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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开千岁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4300字 阅读需要12分钟 ◎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1945年1月4日突出部战役期间，美国名将乔治·巴顿曾在日记里对自己的德国对手做出过如下评价：“他们（德国人）比我们更冷更饿，却打的依然凶狠，我们仍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两个月后的3月10日，面对德军在匈牙利发起的凶狠反扑，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托尔布欣也惊慌失措地给斯大林发电“敌人的攻势过于猛烈，请允许我放弃阵地后撤到多瑙河对岸重组防线！” 显然，无论是西方的盟军还是东方的苏军，都对已经时至1945年，第三帝国行将倾灭之际却还在狂热战斗的德国军队惊讶不已。 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德国人进行着毫无意义的抵抗？要探清这个真相，我们不得不去深究，纳粹及其喉舌在当权时期到底给德国人灌了什么“迷魂药”。 ◎ “凝聚我们的核心-雅利安民族共同体” 早在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向一组经过特别筛选的国防军军官发表关于秘密警察在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演讲中明确表示：“在可能到来的战争中，除了陆、海、空外，还将有第四战场，那就是'德国内部'，除了对外，针对国内部分少数民族和'敌对势力'的内部肃清也是战争中的头等大事。” ◎ 仅从外表上看， 海因里希·希姆莱可以称得上一表人渣了 随着德国逐渐丢失欧洲上空的控制权和盟国空军对德的战略轰炸，内部肃清和对外战线实际上已逐渐融为一体，从1940年英国皇家空军首度“光临”德国本土到1945年，德国平民不再能扮演战争的旁观者而置之事外，恰恰相反，他们逐渐被卷入到战争之潮的正中央。 这对德国人可谓是从未有过的体验，哪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撇开1914年8月俄国对东普鲁士的入侵和法国对阿尔萨斯的进攻不谈，德国平民基本没有意识到战争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生命威胁，为此他们表现出的恐慌和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和质疑给纳粹的统治带来的巨大冲击。 因此纳粹也为了加强控制而变得更加激进，如何确保大多数德国人能在战争中保持对国家制度的认可和支持成为了纳粹的头等大事，与以往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大手大脚并不相同，希特勒和纳粹党高层在战争中更多强调民族主义中的“平等”和“外来威胁”论，试图淡化国民对党派、集团、宗教甚至是家庭的忠诚，营造一个“消除了阶级矛盾并对战争满怀热情”的德国。 为此，纳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牢不可破的雅利安民族共同体”（wehrhafte Volksgemeinschaft）。 ◎ 纳粹宣传海报，图中的德国士兵可以说非常有阳刚之气了 不得不承认的是，“雅利安民族共同体”理念为整合并动员德国军民参与到二战中提供了核心动力。 不过其并非是什么新鲜玩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一理念的诞生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旧德国的民族主义，这一主义对德国社会的影响甚至远超纳粹鼓吹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 ◎ “雅利安民族共同体”理念捆绑爱国主义 即使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知之甚少的于1920年代走入社会的德国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一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即1900年至1910年之间出生的人），也被父母和社会灌输了旧德国民族主义价值观，并在二战期间指引他们的所思所为。 这些民族主义者大部分都不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相反，他们会对纳粹的极端行径嗤之以鼻，但他们会为第三帝国的“外交胜利”摇旗呐喊，从进军莱茵兰到德奥合并，希特勒将凡尔赛条约踩到脚下不仅仅使Nationaler Sozialismus喜笑颜开，也使民族主义者备受鼓舞。 如果说1920年走入社会的德国人对纳粹不怀热情，那些被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加倍熏陶的年轻德国人在这场全民族战争更是热衷于奉献一切提高个人价值，希特勒和戈培尔等人发现，只要迎合民意，无论纳粹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到支持原谅。 ◎ 戈培尔：“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曾经自视甚高的国防军也不得不在这民意大潮下做出改变。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军官队伍组成的聚变。 随着“雅利安共同体”宣传与战争愈演愈烈，军官的专业技能与“对国家、民族和领袖的权威的拥护"相比不值一提。 由于这个原因，国防军军事精英的专业性质从根本上被改变，容克贵族后裔和魏玛军官的比例迅速下滑，来自下层社会的群体构成了第三帝国军官团的新骨架，这些年轻军官忠于元首忠于纳粹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确打到了最后一弹也宁死不降，但正如“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卡尔·洛伦茨在1944年9月曾说过的：“新近补充的官兵素质参差不齐，他们虽然饱含热情，会毫不犹豫的执行命令，却缺乏基本的战术技巧，因此导致我部的伤亡率居高不下。” 到了1945年，德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军官团也已变成了一个被政治思想洗脑职业阶层。 ◎ 人类社会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不断饱受泛滥的民族主义伤害 美国的一些历史社会学家因此简单的认为：1940年，图林根州的一份报告总结写道：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根深蒂固的敌意正在为纳粹宣传服务。