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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从症状到病机的逻辑规范，涉及了病位、病性、病邪等病机要素，到了《伤寒论》，张仲景不仅把病机性质的临床判断形式，概括为证候，而且病机要素发展了病种、病形、病势。在六大病机要素中，病位、病性、病邪是基本的病机要素，病种、病形、病势是复合型要素。其中寒热虚实病性最具有根本性，医生辨症求机的核心，就在于分辨临床症状群的寒热虚实性质和轻重、相兼夹杂等，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提供临床根据，避免“寒寒热热、虚虚实实”的医源性疾病的发生。 五藏有表里上下，病邪有外感内生，都不离寒热虚实的病性。病邪不同于病因，外部环境的所有因素，都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但并非所有因素在所有病人身上都具有致病作用，因此，病因在病机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存在病因化邪的生命过程。因为病因化邪的生命不同，相同时空条件，可能病邪性质有所差异，也可能有人病有人不病。 病种之辨是需要深入认识的重要问题。辨证论治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辨病，但因为中医的证西医的病的研究模式，很少有人探讨中医的病，研究中医的病与证候之间的关系。中医的病，是对时间过程相对稳定的某种病机性质的规范，而“证”是病病机在具体病人的实际反应。根据《伤寒论》，病和证候的关系，其实就是病机的空间和时间关系，用通俗的话，就是“线”与“珠”的关系。根据病机原则，临床疾病可以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病和“证”的“线”与“珠”的关系，很多时候通过“合病”、“并病”的方式反应出来，在外感疾病比较明显，内伤杂病相对模糊。 任何证候都具有一定的形态特征，分别证候的基本形态，是病形之辨的内容，主要分有形与无形，和病形之间可能的转化关系。因为程度的差异，无形可分为失和、郁、滞、遏、阻等的不同，有形可分为合、蓄、抟、瘀、结、积、聚等的不同，无形之极则为脱证亡失，有形之极则生化决绝。中医的病形，包含了器质性改变的病形，但不同于器质性改变的病形，以气血为基础，络脉为依附，受病人精神情志的影响。有形之变不一定有外形可征，如痰、如瘀血，在没有盘踞络脉结聚成积的时候，就很少有形态异常的变化。 病势之辨是既病防变的必要前提，《伤寒论》对病势的认识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好转向愈、平稳和传变。传变是病势之辨的重要内容，《素问》和《伤寒论》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有病性的传变、病邪的传变、病位的传变和病形的传变。病势之辨不仅要求“见肝之病”的定性判断，而且要求“知肝传脾”的定量分析，没有“见微得过”的定量分析，就不可能有病势之辨。（以上是第四章至第九章的主要内容）2010-12-12 证候以病机为本质，生命为客观，论治着眼于具体生命的证候病机而“随证治之”。“随证治之”把生命的“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作为终极目标，反对治这里伤那里，要求理法方药的病机对应性，提出要以就诊病人为客观对象的“适”为标准，具有保胃气存津液、因势利导、开邪出路、既病防变等许多原则。 症状是疾病现象的生命反应，指标、影像等实验室结果，皆属于中医的症状范围，但中医的症状不局限在实验室，更加看重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感应性，看重于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交流。活生生的人的症状，内涵了时空动态变化的规律，存在因人、因地、因地的差异性，因此，论治的“适”的规范，以个体可靠为目的，讲求的是“方证对应”，反对“方症对应”。“方证对应”通过治则、治法、处方和服用等一系列论治决策落实到临床具体之中，医生的处方是考察辨证论治水平的重要依据，临床疗效是辨证论治可靠性的事实标准。 中药无毒，医生有过。辨证论治是最具有安全性和先进性的医疗模式，因为我们把中药分子化，由小白鼠的实验室结果来检验，所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中药不良反应。这本是逻辑方法上的问题，可是大家都直接当成是中医药的问题，“是药三分毒”的口头禅也就因此成为中药毒副作用的证据。什么是中药？怎样运用才算是中药？《走进辨证论治》在回答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中药之所以无毒的生命原因，认识到辨证论治运用的中药，早就通过五个逻辑环节，实现了化毒为效。中药无毒是辨证论治的基本要求，是“一日遇七十二毒”的生命实践的结果。“适”则为药，“过”则为毒，检验的标准在“和”的疗效。 辨证论治的疗效标准，和西医截然不同，不能孤立地用形态学的变化指标来衡量。唐代大家刘禹锡和北宋诗人张耒的就医教训，说明临床疗效的根本，不在症状的多少变化，而在生命之“和”的恢复。辨证论治是生命的维“和”行动，在临床，“和”是检验疗效的唯一标准，最终落实在病人的远期生命质量和数量：“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生命之“和”的恢复，有些时候会发生激烈的正邪斗争，临床症状可能还会增加或者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困惑于临床症状的变化，必须透过现象抓本质，以生命之“和”为标准来决策论治的方法。（以上是第十章至第十四章的大致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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