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时候,三解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中都有记载的名都大邑,几乎没有出现过? 如《盐铁论·通有篇》中说:
涿县、蓟县、邯郸、温县、轵县、荥阳、临淄、宛城、陈县、阳翟、洛阳、巩县,这些地名在汉末、三国都有沿袭,不像秦都咸阳、魏都大梁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在三国英雄的行动轨迹上,以上的“天下名都”只有极少数“露过脸”。 比如涿县出生的刘备,温县诞生的司马懿,曹操死了一个儿子、一个侄子的宛城……其余则根本没落什么笔墨。 这是为什么呢? 一 在《曹操的最大谎言:一战破降百万青州黄巾》一文中,三解已经侧面解释了青州治所齐国临淄边缘化的原因,这座战国时代的巨城,汉武帝口中“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的天下都会,在青州黄巾暴起的背景下,被济南、乐安隔断了与另一个重心平原国的联系。 而平原国北连冀州,西接兖州,一直是公孙瓒与袁绍势力交锋的战略枢纽,一直到袁绍死后,诸子争立,这里也是袁谭的大本营,甚至是唯一能够直接统治的郡国。 正因为临淄并没有进入《三国志》、《后汉书》中群雄逐鹿的主视野,无论其是富庶依旧,还是民穷财尽,当然会淡出我们的印象,甚至存在感都不如孔融任职的北海国,以及黄巾、海寇纵横的东莱郡。 说到底,这不是事实上的重要性降低,而是在史书文本上的权重降低了。 这是一类情况,蓟县和涿县这两个幽州名都的淡化,则与历史书写中对刘虞、公孙瓒的刻意隐匿有关,南阳、陈县的情况类似,均会在后文展开详述。 而洛阳周围的巩县、荥阳,以至河内的温、轵,颍川的阳翟,则是事实性的衰落,因为董卓之乱对洛阳周围二百里的焚掠,李傕、郭汜东出至颍川的屠戮,关东诸侯在河内的四处掳掠,都让人口大量流失,自然不复盛况。 最为特殊的,则是邯郸,这个燕赵名都,在两汉期间一直是重镇,按照一般的理解,它应该一直处于河北最大势力,乃至于汉末最大的军阀——袁绍的治下,但却在汉末乱世争夺中寂寂无名,而常见于记载的冀州地名,却是渤海(南皮)、魏郡(邺城)、巨鹿(广宗、界桥)等冀州东部、南部的郡国。 原因何在呢? 答案很简单,北面、西面的郡国,袁绍根本就管不到。 整个冀州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一直是西重东轻,这不是袁绍、公孙瓒决定的,而是地理环境导致的。 冀州的西部诸郡,都在太行山东麓,如果算上幽州的话,从南到北,安阳(朝歌)、临漳(邺城)、邯郸(邯郸)、邢台(襄国)、灵寿(灵寿)、易县(燕下都)、北京,形成了一条古都的走廊。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太行山有多条河流东流入华北平原,形成了广大的山前冲积扇地带,以地理学来看,冲积扇土壤肥沃深厚,透气性强,又位于山地向平原过渡处,水源丰富;有一定的坡度,排水良好;土壤粒径较大,利于地表水下渗,地下水埋藏较深,土壤不易盐碱化。简言之,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极其利于农业发展。 而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末年,农业技术处于逐步发展的时期,更广阔平旷的河流三角洲地区的开发,仍处于早期,所以,农业经济的中心,往往仍停留在山前冲积扇区域,这也是上古都邑布局的一个规律。 农业发达自然人口众多,而太行山东麓的都邑往往又控遏冀州、幽州南北交通的核心要路,东西向可通过太行八陉与并州的多个盆地沟通,物产往来便利,是绝对的陆路交通枢纽。 太行山东麓的冀州各郡,个个都算是交通枢纽,就像一节节的脊椎骨,共同构成了冀州的脊柱。 从南到北,依次数过去,就是魏郡,治邺县;赵国,治邯郸;巨鹿郡,治廮陶;常山郡,治元氏;中山国,治卢奴。 这些郡国是冀州的精华地区,也是河北地区的脊梁骨。 自东汉初年开始,冀州刺史的治所,就在常山国高邑,也就是战国时代的鄗县,汉光武帝登基的地方,直到韩馥担任冀州刺史,才因讨董需要而迁徙治所到魏郡邺城。 要知道,刺史虽设置于西汉武帝时,到东汉初年才开始有固定治所,为了方便他们“行郡”,这个治所往往在本州中心、交通最便利的地区,首要考虑是州内交通,所以,常山国其实在是冀州的真正“中心”。 而这块地盘,根本没有掌握在韩馥手中,就不用提接替韩馥的袁绍了,那么,它属于谁呢? 二 这个人就是黑山军统帅,张燕。 见《后汉书·朱俊传》记载:
