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后期我追了电视剧《觉醒时代》，这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向员工热情推荐过一定要看一看的大剧，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它是近些年文艺作品中极罕见的一股清流，看完它你会对中国的文艺界有一些信心，文艺界拍的也不全是烂剧啊，也能拍出《觉醒时代》这种好剧担当。
这部剧有很多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情节，本文我只说三四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派出14万劳工远赴欧洲支持协约国，也算是以劳工参战。后来以英国、法国和俄国为首的协约国赢得了一战，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由于俄国1917年底发生了十月革命，退出了一战，而美国和日本因大发战争财，国力大增，有了瓜分世界的实力，也因为他们参加了协约国，所以有了和欧洲老牌强国平起平坐的机会。如此则处理一战战后事宜的协约国会议即巴黎和会就成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主导的分赃会议，实际上重大问题都由美、英、法三国代表决定。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由陆征祥为团长的会谈代表团，最基本的诉求就是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但日本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及财产，最后美、英、法三国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移交给日本接管。对于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巴黎和约，中国代表到底签不签字，需要中国最高管理者决定，需要徐世昌大总统、军阀段祺瑞等来决定。然而，段祺瑞、徐世昌、曹汝霖等最高统治集团为了个人利益却要求中国代表团签字，甚至国务院已经密电巴黎专使同意签约。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得知政府最高层已同意签约且已密电巴黎专使后，情急之下无计可施，只能奔赴北京大学去找蔡元培校长求助。这么大的国是，政府高官都束手无策，大学校长就有办法救国吗？汪大燮求见蔡元培；蔡元培召集心腹开会；蔡元培对教师和学生代表发表演讲，这三个场面特别让人感动。汪大燮见到蔡元培后恳切地说：“徐世昌、段祺瑞背信弃义出尔反尔。陆征祥来电让我救他，我救不了他，更救不了山东，现在只能靠学生们了。”
汪大燮说：“你能！你蔡孑民有北大，北大后面有个中国，四万万中国人只要一条心，中国就不会亡。”
看到这里让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偌大的国家，四万万人民，亡国之际，却需要一个大学校长率领一帮教书先生和求学学生来扶大厦于将倾，这帮先生们学生们的壮怀激烈怎能不让人感动!蔡元培当即召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开会，蔡先生直抒胸臆：“在国家民族出现大难的时候，我们绝不可能袖手旁观，国难当头，我蔡元培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李大钊等人当即表示要跟蔡先生一起下地狱。 
从这几句简短的话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心忧天下舍生取义的情怀，文弱的书生不仅要妙手著文章，也要铁肩担道义，蔡元培他们，身居高位却不忘忧国，甘愿冒着风险挺身而出，敢于和反动派叫板，这些先生们的家国情怀怎能不让人敬佩！蔡元培召集学生和教师代表开会，站上讲台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北大的学子，不是要自己做官，而是要为国家出力，要做国家的栋梁之才。如今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都应该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做先锋。我们要唤起民众，敦促政府，拒签这个不平等的巴黎和约，捍卫我们的主权。我的同学们老师们，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和力量？”
 
蔡元培先生公开发表这样的演讲，公开跟大总统和大军阀等统治者对着干，他应该知道后果对自己有多么不利，可是他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置个人生死和利益于不顾。蔡元培这位让后世敬仰了一百年的大学校长公而忘私的勇敢和担当怎能不垂范千秋万代！中国人民敬仰知识分子，敬仰的就是这种有情怀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甚至生死之上，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和知识用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造福，他们因为有知识有文化，所以更有担当更有情怀，他们不齿于以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优势把自己经营成社会的权贵，他们看重的是千秋万代的民族利益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福祉。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魄，我们纪念他们，怀念他们，感念他们，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用这些先辈的精神光芒照亮前进的道路，在这些贤达导师的引领下书写了彪炳千秋的传奇，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福星。陈独秀从北大辞职，将离开北京去南方，他和李大钊带着一群学生登长城，站在长城上眺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李大钊和陈独秀进行了一次畅谈：李大钊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再造一个国家，再造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且要让国人生活在幸福的生活里。”陈独秀说：“说得好！这也是我们《新青年》复刊宣言的主旨。”
