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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9岁的上海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迄今用了自己一半的生命与“癌中之王”争夺患者。回顾从事肝癌研究的40年，他总结自己不过做了两件半事:第一件是小肝癌研究，第二件是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第三件事只做了一半——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其实，汤钊猷还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他把我国的肝癌研究水平推向了世界的前列，另一件是他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是白求恩精神。他说，在他从医的50年中，前40年一直在学“硬件”，最后10年才开始攻“软件”。他说“软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敢于“逆反”，挑战权威，善于分析，严谨的学风、医德、医风，乃至极其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等。 在“第十二届全国肝癌学术会议”上，汤钊猷做了题为《探索肝癌转移干预新思路》的报告，提出了手术、放疗、化疗既可以治癌也可能致癌的观点。 汤钊猷说，肝癌的早诊早治确能提高疗效，但也有一定的限度。近年小肝癌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已不再提高，局部治疗和肝移植后的5年生存率已接近其高限。究其原因，是转移复发。面对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擅长肝癌切除手术的汤钊猷一直在思考“转移复发”这道世界性难题。 在探寻肝癌细胞侵袭转移规律的过程中，汤钊猷带领课题组发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新问题。遏止疯狂生长的癌细胞，手术、放疗或化疗无疑是患者的不二选择。然而，汤钊猷发现这些司空见惯的癌症疗法也有可能加速癌细胞的扩散。他举例说，医生有时勉强为已错过最佳手术期的晚期病人开刀，为的是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同样，放化疗同样具有“适得其反”的作用。其中，放疗对于癌细胞的影响更为复杂，它可以促进残癌肺转移。 就在汤钊猷反思手术、放化疗与癌细胞转移之间关系的同时，《自然》、《科学》、《癌症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也屡屡出现有关抗癌副作用的报道。2007年，美国科学家发现，患乳腺癌的小鼠在服用化疗药物阿霉素或接受放疗后，一种信号蛋白立刻吹响“集结号”，指挥癌细胞向肺部迁徙。近年来还有报道称，放疗、化疗可诱导新的肿瘤生成，在癌症分子靶向治疗领域十分热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短期抑制肿瘤周围血管生长，长期反而可诱导更多血管生成因子，促使癌细胞扩散。 种种迹象提醒研究者，常规癌症疗法好似一把双刃剑。在利与害之间，医生们究竟该如何选择?汤钊猷说，多年的肝癌转移研究给了他不少启示:“探讨肝癌转移干预新思路，要更新两个概念。首先，肝癌包括其转移是全身性病变，癌转移潜能是环境、机体以及癌细胞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癌转移潜能是可双向改变的，改变培育癌的环境，可改变其转移潜能和转移靶向。”为此，他认为今后针对全身的综合治疗和针对“改邪归正”的综合治疗将受重视。 汤钊猷提出的肝癌转移新思路包括: 1.转移干预要从早期做起。汤钊猷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癌转移潜能起源于原发瘤，为此，他认为转移的干预不仅是肝癌晚期，早期同样存在。 2.重视全身性干预。汤钊猷说，全身性干预包括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多个方面的干预。 3.重视炎症干预。《自然》杂志2008年一篇文章提示“肿瘤微环境的炎症有促进肿瘤作用”，汤钊猷和他的团队的研究也提示抗炎治疗是干预转移的新途径。他说，近年非类固醇抗炎药已受到重视。他们也观察到，阿司匹林合并干扰素可抑制放疗后所促进的癌播散。 4.重视常规疗法负面问题的干预。汤钊猷说，任何治疗都有双面性，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每一种治疗方法，切忌过度治疗。 5.重视中西医结合。汤钊猷强调，中医中药是创造我国特色治疗的重要源泉，其消灭肿瘤的力量可能较弱，但在调变肿瘤方面可能有优势，可望达到带瘤生存的效果，提高总生存率。他所在的课题组初步发现含5味中药的“松友饮”可使肝癌转移潜能下降而延长生存期；将治疗乙肝的中药“苦参素”与干扰素配合使用，可明显延长带瘤小鼠的生存期。 6.重视消灭肿瘤和调变肿瘤相结合。汤钊猷指出，过去百年对肿瘤的综合治疗主要是各种消灭肿瘤疗法(手术、放化疗、局部治疗)的综合和序贯应用，今后将强调在消灭肿瘤基础上合并调变残癌。其中，生物治疗、抗炎治疗、中医中药与常规疗法的综合应用将是一个趋势。例如，切除与内科消融后用干扰素治疗已取得一定成效。个体化治疗是当前大趋势，分子靶向治疗如果能结合宏观(整体)的思维，将是一个新思路，如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就是整体思维的例子。糖复合物与肝癌转移关系大，针对“糖”的干预是一条值得重视的途径。 最后，汤钊猷总结说，攻克肝癌转移将是攻克肝癌的关键战役，虽然困难，但却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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