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之美，到底美在哪？

常玉《红色背景的百合花》，油画、画布，91×50cm，约上世纪40年代，佳士得2021年秋拍估价：100,000,000–150,000,000港元

12月1日，艺术家常玉上世纪40年代作品《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将于香港佳士得秋拍中隆重呈献。在常玉的花卉画作中，这是唯一一幅以绚烂红色为背景的百合瓶花画作，乃艺术家对东西艺术融合的巅峰之作，值得藏家们期待！

近三年来，常玉花卉静物画屡创纪录——价格Top 10中有六幅为新纪录，其中2020年7月由佳士得香港拍出的《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以近两亿港元的高价售出，是此前艺术家该题材最高价的近两倍，其高端市场涨幅如此之高，令人惊叹。

常玉《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油画夹板，110×60cm，1940-1950年代，佳士得成交价：191,620,000港元，创下艺术家静物主题画作拍卖纪录。

超凡的大师之路

遥想上世纪40年代，二战的阴霾笼罩当头，旅居巴黎的常玉也被时代裹挟向前。或许正如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著作《巴黎的忧郁》中以“异邦人”作为开篇，孤独与现代创造精神成为那个时代主题下的重要产物，对常玉来说亦是如此。

当时，他继承到的遗产已所剩不多，在战时异乡更是生活困窘。再加上绘画材料短缺，他只能购买廉价、低成本的石膏，凭借制作雕塑维持生计。同时，他外表孤傲、敏感，与画商关系冷淡，在旁人眼中是个怪人。张大千在巴黎办展时就曾说：“他是最早留学法国的画家，有中国马蒂斯的称号。他的资格比赵无极要老得多，只是性格特别古怪。”

艺术家常玉 

然而，常玉内心又对生活无比热爱。他常对树讲话，有时会放音乐给植物听。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他依然保持着无尽的童心与奇思妙想。吴冠中评价道：“常玉作品中流淌的偏偏是母土的情愫，被深深掩埋的乡愁化作了他艺术的种子，他属于怀乡文学的范畴。”

由此，生活的艰难困苦与战争的阴影并未阻碍其对创作的热情，反而不断激发着他。创作于40年代的《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就是典例。画中的褐红底色带给人鲜活的生命力。百合花向上生长，或含苞待放，或灿烂怒放，金黄的花蕊闪烁其中，意趣横生。

常玉《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局部），油画、画布，91×50cm，约上世纪40年代，佳士得2021年秋拍估价：100,000,000–150,000,000港元

根据《常玉全集》记载，他一生仅创作了三幅以百合花为题材的画作。一幅下落不明，一幅以深绿为底色，《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则是唯一一幅以绚烂红色为背景的百合瓶花杰作，实为珍罕。此外，该作由巴黎画商、常玉重要藏家Jean-Claude Riedel珍藏，后被亚洲私人藏家购入，曾分别在1995年和2001年于中国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常玉大展中亮相，并收录于2011年出版的《常玉油画全集》，溯源可靠。

左：常玉《绿色背景的百合花》，油彩、纤维板，91×65cm，约上世纪40年代，由私人收藏；右：媒材与尺寸不详，罗勃·法兰克曾于1949年为此画拍照，其余有关此画作的资料不详。

中西融合之路

常玉《黄桌上的白菊》，油画、木板，101×50cm，上世纪40年代，现藏于中国台北历史博物馆

融会中西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尤其是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极具争议的难题。而当年赴法留学的中国大师先驱们，都在披荆斩棘开拓出具有个人风格典范的中西融合之路。

在画作《红色背景的百合花》中，常玉选用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百合——不仅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也是梵蒂冈的国花，寓意神圣纯洁。这一题材在常玉花卉画中极为罕见——他更常描绘菊花，共绘制55幅。常玉采用西方圣洁之花为主题，融合东方写意画法，在美学体验和文化融合中，取得了历史性新的突破。

达·芬奇《天使报喜》（Aunnunciation），蛋彩、木板，98×217cm，约1472-1475年

常玉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的作品，另一个重大变化在于色彩的运用，与30年代常用的低饱和度粉色调截然不同。画中天鹅绒般浓烈的红色不由让人想到马蒂斯的代表作《红色餐桌》，同时又与中国传统刺绣风格相呼应，更有传统漆器工艺与红木家具的古朴意趣。

亨利·马蒂斯《The Dessert: Harmony in Red》，布面油画，180×220cm，1908年

在空间上，该作完全摒弃了西方传承千年的透视法，不再强调空间纵深与立体感，而展现出一种平面化、一个纯粹的色彩空间。而百合花枝相互穿插、牵引，如烟花绽放般彰显出丰富的层次感。观众也随着花朵走向目光跳跃，让人联想到考尔德抽象、纯粹且富有动态的几何形雕塑。

亚历山大·考尔德《Black Tulip in the Air》，铁丝、上色金属薄板，80.9×160×160cm，1975年

常玉《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局部），油画、画布，91×50cm，约上世纪40年代

在线条方面，常玉早年的中国书法训练赋予了其得心应手的表现力。他多采用“一气呵成”的笔法。吴冠中回忆道：“他往往用毛笔一口气速写，这源于他少年时代的书法功力。他早年曾学习过传统中国画，与书画久有姻缘，也正是书画之韵赋予了他油画之魂。”

常玉《红色背景的百合花》（局部），油画、画布，91×50cm，约上世纪40年代，佳士得2021年秋拍估价：100,000,000–150,000,000港元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Walking Woman I》，铜，149.9×27.6×37.8cm，1932-1936年，现藏于泰特美术馆

更重要的是，该作蕴含的东方诗意语言令人难以忽视。虽使用西方油画媒材，其独特的“写意”技法却淋漓展现了东方美学精神。而这种风格也对彼时的巴黎艺术界产生了影响。艺评家安德烈·瓦那东在《巴黎：外国艺术家的角色和作用》这一权威性文章中曾写道：“外国艺术家建立起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艺术氛围，在这些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之中，他们贡献的超过巴黎给予的……而作为巴黎画派成员的常玉，我们并不能给出界定到底是巴黎画派滋养着常玉，还是常玉影响了巴黎画派。”可见，其在中西融合上早已炉火纯青。

常玉《静月莹菊》，油彩、纤维板，91.5×48cm，约上世纪50年代，佳士得2021年春拍成交价：118,645,000港元

回顾常玉的大师之路，从早年接受中国传统书画训练，到1919年游学上海、日本，再到长期旅居巴黎直至去世，其艺术生涯与同时期其他画家“同途殊归”。他性格叛逆、崇尚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巴黎画派”云集的大茅屋画院，接受更加前卫、非学院式的现代艺术教育。

常玉《红色背景的百合花》，油画、画布，91×50cm，约上世纪40年代，佳士得2021年秋拍估价：100,000,000–150,000,000港元

同时，他常穿梭于其他艺术家工作室参观，还在咖啡馆和酒吧观察周围的人。这些经历如同波德莱尔对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赞扬：“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全部时间用于锻炼他的手、记忆力和眼睛，以便他的想象力准备更可怕的武器。”虽然不断吸取西方现代艺术形式，但常玉从未停止对本土文化的热情表达，且毫无矫揉造作和功利心，这种纯粹独立的精神至今仍回响不绝。

编辑、文  张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