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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历史，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运动的兴衰密切相关。每一次民族运动的掀起与高涨，带来民族卷烟工业的兴起与繁荣；而每一次民族危机的出现和深化，都致使一大批民族企业萧条和倒闭。民国时期，上海是烟草工业的中心，大约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卷烟厂。至1937年，中国卷烟总产量为166万箱，其中英美烟公司占67%。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厂和华城烟草公司虹口厂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破坏；随着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等地沦陷，民族烟厂在产供销各方面进一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控制和垄断，经营更为困难，多数烟厂开工不足。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抗日战争胜利，受战局影响，国内卷烟工业的分布及其格局发生很大变化。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上海卷烟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近30家民族烟厂先后遭到破坏，其中14家烟厂损失1211.6万元。南洋烟厂总厂和主要机器设备均遭日军焚毁。华成烟厂机器设备全部被毁，厂房部分被毁，烟叶被焚约6000桶，损失达500万元以上。其他民族烟厂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被日军掠夺。但与此同时，江浙等省沦陷区内一些殷实地主和富商挟资本到上海租界避难，亦有投资开设烟厂的。1938年至1945年间累计开设新厂共计42家。抗日战争后期，上海民族烟厂共52家，其中60%为抗战期间新建厂，规模很小，卷烟机在3台以下的占90%。 1938年，日军提出“以战养战”政策，在其占领区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和压制中国民族卷烟工业。对上海卷烟工业的统制办法是利用联营社垄断烟叶原料，控制卷烟生产和销售市场，迫使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产品全部纳入配给，实现其独霸中国卷烟工业的野心。当时，上海民族烟厂通过上海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与日本烟草垄断组织虚与委蛇，采取敷衍、拖延态度，个别烟厂拿出一、二个低档产品参加配给组合，而将配给的优质烟叶制成高档卷烟自行销售。日军又规定外埠运销必须有搬出证，否则不许通行。但搬出证的领取手续繁杂，首先要向日本陆军或海军当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的时间往往很长，造成产品积压，如逢梅雨季节，产品霉变，损失更惨。上海民族烟厂月平均销往外埠卷烟在5000箱以上，而日军发给市商会的搬出证仅1600箱。1942年6月，更取消了搬出证，以便掐断上海民族烟厂外埠销路。此后，大多数民族烟厂产品只能在本埠销售，或依靠单帮少量销往外地。 1943年3月，上海民族资本烟厂仅存28家，是1927年卷烟厂总数的15%。在沦陷区，日伪建立起独占中国烟草事业的机构，当时有“五社联盟”之说，即“满洲烟草株式会社”、“华北烟草株式会社”、“北支东亚烟草株式会社”、“上海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华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等瓜分占领市场。日伪烟草公司之间还结成区域间烟草组合，借助侵略军势力，统购统销，垄断原料，合并日资烟厂，并强制收购一部分中国人的烟厂，控制中国烟草市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族卷烟工业曾经有过短期的恢复和发展，上海民族资本烟厂一度达到80余家。 而由于原卷烟产区的沦陷，内陆卷烟货源中断。为满足市场需要，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市和地区的卷烟工业再次得到了发展。以四川省为例，抗日战争前，四川省成都、重庆两地仅有几家手工卷烟作坊。抗日战争开始后，卷烟工业得到发展。1938年，蜀益烟草公司建立，资本200万元，并开设蜀益烟厂，有职工60余人，生产“金钱”、“主力舰”、“铁鸟”等牌号卷烟。1939年，南洋将汉口分厂的主要生产设备迁到重庆，开设重庆分厂，有职工200余人，生产“双喜”、“黄金龙”、“高塔”等牌号卷烟。 在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晋冀鲁豫等革命根据地为打破侵华日军的经济封锁，保证军需民用，根据地部队和机关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多途径（军队办烟厂、机关建烟厂、民众开烟厂）发展卷烟工业。1938年年底，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王平根据上级指示，在阜平县王快村筹办岳飞烟厂。冀晋实业公司在阜平创办九龙芝烟厂。1940年11月14日，《新中华报》发表韦明文章《边区工业发展的总结报告》，文中把卷烟业称作“新创工业”，给予了充分肯定。1944年11月23日，《晋察冀日报》发表左石、李更新文章《阜平县小型工业作坊介绍》，文章称：“阜平王快、庆安、城厢等地，卷烟手工业发展得很红火，计有烟厂六十多个，每厂工人四五个，在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烟叶生产：逆境求生 举步维艰 1937年以前，全国常年烤烟产量约为8万吨，其中，河南省约3.2万吨，山东省约2.3万吨。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河南、安徽等烤烟生产主产区相继为日军所占据。因连年战乱，烤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全国烤烟产量下降到3.63万吨，到1942年，山东省烤烟种植面积下降到10.7万亩，产量降至5000吨。1943年前后，河南种植面积下滑到22.7万亩，产量仅为6000吨。而东北种植面积由战前的4.7万亩扩增至30万亩。到1942年，东北种植烤烟面积达到33万亩，总产量达2.1万吨。 抗日战争期间，烟叶主产区沦陷，国民政府为维持卷烟厂的原料需求，开始开发西南烟区。