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力平 今天是“教师节”，尊师重教，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古代，新生入学时，首先要行拜师礼，并向老师奉上六种礼物：芹菜（寓意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莲子（莲子心苦，寓意苦心教育）、红豆（寓意红运高照）、红枣（寓意早早高中）、桂圆（寓意功德圆满）、干肉条（以表达弟子心意）。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生守则”《弟子职》规定：在课堂上，“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即有疑问时向老师先举手再提问，提问时要站直，两手下垂，恭恭敬敬。无论在任何地方，学生遇到老师，要立于道旁，待老师通过后，再前行。老师从面前经过时，要长揖拜见，向老师问好。老师家访时，要将其奉为上座。学生须站在老师的下首聆听。不管老师向家长反映什么问题，学生不能插话，待老师说完后，学生方可做解释。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早在汉代已有了学校，辽金至元明清各朝均重视教育的发展。那北京历史上兴办了哪些学校，又是如何实现“尊师重教”的？
雍和宫国子监成贤街街景北晚新视觉供图 汉代始有官办学校 历代发展北京教育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198年），今天的北京西南部为燕国辖地。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复为广阳郡蓟县，属幽州。当时所设立的学校称“校”，置经师一人。“经师”即学有专长、饱读经史、能够授人一技之长的老师。后来，又建立了学校体系。据《汉书·平帝纪》，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即“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辽代北京为陪都，元明清为国都，按照“教化之行，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的治国原则，北京教育享有优先发展优势。不仅中央政府的教育机构集中在北京，地方教育也得到重视，府、州、县学普遍设立，书院及义学、私学多有兴办。 据《古代北京城市管理》载：自辽天显二年（927年）始，辽廷已开科取士，所创建的国子监在南京城（今广安门外）。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此后又设京学（即南京学），亦称“南京太学”，属南京留守司管理，具体掌管学务，包括教授知识、训导品行和学校庶务等。 辽立国二百年，在南京城形成了“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射”，文武教育并兴，各类人才辈出的局面。 金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城设有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大兴府学、大兴府女真学及司天台属下的专门学校。其中，国子学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始创，规定词赋、经义学生百人。大兴府学始置于大定十六年（1176年），有学生六十人，设教授一员教之。 尽管金中都内学校等级不同，生源有别，但学生所学内容除司天台、太医院属下学生较专以外，其他学校皆以学习词赋、经义为主，教材由朝廷规范统一使用。学生还要参加会课和考试。《金史》载：“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即每季度末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由此可见，金中都从学校设置、学习内容及考核都较为规范。 元世祖忽必烈也相当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至元六年（1269年）创立国子学，设总教国子之官，学官有博士二员，“掌教授生徒、考校儒人著述、教官所业文字。”当时还没有建大都城，故国子学以金代枢密院署为学舍。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于今安定门内设国子监，“司业皆由德尊望重者充任，职掌全国教育政令。” 元代建设教育时，尤其注重民族文化发展，蒙古国子学是教习蒙古字的学堂。延祐二年（1315年），学生有百人，其中蒙古子弟五十人，色目（元对中西亚、西亚洲和欧洲各民族的统称）人子弟二十人，汉人子弟三十人，“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 至明代，教育更成为重中之重。