常山人张燕,勇武矫健,军中起外号为“飞燕”,有领导才能,得人心,所以和中山、常山、赵国、上党、河内这些太行山沿线的郡国山谷中的贼寇联合,人马达到百万之众,河北诸郡县都遭到劫掠攻击,而朝廷却无力讨伐。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三国志·张燕传》:
这段记载强调了地理上的贯通,以及“小帅”们的从属,最后强调了正式的名号,是黑山,而不带“贼”字,这个“贼”字应该是后人所加,而非其自称,关于这个问题,且按下不表,容后详述,先讨论一下“黑山”的规模和地盘。 在史料中,反复强调了“众至百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 常山郡有口六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 赵国有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 中山国有口口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五。 这三个冀州郡国在东汉治世时,总口数为1,477,760。 上党郡属并州,有口十二万七千四百三; 河内郡属司隶,有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全部计入,五个郡国在东汉治世时,总口数是2,406,721。 也就是说,黑山军的百万之众,占其活动区域户籍人口的41.55%。 这个数字占比非常惊人,或许有人会说,所谓百万之众极有可能就是文学夸张,但是,上述郡国的口数,也并不只是“山谷间”的百姓,还要包括诸多郡治城市、平地县份的人口,而这些地方,往往又是人口密集之地。 也就是说,哪怕这个分子有夸张,分母也应该缩水一、二倍才合适。 现实是,在《后汉书·朱俊传》和《三国志·张燕传》、《九州春秋》中都记录了大批黑山军首领的名字,仅《朱俊传》就有25个,并提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
也就是说,大股势力有两三万人,小股势力也有六七千人。 哪怕全部25支势力,都是大者,也才75万人,哪儿来的百万之众呢? 但我们看黑山军的活动记载,就会发现这个数字还真没那么简单。 见《三国志·武帝纪》:
这一波黑山势力被曹操击败,待到袁绍薄落津大会时,甚至联合叛变的魏郡兵,攻入了邺城,见《英雄记》记载:
此战之后,袁绍复仇,攻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杀于毒,斩首万余。趁着胜利,袁绍大军一路北上太行各山谷,《后汉书·袁绍传》的原话是:
经过这通大扫荡,袁绍才一路沿山谷北上,与张燕在常山碰撞,张燕拉来了四营屠各、雁门乌桓合作,见史书记载:
而几年后,援救公孙瓒时,还是这些势力,张燕和公孙瓒之子公孙续就拉来了10万黑山大军。 此次援救没有成功,张燕被伏击,公孙续也被屠各所杀,《后汉书·公孙瓒传》中说道:
部队被打散了,屠各也反水了,然后呢? 据《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
整理一下: 于毒等攻东郡者十余万,与攻邺城的数万人有重合; 袁绍屠屯壁,斩首数万的则是另一波贼帅; 张燕精兵数万、骑数千,与援救公孙瓒的十万人有重合; 张燕投降曹操时所带的十余万人是在人众稍散后吸纳的。 则排除重合人数后,黑山势力应为十余万+数万+十万+十余万的总和,即40多万人,如果再考虑到山中守家的老弱病残,百万之众这个数字,还真不算奇怪。 三 说实话,无论是看《三国演义》还是读《三国志》的人,都很难将“黑山”这个势力放在眼里,总觉得他们就和黄巾军一样,是给各方枭雄升级刷经验的。 但从规模、范围来细究,我们反而能够得出一个令人惊悚的结论,那就是“黑山”才是冀州最大的地方势力。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统治是合法的,并不是袁绍、曹操口口声声说的“贼”。 对于占据了赵国、常山、中山、上党、河内户口比例近半的势力,东汉朝廷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尤其是贯穿上述五郡的太行山区已经完全被“黑山”控制的情况下,哪怕是汉灵帝,也不会不闻不问。 见《后汉书·朱俊传》:
翻译过来就是,张燕在东汉朝廷无力征讨时,派出使者到洛阳,向汉灵帝请求招安,被任命为“平难中郎将”,并“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允许自行察举孝廉和上计吏。 在张燕之外,还有一支“黑山”力量也被授予了官职,《九州春秋》记载:
因为灵帝没有力量讨伐,就派出使者任命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自此之后,黑山的力量大规模扩张,远不止之前的大者2、3万,小者不下数千,而是不可胜计。 也就是说,《后汉书·朱俊传》、《九州春秋》中提及的“大股”、“小股”的人数,只是张燕、杨凤等人起兵时的规模,而不是张燕坐大后的人数,前者是汉灵帝末年,后者包括汉末乱世近二十年间的扩张。 而这两条记载,实际上透露出了很多信息,最重要的就是,“黑山”根本不能算是贼,而是一个汉灵帝朝廷承认的“郡国”级别的单位。 关键就在“举孝廉”、“计吏”上。 所谓“举孝廉”即“察举制”的一科,自汉武帝起,就要求郡国“岁举”,也就是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到东汉和帝时,定下了制度,郡国以人口比例定数,见《后汉书·丁鸿传》:
丁鸿和司空刘方一同上书给汉和帝,说,举孝廉应该有明确的人口比例制度,蛮夷之类的外族不应计入,自今天开始,凡是汉朝的郡国,每20万口,1年举孝廉1人,以此类推,120万6人,不满20万的,2年推1人,不满10万的,则3年推1人。和帝同意了这个方案。 这就意味着,汉和帝之后,东汉郡国的“孝廉”推举数与人口数量直接相关。 “计吏”,则是郡国执行“上计制度”的官吏,说得通俗点,就是郡国年终考核派到中央汇报工作,需要带上“计簿”,内容包括本地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统计,交给洛阳的尚书台,并参与元旦的正月朔朝贺,这也是东汉地方郡国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说明背景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黑山”招安之后,被分为2个郡国级单位,享受正常的郡国“举孝廉”和“计吏”待遇。 当然,东汉在正常郡县统治之外,还有几种地方管理形式,主要针对的都是少数民族。 比如,南匈奴虽然生活在汉朝境内,与东汉皇帝却是主、客关系,相关机构为“使匈奴中郎将”,主监护南单于,比二千石,可拥节,与太守与天子剖符不一样,属于钦差使者。 类似的,还有护乌桓校尉,拥节,以监领其众,并领鲜卑,也是比二千石官。 有所不同的是属国都尉,比如公孙瓒曾任辽东属国长史,这个辽东属国,就是安置内附蛮夷的郡级单位,只不过主官是属国都尉,而非太守。 这三家,共同点就是一个,叫“不上版籍”,也就是不进入汉家王朝“编户齐民”的管理模式,而保留自身的部落、礼制、宗教组织,但是会在汉家需要时,征调精壮参军出战。 “平难中郎将”、“黑山校尉”,职务名称听起来很像这几家,却采取的是内郡管理制度,比如“上计”就要上交户口统计和赋税。 那么,至少每年黑山的“计吏”都要把当地的“计簿”送到洛阳,这个口数又和“举孝廉”的巨大政治利益直接相关,可虚报又会带来上缴税赋的增加,两相抵消,恰恰可以矫正主观带来的数据污染。 也就是说,所谓“百万之众”,应有户籍统计的根据,而非单纯的文学夸张。 更重要的是,黑山军的控制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哪怕是招安之后,仍旧在扩张中。 《后汉书·朱俊传》中就记载说:
翻译过来,就是张燕的势力逐渐在河内拓展,逼近京师洛阳,于是派遣朱俊为河内太守,率领家兵击退之,后来,黑山各路多数被袁绍所平定,具体的事件记载在《袁绍传》。 这段话粗看没什么特别的,细品其中的文字,就能发现,“渐寇”和能被朱俊家兵击退,不可能是张燕统帅大军的集中行动,而是逐步的蚕食,以至于逼近了洛阳,但河内郡的地形其实是三面环山,南面临河,过河才是洛阳,真正逼近洛阳的河阳、轵县,都在河内郡的西界,这里不但距离河北各郡很远,过了王屋山,就要进入河东郡的地盘了。 逐步蚕食,就很难说是张燕、杨凤主导的军事扩张,而极可能是山区人众的小规模移民,这才能够被轻易击退,而黑山主力也没有卷入战争,也就意味着“招安”之后,张燕等部应该是满足于“郡国”的合法权益,而非反叛,何来是“贼”呢?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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