其中四川烤烟产于成都平原之温江、郫县、资阳等地，由公路运销到位于重庆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蜀益卷烟厂使用。贵州烤烟以贵定为中心，主要运销贵阳，而云南烤烟主要供省内使用。 1941年，云南省昆明县和富民县试种“红花大金元”品种180亩，取得成功。第二年扩大到7个县试种，建烤房102座，种植2726亩，收烟叶85吨。到1948年，云南全省种植面积达到28万亩，遍布70多个县。1946年，贵州省烤烟种植范围已扩展到20多个县，总产量在2500吨以上。四川省1941年烤烟种植面积约7000亩，总产量约680吨，后来全省烤烟产量逐渐发展到2500吨左右。台湾1941年烤烟种植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产量达4700吨。 在烟叶收购方面，民国时期，烟厂和烟商在烟叶产区收购烟叶，一般有五种方式：一是设庄收买，即烟商在产地租地设庄，临时搭棚收购烟叶。二是派员收买，即烟厂或烟草公司派员赴烟区购买烟叶。三是设行收买。由烟帮、烟厂、烟商在产区设立烟行，就地收买烟叶。四是入户收购，即当地烟贩除在集市购烟外，还在交通闭塞、运输困难、行情不灵的偏僻村庄或农活大忙时，串村入户收买，再去烟厂、烟行兜售。五是自行求售，由烟农自行运烟求售，任行家给出成交价。 但在当时，烟农售烟不仅要受到洋人的摆布，甚至受到欺凌和虐待。日本侵华期间，据1937年6月25日《民国日报》记载，收购公司所在地方，有（山东）二十里堡、坊子及蛤蟆屯三处，这些地方每天都是烟草大市，车辆相连长达四五里。有的烟农四五天仍然无法出售，或向门警施贿争售，或在争抢中遭门警痛打。 1938年～1945年间，在山东的日本军事机关和伪政府曾多次发布“烟叶专卖”、“统制要领”等实施条例，要求卖烟者一律到烟草交易所，其他地方不准交易。1940年12月，日军成立“华中烟叶公司”，以安徽蚌埠为中心，诱惑河南许昌烟叶、英美烟公司与日军密谋商定，将收购的许昌烟叶按日商40%、美商40%、华商20%分配。 而面对日军的侵略，山东抗日群众烧毁日商米星烟草公司和南信洋行复烤厂以示抗议。1941年日军接管山东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复烤厂，并将其改称华北烟草株式会社第三厂，其中原有15台烤机有3台烧毁，2台停用，年复烤总量下降到不足1万吨。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管二十里堡复烤厂为军营，烟叶复烤全部停产。 手工卷烟：“风靡一时”的“难民烟”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卷烟工业主体英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区，随着这些地区相继沦陷，导致内陆缺乏正常的卷烟供应，手工卷烟应运而生，发展很快，主要发展区域在尚未沦陷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地。由于这些地区出产烟叶，所以由本地居民就地取材加工生产。另一方面，随着外来掌握卷烟技术难民的流入，开办手工作坊，藉此生活。最初生产的卷烟多为无牌号的白纸包装卷烟，出售价格随行就市，时称“难民烟”。国民政府颁布《管理手工卷烟厂暂行办法》后，商人们开始组织难民成立手工卷烟工坊，逐步走向正规，手工卷烟形成一个庞大的战时产业。 1940年6月，在富庶的江浙地区，浙江省财政厅训令各区县实施国民政府颁布的《管理手工卷烟厂暂行办法》，准许商民集资雇员设厂和组织手工卷烟厂社。全省手工卷烟厂户达数百家。江西省在抗日战争以前，鲜见手工卷烟。抗日战争爆发后，难民利用省内烟叶卷制无牌难民烟。手工卷烟作坊分布在景德镇、抚州、吉安、赣州一代，共计400多家，其中抚州地区有300多家。 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交通中断，卷烟运输困难，手工卷烟作坊也在不断增加。当时，河南省有数千家手工卷烟作坊，从业者2万余人。洛阳、许昌是手工卷烟户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巩县的回郭镇从业者近1000户；洛阳城南的潘寨作坊“义和”比较出名，一架手摇铁机每月可卷烟70箱～90箱，产品除供应本地以外，主要在陕西、甘肃销售。 沦陷区内的传统手工卷烟原料基地安徽、山东等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山东的手工卷烟集中在潍坊一带，日军占领初期，手工卷烟发展很快，1940年已由最初的20多户发展到4000多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日军接管青岛英美烟公司，加强卷烟管制，手工卷烟受到排挤，此后潍坊地区登记注册的手工卷烟作坊有150户，实际开业的仅有25户。 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鲁豫、晋绥等革命根据地为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也在积极发展卷烟企业。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手工卷烟主要集中在陇东、关中等地，著名的有华丰烟厂、裕来烟厂、团结烟厂。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有370家烟厂集中在阜平、涉县等地。 抗日战争期间，雪茄烟进口中断，位于沦陷区的雪茄烟生产逐步萎缩。上海较大的雪茄烟企业纷纷倒闭，相反家庭作坊或者小厂出现不少。山东兖州雪茄烟生产逐年下降，大部分制烟作坊倒闭，只有大中、华美等几家作坊勉强维持生产。 反之，集中在四川、浙江、云南、陕西等几个地区的手工雪茄作坊日渐兴盛。四川省内的雪茄烟产地主要集中在什邡、中江、万县几个地区。1940年什邡雪茄烟厂（坊）增加到69家，年产量5000箱。1938年，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在松阳使用当地烟叶批量生产雪茄。1940年，浙东烟厂成立，雇佣工人最多达2000多人。期间松阳开设的雪茄烟厂还有10余家，雪茄制造业成为松阳县一大主要产业，产品除省内销售外，还运销四川、江苏、福建等地。陕西、云南、广东的雪茄制造业也较为繁荣。据统计数据显示，1942年，四川、云南、浙江、陕西等7省共有雪茄烟厂855家，生产雪茄146290万支。 牢记抗战历史，振兴民族工业。抗日战争是我们全民族共同的记忆，只有牢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懂得珍惜眼前的一切，那一段岁月将像火炬一样照亮中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也必定成为烟草行业前进道路上不竭的精神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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