说完，两位文化启蒙者双眼放光，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是大学里面的两个教书先生而已，何以能口出狂言“我们要再造一个崭新的国家！”他们哪里来的这种自信和勇气？如果说身先士卒反对巴黎和约反应了他们的担当，那么，一介书生，要再造一个新国家，这种豪气和底气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不是因为他们本事大，而是因为他们有担当！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他们两人创立了一个党，这个党经过28年的奋斗，的确再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个党经过了100年的奋斗，的确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百年回眸，这两位知识分子引进的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这两位教书先生没有辜负他们的誓言。他们勇于说出，也勇于做到，他们真是千秋万代读书人的榜样！中国能出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幸运，民族的幸运！李大钊说：“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想那天在你家喝酒时适之问我的话，他说咱们都已经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为什么要抛妻弃子，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陈独秀李大钊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抛家舍业地奋斗，到底想要什么呢？两位先生都表示，他们已经想明白这个问题了。李大钊是这么解释自己的追求的：“咱们这个国家，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呢，咱们这个国家迅速沉沦，速度之快，惨烈之巨，闻所未闻。不过八十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尊严的国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而我们呢，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文化人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带领人民进行抗争。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我们谁都不能把它辜负了！”
李大钊先生的这段话，回答了千年而下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舍身为国的精神根源：“文化人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国家和人民负责。”千秋万代以来，文化人之所以骨子里有一份傲气，就是因为他们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并由衷地认为自己就是应该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国之栋梁，为国家承担责任，为人民展现担当，责无旁贷。这是文化人精神的支柱，是文化人自傲的根源，也是世人尊崇文化人的理由。文化人，之所以世世代代被人民尊重，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而是因为他们的担当和情怀，是他们虽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般的社会翘楚，处于社会食物链的顶端，却始终有一颗体恤底层的善良，有一颗为民请命的担当，有一颗不把社会的好处吃干抹尽而愿意让渡出来与底层共享的公心。不是每个老百姓都能懂得文化人的文化，尤其在文盲率超高的古代，文化始终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存在，但文化人的担当和情怀，纵使乡村野夫，也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人在中华民族中的高贵地位，不是源于他们的文化，而是源于他们的情怀和担当。山村野夫可能读不懂《离骚》、《天问》，可能背不全《岳阳楼记》，但他们知道屈原是为谁而死，范仲淹是为谁而忧。他们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敬重文化人的。剧中的北大教授辜鸿铭，学博中西，精通9国外语，拥有13个博士学位，一生著述颇丰，可是中国老百姓们记住的为什么是没有什么学位头衔和学术成绩的李大钊？那是因为辜鸿铭拿着一级教授每月280元大洋的薪水，雇佣了一帮子仆人对自己前呼后拥，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他没有为人民做过什么，他的那些所谓的学问学术，时过境迁，很多不过是垃圾而已。但身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虽然月薪只有120元大洋，却到处帮贫济困，慰问工人，资助学生，每月的家庭用度全凭校长蔡元培特意扣下来转交给李夫人的30元来维持。人民不记住李大钊记住谁呢？至于那位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毛教员，月薪只有8块银元，收入是辜鸿铭的1/35，是月薪600块银元的蔡元培收入的1/75。可他，心里装满了人民和国家，用28年的艰苦奋斗，解放了全国人民。毛教员根子上是个文化人，他之所以革命，不是他喜欢革命，而是他有文化人的担当和情怀。如果毛教员只是为了多拿几块银元，那么1925年10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经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的提议，毛泽东获得了代理宣传部长的职位，后来毛教员在这个职位上干得还不错，这么高的职位，赚到高薪没有问题吧？