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时年二十岁。 新皇帝给王安石安排一个实权职位,知江宁府,王安石欣然接受。 那一年,王安石四十七岁。 十年前,王安石曾给仁宗皇帝上了一份万言书,从“教、养、取、任”四方面,洋洋洒洒阐述了自己改革的决心。 仁宗皇帝看完后没有反应,无动于衷。 三年后,仁宗皇帝去世。同年,王安石丧母,辞官回江宁守丧。 再往后的七八年里,即便是守丧期满,朝廷不停地催促他进京赴任,他始终婉言拒绝。 而这次神宗皇帝的召唤,舆论以为王安石依旧会谢绝,谁知,他决心出山了。 在江宁守丧的时候,王安石一直在思考一个关于“时”的问题,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时就是趋势的意思。 他认为君子进度都要符合“时”,也就是要顺势而为。 变法一直是他的心愿,只是从仁宗到英宗,趋势总是不太适宜,条件还未成熟。 如果“时”一直不给他改革的机会,那么他宁愿老死在江宁。 幸运的是,趋势终于来了,年轻锐利的神宗皇帝继位了。 仁宗没有子嗣,神宗的父亲英宗便以旁系的身位登上了皇位。 与其他养在深宫的太子不同,神宗早年游历市井,了解民间疾苦,故而有着改革的动力。 君臣一拍即合,变法开始逐步推行。 第一步是“均输法”。 每年由朝廷制定计划,将一年政府用度通知发运司,发运司则按照该计划就近采购。 目的是改变过往远近均摊运送成本的模式,进而减轻了各方的实际负担。 第二步是争议很大的“青苗法”。 国家利用常平仓储备的钱粮,在青黄不接时,以极低的利息借于农民,等秋收后再做归还。 政府作为友好的债权人,资助陷于困境中的百姓。 政府多了一笔稳定的利息,百姓也不用承受大地主的高利贷,以致于最终丧失田地。 多年以前,王安石在鄞州执政时,试验该政策大获成功,此时推及到全国,也是信心满满。 随后,接连推出了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法等。 新法改革遍及北宋的财税、军事、农业、官制等众多领域,一时激起千层浪。 历朝历代,变法总有着无穷的阻力,盖因触动利益远胜于触动灵魂。 这场声势浩大的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反对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一类是有理性和良知的反对派,他们反对之目的,是担心变法会造成更不好的结果。 比如,三朝元老韩琦极力反对青苗法,他的确看到了青苗法在推行中的出现的各种问题。 担心贷款出现风险,基层官员为了规避连带责任,以及完成考核指标,故而将大部分的贷款摊派给了富户,而不是本应该发放的贫农。 这种举措已经彻底背离了政策的初衷。 而另一类反对则是出于党争,只是因为王安石赞成,故而反对。 神宗一朝,最著名的对立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王安石锋芒毕露,司马光老成持重。 王安石认识社会始终是动态变化的,而司马光则秉持着对于静态秩序的执着。 二人年轻时曾惺惺相惜,意气相投,最终因为新法而分道扬镳。 站在新法对面的,是以司马光为首,文彦博、欧阳修、富弼、苏轼等次之的庞大阵容。 改革者的一举一动,反对者举着放大镜观察,容错空间极小。 而站在操作的层面来说,新法的可执行性的确是太小了。 用现代的话术来说,是国家企图用行政手段来精确掌控和调节市场,尤其是青苗法和市易法。 要求执行层面有着上下一心的默契,足够丰富的金融知识,以及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 这些在当时的宋朝,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具备的。 新法渐渐出现了偏离,反对的声音故而开始占据了上风。 公元1073年,发生了一件小事,但王安石嗅到了其中的异常。 那年上元节,君臣约好一起赏花灯,王安石从宣德门骑马入内,却被守门者呵斥僭越。 他以前都如此行动,成了惯例,并不曾被阻拦。 事后神宗做了安抚和解释,但君臣之间毫无疑问起了嫌隙,皇帝没有以前那么信任他了。 第二年,天下先是蝗灾,接着大旱。 对于灾情,神宗十分忧虑,他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废止保甲法和方田法,因为有人谏言说,德政不施,故而天生异象。 