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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贞运 我于1964年从下堡中学考入孝中高13班，1968年2月参军离校，属于社会上常讲的“老三届”成员，而今已步入“发挥余热”、欢度晚年的老人群体。因此每当旧友们相聚，总要海阔天空地聊上一番：童年生活的趣事、学生时代的勤苦、戎马生涯的火热、回地方工作后的求索……而在每次的闲聊中，都觉得逝去的许许多多，已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然而，也是在此时，总感到回忆起在孝中度过的日子时，却是个例外。当年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依然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在昨天……首先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刚进校时初识的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苏联军事顾问翻译俄语老师王亦英 原东北鞍山钢铁公司苏联专家的翻译俄语老师单林元 原《解放军报》编辑语文老师洪卓民 原国家六机部化工专家化学老师刘智田 原山东大学学生会主席、研究生物理老师高尔庚 原山西大学助教数学老师江素芬 几何老师原子让 班主任孙映根 尽管当时学校也介绍过，除孙、原两位老师外，其余都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有过问题”的人，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暗暗涌起的，却是对他们渊博知识的崇敬，对他们曾有过的显赫事业的仰慕。也正因此，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去听他们讲授的每一节课，恨不得把他们全部的知识都学过来，与此同时，还悄悄地观察、学习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悄悄地去模仿他们身上那特殊的儒雅气质。回顾那些日子，我至今深感，他们对我来讲，已不仅仅是传授文化知识的恩师，更是确立在我心灵深处的一个个定位人生的坐标，一座座给我指引方向的丰碑！赴郝家寨劳动、参加学校的搬迁，是我孝中学习生活中又一段难以忘却的美好时光。那是在1965年的春天，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我们高13、14班的同学，赴当年孝义学大寨的红旗——兑镇镇郝家寨村劳动锻炼。
上午和村民们在田间劳动，下午在地头的树下上课，晚上在窑洞里听村干部、村劳动模范们做报告。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但那种别开生面的学习方式，和农民伯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崭新生活，却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1965年后半年，县政府决定将孝中从旧城往新城搬迁，于是又开始了完全意义上的“半工半读”：即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我们13班的任务是从梧桐往新城工地拉砖。方法是，一名男同学、一名女同学拉 一辆小平车，往返一趟二十余华里。作为年仅十五六岁的孩子，要担负较繁重的应属成年人的体力劳动，累是可想而知的。但在我至今的记忆中，不是劳动的疲惫，而是同学们在劳动间隙的阵阵欢歌笑语和同学们之间那纯美诚挚的互帮互助。其间，让我至今非常感激的，是我们班上帮我推车的那位女同学。她身材弱小，也不善多言，每天晚上吃饭时，总要把领下的仅有的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一两一个，一人两个，男女生都一样），悄悄地给我碗中放上一个，晚饭后，又把我浸满汗水的衣服拿去洗净晾干……一年多的“半工半读”，使我从学生时代就深切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劳动的光荣、劳动的伟大，深切地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诚挚的相助和纯美的情谊。而这些，又为我走上社会后，能够敢于直面生活、工作中的困难，能够和同事们悉心共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66年第二学期开始，到我参军前的一年半，更成了我四十多年来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得在一次政治课上，老师突然组织我们学习《人民日报》一篇叫《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后便几乎天天要组织学习报刊文章：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吴哈、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扎记”，批判“毒草”《三上桃峰》……后来听说北京某大学来了一个名曰“一根火柴”的“煽风点火”战斗队，真不知道他们来孝义要煽什么风，点什么火，心里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很快，学校完全进入了一种非正常状态：成立“孝义中学红卫兵总部”，写批判大字报、“破四旧”、“立四新”……到了九月下旬，接上级通知，孝中要选十八名学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有幸被选为其中之一。
9月25日，我们从介休乘火车，在一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的歌声中，到达了我从小就无限向往的祖国的心脏“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一北京，并于国庆节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也成了我后来常常向亲友、儿孙们炫耀的“光荣的历史”。其后在北京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去清华、进北大，抄大字报，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激情满腔的“大辩论”，“义愤填膺” 的大批判……从北京返回后，学校已全面停课，有的同学已开始外出“大串联”去了。我和同班王万春、陈俊生等十几位同学商量，决定赴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参观，并根据毛主席的“徒步串联好”的最高指示，学着当年红军长征的样子，开始了步行赴韶山的“串联”。一路上，打着“孝义东方红中学”的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刻蜡板、印传单，宣传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讲话，为当地群众办好事，以每日一百里的速度，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到达了湖北武汉。鉴于一些同学生病，也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于1967年初，乘车返回了学校，加入了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的大批判，其后又走出校门，投入到全县更宏大的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洪流”中。到1967年底，从多种渠道得到了大学已停止招生的消息，又恰逢县里征兵工作开始，于是我毅然决然报名参军，从此离开学习生活了三年的孝中，跨入了另一所大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后，每当忆起也可谓“峥嵘岁月”的一年半的风风雨雨时，尽管也有贻误了学业，没有能继续升学深造的叹息、遗憾甚至埋怨，但想到它使我能够较早涉世，较早认识、了解社会，又常常感到这也是我人生十分难得的一大幸事。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在孝中三年多的日日夜夜，至今仍感奋不已。在 我的心目中，孝中，她已不仅仅是给我传授了文化知识的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更是一座锻造和磨炼我意志的火红的熔炉，是为我加油备鞍、催我快马加鞭驰向社会的人生驿站！原载于《雨润无声——校友回忆录》 郝贞运，1948年2月生，孝义市高阳镇东曹村人。孝中老高13班学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68年参军。历任文书、班长、团政治处干事、连队副指导员、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员、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交城县人武部部长、文水县人武部政委、孝义市兑镇镇党委书记、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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