可他为什么又抛弃了这些，选择了九死一生的人民解放事业呢？因为毛教员有文化人的担当和情怀！昨天是9月9日，是毛教员逝世45周年的纪念日，谨以以上文字缅怀毛教员！李大钊送陈独秀到达天津，寒冬之中的海河边难民无数饿殍遍野，两位先生在难民中走访了一圈后，陈独秀悲愤交加，跪在海河边嚎啕大哭。他们两人对着这些难民发誓，要建党，要建立一个组织，要用这个组织来改变这个国家，要让这些可怜的老百姓能活得像个人一样。陈独秀说：“守常，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陈独秀说：“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他用手指着海河边一堆堆难民）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李大钊说：“好！仲甫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于是这两位知识分子举起了拳头，对着难民做出了如下宣誓：“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
月薪三百块大洋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跪在饿殍遍地的海河边恸哭，哭的是底层民众的惨状，这些被冻饿煎熬着的最底层民众凄惨的状况，让养尊处优的大教授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痛苦，这种带着负罪感的不安让因善良而起的哭泣更加悲痛。真正的知识分子，看着底层的苦难，不可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因为知识给他们的教养和善良不允许他们麻木。不麻木，就得行动，所以，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陈独秀李大钊亲手打碎了自己小家的幸福，陈独秀屡遭通缉数次入狱，漂泊半生晚景凄凉；李大钊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38岁就英勇就义。何为“家国情怀”？陈独秀李大钊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做了最好的解释，把国家的利益看得比自家的利益更重，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以自家的利益为代价，这就是“家国情怀”。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呢？当代文化人的情怀和担当是什么？在哪里?可是随着疫情以来文学圈多个文化人公然丑化人民的抗疫壮举，彻底把文学圈子推进了舆论的漩涡，紧随其后曝出的文学圈的近亲繁殖和名利垄断，大佬子女所谓的“屎尿诗”被文学圈子里的大家们吹上了天，再加上文学圈里无处不在的诋毁国家和民族的“公知”言论，一桩桩出自文学圈的丑闻彻底把这个圈子污名化了。微博、公众号里活跃着一大批年轻人，专门深挖文学圈子里的假丑恶，多少所谓的文学大家，被挖得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虚伪的面纱被揭开。人民对鲁迅这样的文学家为什么念念不忘？因为他为人坦荡，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用文字为人民发声，为人民谋利。今天的文学圈沦落成这个样子，被人民批判成这个样子，真是可悲可叹！可是随着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屡禁不绝的师德失范，这个群体也经常被舆论提出来鞭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高达24426亿元，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给到了高校教师手上，目的是支助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发挥智力优势，生产出能推动国家进步和人民福祉的科研成果。结果美国卡我们脖子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真正能拿出手的科研成果太少了，大部分成果就如鲁迅笔下孔乙己说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式的科研，看似很高深很独门，实际上除了耗费国家的资金外毫无用处。就这，还要相互抄袭，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出“茴”字的四种写法，但名利的获得需要大家都想出四种甚至五六七八种写法，不抄袭怎么办？实在想不出要研究的问题，那就研究导师，研究“师娘”，反正不管研究什么，只要关系运作到位了，论文在核心期刊上也能发，巨额科研经费也能拿到手。重要的是要有文章，研究什么无所谓。比进行没有科研价值的研究更恶劣的是公然侮辱大众智商式的“科研”，把一些违背基本常识的东西也拿来作为科研成果，比如“熟鸡蛋返生孵小鸡”，你还别说，搞这项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在国内还不少，他们还经常开会交流，论文还能发表到学术期刊上。以上列举的这些荒唐的“科研”这两年在全网都爆红过，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至于学阀垄断、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利益交换等，这在学术圈这个“文化人”集中的地方都不算事，这其实是最基本的操作，不这么操作你就很难分到那杯羹。知识分子不能只靠知识活着吧，得靠那杯“羹”活着，为了分“羹”进行必要的操作，这有什么不适的呢？孔乙己都说过，“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个理，读书人都懂。既然很多学术成果都是无用的甚至是虚假的，那么名和利如何分配就是个问题，既然没有太多客观的标准，那凭什么分给你就不分给我？莫非“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于是纠纷四起，这几年“知识分子”之间矛盾激化的事常常见诸媒体，砍出人命的事至少已经发生两起了，骇人听闻。至于抑郁的，自杀的，还真不少。读书人的事，搞得越来越不体面了。