王安石鼓励皇帝,说仁宗盛世时也不免天灾,为政者做好本份最重要。 皇帝最后还是决定,暂停保甲法和方田法,诏令发出当日,便天降大雨。 王安石开始提出了辞呈,此时他已经身心俱疲,希望能回乡养老。 皇帝起先不允,先后又提了六次,最后终于许了。 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罢相,回到了江宁,此后到死,再未回过都城汴京。 九年后,宋神宗去世,继位者是年仅十年的哲宗,皇帝年幼,祖母宣仁太后摄政。 太后本就厌恶新法,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改革派诸位或贬或罚,推行十五年的新法渐渐熄灭。 再往前追溯1400年,秦国商鞅也进行了一场变法。 与王安石的惨淡经营、一地鸡毛相比,商鞅变法则是大获成功,打造出虎狼之秦,直至百余年后统一天下。 毫无疑问,商鞅有着更大的决心、更好的时运,以及更多的支持。 同样为士,春秋战国时讲究的是“为知己者死”,而到了北宋,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 越往后走,越是惜身,少了血性,多了筹谋。 商鞅孤身入秦变法,把老秦人全数得罪。 意思很明确,改革我是认真的,谁挡路便拔掉谁,日后车裂也好,腰斩也罢,我全然不管,此刻心中只有变法。 王安石则没有如此决心,总是有着一个田园牧歌的陶渊明梦想。 入世营营,出世淡然,如同一个称职的经理人,尽够了人事,便等着退休。 商鞅变法,背后的支持者是秦孝公。 公如青山,鞅如松柏,生死相扶,永不背弃,二人之间的信任深厚无比。 渭水河边砍了几百个人头,太子犯法割了太傅的鼻子,商鞅的尺度越来越大,很多人哭着跑去找秦王。 秦王说,啊,有事么,有事去找左庶长吧。 商鞅的回报则是,毫不惜身地办事,成为绝无退路的孤臣。 孝公心中明白,没有他的支持,商鞅便什么都不是。 君臣二人从无猜忌,彼此信任,至死不渝。 王安石与神宗之间,决然做不到这般的默契。 保守派的声音不绝于耳,祖母也时常念叨,“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 三人成虎,说得多了,皇帝心里自然就开始动摇起来。 况且王安石的那群部属,活儿也并没有干得多少漂亮,惹下的破事儿一大堆。 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画了一幅《新法流民图》,献给了皇上。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商鞅二次变法,发布律法共计11条,最厉害的一条是,废除世禄,奖励军功。 军人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取下他的头作为凭证,可以获得一级晋升。 从此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嗷嗷叫,所向无敌。 商鞅变法,触动了少部分的利益,却给予了绝大多数人的晋升机会。 同时打开了一个增量市场,函谷关后的六国,便是无数的新机会。 这群新的利益者便成为新法的铁杆支持者,即使若干年后,商鞅身死,变革也从未停下来。 王安石变法,则显得十分尴尬。 守着一个存量市场,做的是重分蛋糕的事情,就算百分百完美执行,充盈的只是国库。 民间看不到好处,故而应者寥寥。 没有新的既得利益,新法自然逃不过力竭而亡的命运。 王安石被后世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以及政治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若仅从变法改革而言,王安石的确是充满想象力,蓝图设计精巧无比,但有着超越时代的天真与脆弱,这些缺点在执行过程里显露无疑。 而最重点的是,顶层设计者的决心并没有那么果决坚毅。 客观原因是政治土壤不同,无法做到大权独揽,将反对派彻底打死。 宋朝“数百年不杀一位文臣”,血染渭河,震慑对手,这般商鞅的行径,王安石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王安石总想着事罢后颐养天年,从来都没有商鞅那股“孤臣“狠劲,缺乏一种死不旋踵的气性。 而这份心气,便是王安石与商鞅之间最大的内在差异。 参考文献: 1,《王安石》,三浦国雄,2021,上海人民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