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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池：即习家池，为豪族习氏之佳园地，是襄阳的游宴胜地。晋代征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到习池醉饮。这里以“习池”喻指成都草堂。荆州：指晋代征南将军山简，曾都督荆、湘、交、广四州，故可称荆州，此借指严武。杜甫与严武是非常好的朋友，严武还是杜甫在成都生活的主要依靠者之一，《全唐诗》中录存六首，其中三首都与杜甫有关。当然他们的关系也曾出现了一些冲突。大意是说：劝告老杜好友不要凭着多念了几本书，能写几句诗而失却礼节，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闲来无事之时，最好还是把肚腹里的酸腐之气，多晒晒太阳，消消毒。你应该明白自己也是有肘腋之疾。这些诗句，表达了雄镇剑南的严武，虽然性情“峻急暴猛”，可还的确是把长自己十多岁的杜甫当作可以掏肝披胆的老兄挚友对待的。有关杜甫与严武的矛盾冲突，《新唐书．严武传》里是这样记载的：“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人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 '严挺之（武父名）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捕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就严武来说，春风得意，官高位显，雄踞一方，尊严是不允下属冒犯的，那怕是旧交老友，也不例外，连州刺史章彝项上的头也敢取，杜甫一介酸儒竟敢耍“褊躁”性子，醉登卧帐，写几句臭诗而小瞧这位封疆大吏，竟敢戟指辱严武“严挺之乃有此儿”。且在公开场合，不戴巾帻披发撒野：诸种情况交织纽结，严杜关系便紧张了，看来，即便是再交深谊厚的朋友，也应以礼相待，宽厚优容。关于这段故事，洪迈的《容斋随笔·严武不杀杜甫》有过翔实记载，此处不议。这首诗写的是因徐知道据成都叛乱，杜甫曾一度离开成都草堂，避难于梓州、阆州等地。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杜甫携家由梓州赴阆州。二月，听说严武再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同时，严武也来信相邀，诗人于是决定重返成都。诗中诗人设想了自己回到成都后的情形，他将和邻里相见，老朋友严武也会到草堂来见他，而家里的鹅鸭见到生人的到来，定会摇摆着身子迎上前去。因为鹅欺生，所以诗人叮嘱家人，不要责怪孩子们邀请俗客进家，但要管好家中的鹅鸭，免得它们烦扰左邻右舍。全诗所呈现日常工作的情形，浅显易懂，明白如话，道出了诗人对重返草堂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欢欣和感慨相融，瞻望与回顾同叙，更显出了此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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