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最后一位“至圣先师”

“老师”这一词还有很多其他的叫法，比如“先生”、“夫子”、“师傅”、“师长”、“教谕”……但小可认为最好的称谓还是“人类心灵工程师”。

在文坛中，有不少名家还有着“心灵工程师”的身份，他们用文字灌溉心灵的同时，还担任着教书育人的工作，钱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1986年6月9日，92岁高龄的钱穆在台北外双溪素书楼家中为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1990年8月30日，先生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师隐入历史，享年96岁。

钱穆先生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统国学的终结。

先生“万里曾家山入梦，一生为故国招魂”，时至今日，我们追思钱穆先生的同时，更不应该忘记先生一生对国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谆谆教诲。

《灵魂与心》，为钱穆先生探讨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的重要论著，是一部中国思想文化的养成史略。

先生在书中对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精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深奥朦胧的难点，特别是对儒家、道家的思想演变历程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梳理，全面展现了一代国学宗师对于“灵魂与心”这一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

在历史的思想路径中破解中华民族的信仰密码，在《灵魂与心》中，读者将跟随钱穆先生一道，去追寻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出处。

- “人心一元论”与“二元人生观” -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三不朽”的概念，即“立德、立功、立言”，大意是指人死之后，他的道德、事功、言论仍然留在世上，仍然留在后世人的心中。

这其中深层的真实表达在于，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能反映在别人的心里，这会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一个人如果对他人没有一点影响，真的是虽生尤死。

不仅是中国，在宏大、悠长的汉文化世界，东方人都希望死后的生平事迹、思想，能留在家族子孙或后世别人的心里，从而达到生命的绵延与不朽。

肉身纵是不复存在，精神、灵魂亦要永存，这是一种“人心一元论”。

而望向西方，灵魂和肉体却是对立的，灵魂如果不破灭，肉体则无法永生，由此便引申出感性与理性的对立：

感官是与物质世界接触的，而理性所接触到的是精神世界。由灵肉的对立，带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对立，这是一种二元世界观演化出“二元人生观”。

（ 图：师引，选自《灵魂与心》 ）

这其中，中西方对“不朽”看法的差异很有意思。西方人的“不朽”是死后灵魂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中国古人的“不朽”，是人死之后仍然留在这一个世界里。人生短暂不过数十年，倘若没有“不朽”，一个个体便如蝼蚁一般，渺小的无法留下任何痕迹，这自然是人类所不甘的。

因此，“不朽”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但中西方面很大的一个不同是，西方将生命分割成两块，一块是灵魂，另一部分则是肉体。

在这样的二元观指导之下，西方人总是存在着灵与肉的矛盾。一方面，追求灵魂的“不朽”，另一方面，却苦于肉体的种种欲求。

中国人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二元观。不论是孔孟的儒家，还是庄老的道家，追求的都是“天人合一”。中国人看重的是生命的整体。

生命随自然而来，自然也随自然消逝。因此，中国少了西方的矛盾，多了和谐。

人生亦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存在了五千年的文化，中国文化中独特的生命力需要每个人来挖掘，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身处在哪里，从何而来，去到何方也是必须要了解的。

- “心生命”与“身生命” -

但凡是有生命之物，皆有心灵、精神，便有保生的智慧，而人与动物的区别乃是以心灵精神为主。李白的诗，千百年在，活在许许多多人的心中。

身的温饱是短暂的，而心的安宁则是长久的。身体的享受无法与人分享，而心的收获则可以在分享中不断充实。

（ 图：师引，选自《灵魂与心》 ）

在钱穆先生的晚年，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社会已经渐呈暗涌之势。社会在改革进步，墨守从前的规矩自是不合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

过度西化的到来，对奢华生活方式的追逐，都是人们的欲望集中在对“身生命”的满足，却忽略了对“心生命”的雕琢。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种是可以回想的，才会在生命中占有分量。另一种只是短暂的满足，并不会持久。

但有时，身与心的生命会发生正面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能懂得“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孔孟遗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是教人要能牺牲身体的生命来完成护卫心的生命。更进一层，便知道我中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所积累的，正是由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心生命所积累而完成。

何以中国人不朽？何以中国精神不朽？中华五千年文明绵延，是全体中国人一条心的生命凝结，这种力量，始终寄存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于我们而言，理想人生当如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病毒肆虐的今日，我们的成功有目共睹，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厘清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溯源。

- “快”与“慢” -

与很多国学作品不同的是，《灵魂与心》本身含括了许多中西文化间的对比，而正是这些对比，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更为真实的中国文化。

钱穆先生谈及西方重创造，而中国重养育；西方重方法，中国重功夫，还有新与旧，进与止，欲与情，德与力。

两者互相对比，也在互相补充。中国文化本就自有其优胜的一面，如中国重功夫，可是现在社会，只会一味追求速成，实在让人担忧。

凡事即言“方法论”，这背后则是急于求成的心态使然。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排斥西方文化、一味反对快节奏，这只会让更多人心生反感。

根源在于让中国文化，重新回到我们的精神世界。

中西文化的相融是必然的，但是，如何保住中国人的根，中国人的心，比刻板否定西方文化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