尽管理工科我不太懂，但我和很多理工科的研究者聊过，科研注水也很严重，孔乙己式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我毕竟不是理工科的，我就不说理工科了。当然，自然科学领域肯定也诞生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有用的科研，很明显我们的科技水平提升了，这肯定是科研工作者干出来的，有少数追求价值感的科研工作者是在踏踏实实做科研，这不容否认。但成果不能掩盖问题，问题总归不少。 我说说社科研究吧。社科研究如何炮制莫须有的问题，如何造假，如何抄袭，我就不说了，反正隔三差五地就有曝出，大家都懂。反正社科研究的成果，不管真假，绝大部分基本上用处都不大，对社会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科研也就是个分配名利的工具，不要太当真，不要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就好了。 社科研究的这个现状只要是圈里人，大家都知道，我也没有污名化。大家可以看看大媒体腾讯新闻下谷雨实验室的文章《985高校青年教师，身不由己追热点》（点击阅读），看看社科研究圈的众生相。 不要觉得这都是个例，去年末湖南省社科院主管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求索》杂志原主编的受贿案终审判决了，杂志原主编乌东峰利用对杂志所刊发论文审稿、定稿的权力，伙同情妇覃建军，利用发文中介收取“版面费”至少814.95万元，利用这种方式为336篇论文的发表谋求便利，论文的“版面费”甚至高达30000元/篇。一个期刊一年总共能发多少篇文章？一个主编短短几年就操作了这么多篇文章，那么还有几篇文章是干净的？这么操作的就只有《求索》一个杂志吗？有几个社科杂志不要版面费，有几个不要找关系？ 社科研究的乱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不想多说。我重点想说的是，当前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为了获得名利，用全部的精力投身于发论文、申基金、拿项目等所谓的科研，拒绝走近人民群众，放弃了向人民传递思想和文化的职责，这份失责是社会的巨大损失。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民众获取信息的热情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流传于网络的信息深刻影响着数以亿计的民众的思想，新的认识相互传递，新的思潮正在形成，而民众通过网络信息形成的认识和思潮，必将指导他们的思维和行动，而民众的思维和行动必将决定国家的未来。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高级知识分子却放弃舆论场，躲进书斋专心研究如何发表论文，如何申请基金和课题，将全部的注意力都用在为自己谋取名利上，完全放弃了对社会的影响和对大众的启蒙，甚至完全拒绝与大众用讲的清听的懂的话进行交流。我这么说不是污蔑知识分子，大家看看，互联网上海量的内容，从图文到视频，有几个是高校教师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写出来做出来的？有，但极少极少，其数量与多如牛毛的论文和项目书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个别高校教师提供的那点面向大众的内容在全网所有大众读物中的占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有人可能要说，高校教师那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他们怎么能去生产网络上那些粗俗的内容？高级知识分子是做高端科研的，是搞学术的，难道让教授们去当网红？这话似乎有理，可是，社科研究是为了什么？社科学术成果是为了什么？社科论文和以文字形式呈现的项目成果除了撰写者和评审者阅读之外，就剩个别撰写同类论文课题的同行阅读引用了，这些所谓的成果生产出来整体的阅读量少得可怜，绝大多数所谓的成果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影响，更别说影响政策了，就是写出来，登在期刊上，然后被遗忘。这样的东西，对社会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不是要完全否认这样的社科学术成果，我知道学术的价值不是按我上文说的这些元素来评价的，学术不是个大众的东西，学术不以阅读量的多少来评判。但是，那些研究经济的、研究社会的、研究教育的、研究公共政策的等等，难道你们的研究就是为了躺在期刊里被尘封吗？难道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影响制度改良社会不是你们做研究的初衷吗？你研究社会的学术研究，就要高贵到和凡俗的社会不发生关系吗？如果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要高贵到脱离社会，那你这个研究有毛用？高贵在哪里？记得一位经济学大佬说过，中国90%的经济学论文不发表，不影响中国经济。那我要说，中国90%的社会学论文不发表，不影响中国社会；中国90%的教育学论文不发表，不影响中国教育；中国90%的公共政策类论文不发表，不影响中国的政策……可能有人要说，从沙子里面淘金子啊，没有这90%的废品，怎么会有10%的精品？这话好像也对，但金子是从沙子变来的吗？大部分的成果就是没有价值的沙子，它对金子的生成没有丝毫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很多研究毫无用处，社会上无用的东西多了去了，再多一些无用的“学术成果”也没什么大碍。但无用的“学术成果”多了，有用的研究和建议就少了，毕竟聪明的脑袋只有那么多，精力浪费在了对社会无用的东西上，自然顾不上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在当前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对国家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网络上形成的一浪一浪大众的声音在深刻地改变着政策、改变着社会、改变着国家的走向。网民的意识和网络的声音成为了影响政策的重要路径，这种影响力应该超过了绝大多数学术研究的影响。很多时候短视的非理性的网络民意对理性的着眼长远的政策方针提出了挑战，理性的智慧的声音的缺失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全社会是多么需要理性且智慧的声音啊！