这说明1918年德意志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美国人如此称呼）的激增在纳粹崛起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如果因此就认为凡尔赛条约因其严苛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愤怒和复仇心理，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其他和平条约（尤其是1871年德国与法国签署的巴黎条约）相比，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人带来的“苦难”只能说还有待商榷，恰恰是大战结束后盛行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1919年后大众民主的迅速发展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 纳粹的宣传 除此以外，纳粹的在宣传上的推波助澜也不可忽视。 1939年希姆莱和戈培尔便强调必须“特别注意在公共场合—如酒吧、公共交通工具、广场及其他娱乐场所进行宣传以便熏陶国民的爱国热情。" 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必须确保行动统一，在通过"爱国主义课程"的训练后他们便开始利用20世纪20-30年代间前德意志帝国军需总监鲁登道夫所提出的“刀刺在背”传说，将国内消极分子“从中作祟”与德国一战的战败联系到一起，强调“万众一心”的公共舆论对国内稳定和打赢战争的重要性。 "全民族并肩作战"的狂热情绪从战争最初几天就被点燃，以燎原之势烧遍了整个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在入侵波兰几天后便向柏林莱茵金属的博西格工厂发出呼吁："我呼吁你们，每个男人，每个女人，不论出身如何，如今我们大家都在前线战斗！这不是一个某个人和阶级受到了攻击，这是一场针对整个德国人民的战争。” ◎ 描绘前线与后方密切相关的宣传海报 此外，军方也在宣传工作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9年4月德国国防军便与和宣传部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了由军方控制的宣传办公室，这些单位将在战时前线收集宣传材料送回办公室处理，甚至从前线安排一些功勋卓著的“英雄”回国宣传，这些“英雄”并非“本人”，而是被宣传部请来的演员。 正如第三帝国官方报纸上的很多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的照片形象一样，他们并非本人，而是由专业演员穿上军服扮演的。 例如，柏林市民便曾于1945年1月在柏林街头见过曾参加法国，基辅和高加索战役海因里希·舒勒正在为一群小孩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但经后世资料显示，这位橡叶饰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居然在同一时间于波兰阵亡，显然这位同一时间出现在柏林的舒勒并非本人，而是一位宣传部安排的演员。 ◎ 在1945年初阵亡于波兰的海因里希·舒勒少校，曾在同一时间现身于柏林为市民讲述战斗经历 "人们曾在电影院排队、百货公司购物、公共车上、餐馆和酒吧，甚至在防空洞里都会看到一位前线官兵在讲述他的经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刻意安排的宣传之举。” ◎ 恐惧起到的作用 就在纳粹苦心积虑的在国内宣传造势的同时，很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对战争、赤色革命和通货膨胀的回忆历历在目，因此对战争毫无兴趣。 这种现象让纳粹高层相当的不满，1939年10月初，里特·冯·勒布便向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报告说："部分民众情绪不佳，毫无热情，大家都感到战争是不必要的。” 这一现象并不难解释，实际上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前，有太多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拒绝回归国防军服役，关于这些人缺乏热情的问题，陆军最高指挥部（OKH）解释道，"老兵表现出的厌战态度更多源于理性而非年轻人的一腔热血，此外，老兵经历过尽管作出了种种非凡努力，但仍无法避免国家遭受耻辱的教训，从而挫伤了参战热情，即使他们已经将普鲁士精神强调的服从、牺牲和战斗烙刻于心，但更能鼓动他们参战的手段只可能是“恐惧”。” 出于对祖国处于危险之中的恐惧，以及对“必须捍卫大德意志帝国的合法国际地位”的确信，所以不惜代价赢得胜利的集体意志构成了德国社会自我动员的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成为士兵，士兵成为工人，为国家奋战至死，为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等等一系列国民的“自我精神动员”也确实超越了性别、宗教、阶级和世代的界限，使整个德国社会致力于一场“备战竞赛”。 需要注意的是，纳粹并未在1939-1940年的战争过程中施加极端宣传手段，仅仅是“巧妙”的利用了普遍存在的德国民族主义罢了。 ◎ 另一幅描绘“军民同心”的海报 同样，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随着纳粹宣传部门所叙述的战争进展与民众通过日常经历看到的情况差距越来越大，宣传部对前线官兵"死战到底"的动员和后方国民的宣传也利用了他们对民族和国家危亡的关心："敌人的目标是摧毁我们的国家。在这场为生存而战的战斗中，我们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在东线作战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弗里斯纳于1944年7月曾将这一思想灌输给麾下部队，并表示："每个士兵的职责便是狂热地倾注他的全部力量为国而战。" 西线盟军也认为德国人坚定的战斗意志源于这种“恐惧”。 到了1944/45年，尽管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德国仍能够赢得战争，但大多数人同时又因各种原因继续战斗。 一方面，许多人希望自己的死战会使盟国精疲力竭从而坐到谈判桌上为德国争取更好地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SHAEF）提到：德国人坚信无条件投降不仅意味着开始德国的彻底毁灭，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被消灭"的开始。 正是源于对“亡国灭种”的恐惧，纳粹死忠分子才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 后记 诚然，是纳粹利用各种手段带领德国人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无底深渊，但究其根本，是德国社会盛行的民族主义潮流给了纳粹滋生的土壤，得以让希特勒等人兜售“雅利安民族共同体”，“消除阶级分化”和“人人平等”等看似能够引领国家走向繁荣复兴的鹤顶红，蛊惑已经因狂热而丧失理智的国民滑向战争的深渊。 而那些异见者，除了部分幸运儿，要么顺应潮流被一同被绑上了战车，要么早成了纳粹的刀下鬼，七百多万德国人因此成了纳粹的炮灰而丢了性命，如何不叫人唏嘘。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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