明初，太祖朱元璋便下诏令：“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遂在元大都国子监旧址设北平府学，另设大兴、宛平县学。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后，京师的教育管理便成为明廷要政之一。在设立国子监的同时，还设有府学、武学、宗学等，而民办学校有书院、私学，科举制度也更完善。 清廷入主北京后，除了倡导“国语骑射”，还注重学习汉族文化，全国的学校教育和科举事务由礼部兼管，地方则设学政掌管。京师地方学务在直隶学政节制下，由顺天府丞兼管。各专门学校教育由各业务有关部门管理，八旗官学、宗学和各种旗学则分别归国子监、宗人府、内务府等部门管理。 八旗官学是清代学校教育的特色，设立助教和教习，负责管理和教学工作，学制“以十年为限”。学生为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八旗平民子弟。教习设有“功课册”，将自己所负责的若干名学生的功课及进度，逐日登记。助教经常核查功课册，每个季度将功课册上交博士厅检查一次。 重教首当尊师 帝王垂范 以礼相待
明代孔子圣迹图 孔子是中国教育开山鼻祖式人物, 被尊奉为“至圣先师”。自汉晋以来，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孔子诞辰之日，皇帝亲赴或派重臣到孔庙祭孔。 明清时期，京师孔子诞辰祭典规模和范围更加宏大。据《钦定国子监志》记载，明代11位皇帝曾12次参加过祭孔释奠，几乎人均一次。有清一代，从顺治帝到光绪帝，几乎每位皇帝（除了同治）都曾来孔庙参加过释奠。其中，顺治帝2次，康熙帝1次，雍正帝4次，乾隆帝10次，嘉庆帝6次，道光帝3次，咸丰帝1次，光绪帝3次，8位皇帝共30次之多。 顺天府及各县多设有文庙（也称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等），供奉孔子神位。顺天府文庙建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密云文庙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通州文庙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良乡文庙（又称学 宫）建 于 明 洪 武 五 年（1372年）。每至孔子诞辰之日，各州县官员及学子皆有祭拜。而民间也有祭拜孔子活动，据《帝京岁时纪胜》载，八月二十七日，京师“禁止屠宰，祭文庙（孔庙），各书室设供，师生瞻拜。” 重教首当尊师，北京历史上留下不少“尊师重教”之佳话。 据《房山县志》载：“六聘山（今上方山），城西南三十里，在天开村大房山南，晋霍原隐处，教授数千人，燕王日致羊酒。”这里说的是晋代燕国广阳人（今北京西南）霍原，十八岁入京师太学行礼，留校学习，品行高尚，云游各地讲学，并在六聘山隐居，建立讲堂宿舍，广召贤良传授学问，弟子最多时达数千人之多。燕王司马悌尊师重道，每月派人给他送去羊、酒及食物，以为褒奖。 金章宗完颜璟推崇汉文化，尊孔重教。他多次到中都的学校巡视，当得知老师们的俸禄过低时，遂按品级给予提高。博士提至“钱粟二十二贯石，麦四石，衣绢各一十二匹，绵五十两。”助教、教授提至“钱粟一十五贯石，麦三石，衣绢各八匹，绵四十五两。”泰和元年（1201年）九月初，制定“赡学养士法”，优待读书人。 明武宗朱厚照有“奇葩皇帝”之称，但他对自己的老师却极为尊重。《明实录·武宗实录》载：靳贵，江苏丹徒人。弘治三年（149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为太子朱厚照老师。“早午坐讲筵，辄移时，容仪庄重未尝少肆。讲官退，必张拱致恭若相揖之状。”每天听老师讲课，朱厚照都仪容庄重，以示对老师的尊重；每当老师离开时，都要施礼相送。武宗即位后，每次靳贵觐见，均免其行君臣大礼，且向他执弟子礼。靳贵因病归乡两年后去世，武宗亲自到丹徒为他送葬，亲抚其灵柩，并为恩师赋诗：“朕在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宝，先生为辅；朕今渡江，闻先生讣。哀哉！尚飨。”言简意赅，却真挚感人。 乾隆皇帝为皇子时，先后受业于潘仕权、福敏、朱轼、徐元梦等人。潘仕权为乾隆的启蒙太师，教了他三年。告老还乡时，乾隆对这位恩师感情至深，临走之前把潘仕权传到殿前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您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为使恩师能荣归故里，特为恩师备了七顶官帽，您随便挑一顶吧。”潘仕权回禀：“臣对皇上忠心耿耿，不求高官俸禄。”乾隆感触地说：“恩师真是高风亮节，两袖清风呀，我朝如都能像您这样，那我大清江山定能保万万年。”乾隆感动之余，御笔给恩师题写了一封圣谕——“见官高三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