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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使”语出《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言疾病久治不愈，关键在于“神不使”。对于“神不使”，众多医家各抒己见。笔者通过学习，认为“神不使”主要包括医者和患者两个方面。兹简述如下
一、患者“精神不进，志意不治”
1．病情危重而“神不能使”。《素问·汤液醪醴论篇》：“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告诉人们要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病防变。在疾病的早期，正气未大虚，能奋起抗邪，助药力驱邪外出，故病能速愈；若不能早期进行合理的治疗，一旦正气虚衰，“精气弛坏，营泣卫除”，则即使扁鹊在世，华佗再生，也不能力挽狂澜于顷刻。
2．不信任医生。《素问·五脏别论篇》：“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
信巫不信医。有些人得病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医生，而是请巫医做法。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人们的医疗保健常识已经有很大的程度地提高，但仍不时能见到因不相信医院而乞求神灵保佑造成严重后果的报道。
信假不信真。由于目前的医疗发展水平尚不能使所有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与人们的期望值有一定距离，尤其是一些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疾病如“艾滋病、肝炎、肾炎及恶性肿瘤等”，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冒充“医学专家”在媒体上大肆宣扬已攻克某疑难杂症，使得部分患者上当受骗，从而对医生产生对立情绪，“神不使”而病不愈。
讳疾忌医。战国时期的齐桓公、东汉时期的侍中王仲宣、三国时期的曹操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不但忌讳别人说自己有病，甚至怀疑医生的真诚和医德，用官场中的惯有思维来揣度医生，如齐桓公说“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曹操更是认为医生“居心不良”，真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标本不得。《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同一单位或一个家庭成员之间，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相互之间看到的往往是对方的缺点，而且是放大了的缺点。因此对一些合理的忠告和建议往往置之脑后，甚至认为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当然对亲戚或邻居中医生的建议也就会置若罔闻。
二、医者“神不使”
1．医技低微。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说明医生的医疗水平高低，是能否治疗疾病的关键。如果没有高超的医术，不能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标本不得”，则“神不使”而愈病无望。“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2．见利忘义。医乃仁术，非有道德之人不能为也。纵观古今著名医家，莫不把拯救患者生命作为天职。孙思邈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由此可见，医德高尚与否也至关重要。若利欲熏心者，把行医当作发财之路，坑蒙拐骗，沽名钓誉，“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则“神不使”而病不愈。
3．明哲保身。《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第四》：“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说明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不能治好所有的疾病，古代如此，医学水平相对发达的今天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因此，医学发展水平与患者及家属的期望值总会存在差异，医患矛盾也就会持续存在。这些矛盾也从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医生明哲保身，“神不使”而采取保护性医疗，一些本有希望治愈的疾病也就失去了一线希望。
总之，无论患者“神不使”还是医生“神不使”，都会导致病不愈。因此，医患双方应该共同提高，“精神进、志医治”，若能如此，则“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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