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是宁海“袁”姓的发祥地，我们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学习生活，是在村子的老庙里度过的。这座记忆中灰扑扑的古庙，是我们毗邻的两个“袁”姓村庄的祖庙。庙不小，照例是两层，可以容纳两个村庄的近十个班级，以及厨房、教师宿舍等配套用房。
庙里有个戏台，坐南朝北。我们读书那会儿有些破烂：灰蒙蒙的台板，黑乎乎的台柱，破旧的藻井。记忆中，粉碎“四人帮”前后，常有学生或宣传队来庙里演戏，我们坐在正堂或挤在天井里，仰着头盯着戏台上的“迎来送往”。
不知道戏台是哪个时代的建筑，只记得父辈们提起这个戏台，个个骄傲得不得了。他们说，我们村的戏台，是整个宁海县最好的戏台，因为所有的戏班子的演员，都说这是他们碰到的最好的戏台。直到现在，我还常听到村里的老人夸那个早已不存在的戏台。我在他们的絮叨中，清晰地明了这个戏台的优点：戏台顶上的藻井构造，就是一套一流的扩音系统，演员在这个戏台上，不管唱多少天戏，嗓子都不会坏；这个戏台吉利，从来没有演员在台上受伤。父辈们还一遍又一遍地叹息：戏台上原来有的雕栏彩绘，在文革中被“破四旧”了。
应该说，宁海是一个戏曲特别盛行的地方。记得父辈们说，我们村子里原来就有戏班子，开始是“乱弹”班，后来演“革命样板戏”，再后来散了。我们小时候，农闲之时，大人们常聚在一起给孩子们讲“书”谈“戏”，自己的谁谁在哪出戏里演过什么角色，成了孩子们常常攀比的话题。当然，他的谁谁演过皇帝的是最骄傲的，好像他自己就是皇帝似的；而如果祖上曾经演过要饭的和汉奸，肯定是要被伙伴们嘲笑的。
记忆中，我们在庙里看的最多的是“唱走戏”，我们村某户人家一个远迁外地的盲人侄子，带个搭裆，每年固定来村里演出。道具照例是一张围着布帘的桌子，两把椅子，一块惊堂木，一把二胡，一把折扇。 晚上，“小太阳”把戏台照得雪亮，“唱走戏”开始，盲艺人坐在戏台正中的桌子右侧拉二胡，时而拍一下惊堂木，时而帮着唱；他的女性搭档在戏台上，既做又说且唱，一人兼演所有的角色。她手中的那把纸折扇，一张一合地舞着，特别招惹孩子的目光。记得每夜讲到要紧关头，就来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大伙儿只得极不情愿地散去。
八十年代初，我们已经搬到了新学校，村里安装自来水，请了宁海的平调班来演出。大伙儿觉得庙里的戏台小，不足以衬托县剧团的大气，也不足以表达乡亲们对县里来的演员的敬意；更嫌庙小，招待不了四方来客。于是按照县剧团的要求，在村子里的大晒场搭起比古戏台大好几倍的戏台，并用毛竹在戏台前的空地上扎出一排排简易的座位——这些最好的位置是留给各村的看戏客坐的。我们村的村民搬着自家的凳子，绕着这些竹凳子围出了个“U”形，或坐或站。那一场盛大的演出，村里人极尽地主之谊，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片骄傲而祥和的光辉之中。
我们小学毕业那会儿，为了承“祖业”，与我们同宗毗邻的外袁村的那些老艺人们组建了一个戏班子，请了师傅，招募年轻人学戏。于是邻村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纷纷辍学学戏。戏班子首演，特意放在祖庙里的古戏台上，大伙儿一致认为这样才更有纪念意义。我们一边看戏，一边热衷于谈论戏台上这个角色是谁谁演的，而父辈们则倾向于比较台上的小演员与他们那个时代的谁谁，哪一个扮相更好，谁演技更好，谁唱腔更好。于时，两个村子都沸腾了起来。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村富了，把祖庙搬迁到村里的千年古樟脚下，并在庙址上扩建起了一座看起来雄伟气派的大礼堂，礼堂北面建了比老戏台大几倍的戏台。新戏台空旷，演出时可以布置成豪华的舞台，但必须安装电子扩音系统。
后来，有大礼堂的村子越来越多。近年每每回家，看着在时光的侵蚀下日益陈旧的大礼堂，依稀看到了多年前的祖庙和那个古旧的戏台。
有资料说，宁海现存有一百多座古戏台。宁海村村有祠堂（或庙），大村祠堂里一般都建有戏台。这些戏台的命运如出一辙，大多原先建筑精巧，雕刻精美，它们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却没能逃过历史风暴的席卷，能完好地保留下来的就不多了。倒是近年，听说经济条件好的村庄，新修了一些仿古的带戏台的祠堂。
我对学生说：我们村里的那座古戏台的命运，也正是许多古戏台的命运。我感慨：文革，褪下了它们精美的外衣；“人类文明”的进程，让它们成为一堆废旧的木板，继而在灶膛里灰飞烟灭。
这些古戏台，第一次毁于政治狂热下的愚昧；第二次毁于披着进步外衣下的狂热。后者是全盘否定，他的破坏性更甚于前者。古戏台之殇，这何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之一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