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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平湖是古田县最大的乡镇。古田口头语“一都二县三七保”的“都”就是指平湖。平湖原来分“上街”和“下街”，岭尾村以北为“上街”也称十八都，以南为“下街”也称十七都。我的出生地高攀桥桥西属“下街”，我家祖屋是座西朝东两进两层房，正门口对着高攀桥石台阶，典型的前店面后住宅，砖土木结构的房子。屋里住两家人，另一家是我堂伯父包金钟（1958年移民后靠桥西村）。我家祖屋靠南半爿，厨房在正屋墙外兼糕饼加工场。祖父去世后，祖母为生活所逼将该祖屋典当出去（活典可赎回），我父亲开糕饼店赚到钱后再赎回来。 我家祖屋坐落在“丁字路”口，往北程厝里，往南罗洋厝和下洲方向，在“丁字路”口位置有一座前店后住宅的房子，可见我祖上也不是一般的人家。据我父母说，我小时候，我二舅舅经常带我到高攀桥上玩，桥上有多家小饮食摊，扁肉、肉燕、售卖各种糕点小食，十分繁华。  （图一包厝里全景图，我祖屋桥西就在图左上角处） 1956年公私合营，我父亲安排到平湖合作社糕饼厂工作，我母亲带着我跟随父亲来到平湖街，租住在汪厝里。1958年移民后安置在街头玉库江氏家族的临街木板房，与另一户移民各一半房子。后来，1965年公社出面调整一处名叫“曾林子”的宅基地，说是宅基地，实际上是一块落差十多米的坡地，盖房子的钱不多，靠舅舅等亲戚劳力帮助，用千辛万苦形容盖起来的房子都不为过，1966年乔迁新居。 从我有点懂事起，父亲就常带我回桥西祖屋厝坪。这里已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平地，我跟在父亲后面用小锄头敲粹土墙硬土，捡去砖头瓦砾，冬种麦子、春插番薯。如当年水库涨水淹没到厝坪，收成也就没有。我长大懂事后想，我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回祖屋厝坪种小麦、插番薯，不单是为了增加点收成，更是对故乡的思念，祖屋是他曾亲手赎回的，可惜在他手上又没了，他是希望我知道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但我们的根永远在这里。 中午的太阳似火，我们到高攀桥上乘凉，边吃家里带来的午饭，那时所谓的午饭就是一团米饭夹一点腌菜。我父亲指着不远处的包宗祠堂石旗杆说，靠里点地方，我们家还有处房子，与包云书伯隔壁（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家与云书伯家亲），现在厝坪地被人种了，以后再带你过去看看吧。  （图二，包厝里祖屋红色圈内处） 文革期间，学校没有书念时，我带着弟弟去高攀桥桥西厝坪种麦、种豆，周围也有一些老邻居在种地，也会聊起高攀桥繁荣时的景象，说我父亲从不知道累，一心爱做生意，还说我小时候都在桥上玩，是吃猪的面颊肉和扁食长大的。 那时高攀桥仍然横跨两岸，廊桥两旁栏杆边是长木板的长椅，供过往行人歇息，桥面的木板已有缝隙低头可看到溪水流动，我带弟弟到桥下玩，靠岸边溪面是光滑的石头，抬头望高攀桥，大桥用整根大木头交叉搭建，相互受力，非常牢固。这我们闽东的传统建桥工艺。可惜文革后期高攀桥被拆了。 刻骨铭心的是1978年夏天，我带着将要分娩的太太刘冬兰回家做月子，踏进家门，知道父亲还在供销社学习班。  （图三，原供销社农场已成废墟）  我急忙赶到包厝里山边供销社农场房子，见到父亲一刹那，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父亲刚五十岁，失去母亲后还不到一年，就如此沧桑憔悴。几个月前，父亲知道冬兰将要分娩，他坚持要我带冬兰回来做月子。我知道父亲手上还有些农活没做完，二话没说就帮助干了起来。很晚了，我对父亲说，晚上我就不能陪您了，冬兰预产期就这一两天，我要赶紧回家。我踏着月光回到家里，冬兰捂着肚子说痛了一天（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遇到什么事情，信息全靠跑腿送达），没有母亲的家庭啊！我和妹妹急忙送她到对面的保健院住院，第二天早上生下儿子。父亲也赶回来了，脸色露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的笑容。 现实中的故乡已成为翠屏湖的一部分。那里如同一幅幅山水画镌刻在我心中最深处，每每想到故乡，她仍然展现在我的眼前。  （ 图四，包厝里已是翠屏湖一角） 点“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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