人通过汉化吸纳了汉人，而不是更先进的汉人去主动汉化胡人呢？

胡人政权往往依托于军事实力，但军事实力本身，并不意味着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胡人必须寻求先进文明的认同。然而，作为先进文明的主体，汉人却瞧不起胡人，他们始终认为，胡人没资格继承汉人的大统，这种把汉人视为天下唯一的文明种族的观点，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以后，也阻碍了汉民族向外融合的努力。胡人越想凭借武力征服汉人，就越适得其反。

胡人为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不得不一再向汉文化妥协，代价是遭到本族的抵制，尤其是后者作为权力基础的前提下，汉化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其实自刘渊以来，但凡有点眼光的胡族皇帝，皆懂得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无法彻底抛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只能在胡汉双方的相互博弈中走钢丝，时而失败，时而成功，不断试错。

而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则加速了试错的过程。中原位于四战之地，没有天险可守，所以，在北方很难建立长久的割据政权，因为割据一方必须依托高山险阻，北方缺乏类似的条件。这里的竞争逻辑是，你要么把别人都灭了，要么就被别人灭掉。

所以，一旦胡人皇帝的融合政策失败，其代价很快会传导到政权自身，并在短时间内引发震荡，王朝土崩瓦解。这也是为何，北方政权更迭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南方的原因。

也就是说，北方的战乱环境，加上胡人独特的身份，加速了胡汉融合的实验过程，也让胡族皇帝一代比一代强，一代比一代熟悉汉人的制度与文化，从而产生更强的适应力。

反观南方，由于政权的构成比较单一，加上有长江守护，南方不需要激烈的变革，也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但也正因为如此，南方政权不必面对北方人的难题，南朝统治者也不必像胡族皇帝那样，在胡汉身份认同之间，痛苦地做出取舍。

就这样，当北方政权在斗争与融合中不断进化，最终成长为一个开放多元的新物种时，南方政权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南北朝三百年乱世，最终被胡汉融合的北方所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