那么，高校教师，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人，作为要为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文明人，在民意能迅速影响政策改变社会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你们不在网络上发声，你们不与民众交互，只是围绕着小圈子里的几个所谓的学术期刊，生产一些一出炉就被尘封的文章，那么你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在哪里？你们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表现在哪里？学术也要与时俱进啊！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难道不是自己的主张被统治者采纳而造福于万民吗？孔子周游列国不就是为了向各国统治者推荐他的儒家治国思想吗？历朝历代的饱学之士向统治者的各种谏言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主张被统治者采纳而改良社会吗？千年而下有情怀的读书人，哪一个是埋首书斋只做学问不问世事的？用自己的主张改良社会造福万民是二千年来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当代的读书人不能丢弃这个理想，不能觉得写几篇水文拿几个基金把名利赚到手就行了，我管他洪水滔天。这样想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只是掌握了知识的投机分子罢了！因为社科研究整体上缺乏“价值感”，很多研究者也很苦恼，人活一世，总得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留点什么，普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何况那些“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也有追求“价值感”的志向啊，可是，能真正从名利中挣脱出来追求价值的勇者凤毛麟角。而社科研究，没有了“价值感”这面旗帜的引导，那就只剩名利的恶臭了，能不混乱吗？
有识之士最不能忍的就是当前满网胡说八道的劣质网文对民众的误导，可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就是整天被这种胡说八道的劣质内容影响着熏陶着，这些垃圾内容已经让很多人很“反智”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人们诅咒这些反智的劣质内容，可是如果高级知识分子们不加入内容提供者的行列，广大网民不看劣质内容看什么呢？毕竟他们的信息需求在这里，需要满足啊！从劣质内容中争夺网民，与反智作斗争，这是大事啊，高级知识分子们！你们能不能站出来，用你们专业，用你们的知识，用正确的信息，对广大网民进行意识的启蒙和常识的教育?李大钊那个时代，不识字的工人、贩夫走卒需要启蒙。我们这个时代，说实在的，很多很多人，在智能手机普及前，是从来没有过任何阅读和学习的，也就识几个字，看看电视而已，整体水平比李大钊时代的工人高不了多少。用上智能手机畅游网络之后，面对混乱的信息，很多人根本没有分辨能力，他们被裹挟在劣质内容中，看得越多，变得越傻。这样的现状下，不需要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生产优质内容对他们进行启蒙吗？当然，当前知识分子群体轻家国情怀重科研利益的原因不全在知识分子本身，管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制度也有很大责任。很多聪明的头脑都是被僵化的评价机制禁锢了，不得不随波逐流，明知道自己做的这个方向的科研一文不值，还要忍着恶心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干，要拿教职，要戴“帽子”，要升职称，这些影响个人发展乃至生存的东西紧紧地和科研绑在一起，不做科研怎么办？你可以做无用的科研，可以做虚假的科研，但你不能没有科研。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者们要更多地突破“卡脖子”技术，那社会科学的科研工作者呢？继续围绕着那几本期刊折腾？科研主管部门设计的“把社科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评价机制是什么？领导人的要求落实了没有？社科研究要贴近人民，走进大众，深入基层，关注底层百姓，高级知识分子要能看得到底层的艰难，要勇于代表没有话语权的底层说出他们的心愿，要带着一颗公心，帮助国家思考一些改善底层生活缓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构想，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负起责任。
看《觉醒时代》，看到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办几个大众读物，写几篇老百姓看得懂的大众文章，竟然就可以叫醒国民，改变整个国家，干成了手握千军万马的军阀枭雄们干不成的大事，真的让人感到神奇，面向人民的文章竟然可以有这般力量。今天是教师节，向学生的老师问好，向人民的老师致敬！
本文笔者杨昇，高校教师，喜好写作。公众号发布原创文章400多篇，单平台阅读量10万+文章21篇，全网阅读量数千万的文章2篇，传阅量上亿次的文章1篇。其原创文不但在全网的传播有广度，更有高度，1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刊登，1篇文章被国务院内参《国是咨询》选登，《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一文更是引爆了关于“社区团购”的话题，随后的舆论海啸导致了最高层系列政策的出台。近几年来担任多家公司的公关顾问，在这些公司公关的艰难时刻，亲自操刀高质量公关文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长期提供公关文、演讲稿、广告软文、策划文案等的代写作，个人微信5624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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