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 5月4日，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空军突然派出六架B-24战斗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炸毁飞机两架，炸伤C-46、B-25飞机各一架，并炸毁机库一座，房屋196间，伤亡24人，使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保卫北平地区的安全，保卫预定于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49年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 红五角星在战机上“展翅” 7月31日至8月8日，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专门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十架战斗机与十二名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8月15日，华北军区航空处根据上级的决定，将在北平的飞行、地勤人员集中起来，在南苑机场组建了第一个飞行中队，下辖三个飞行分队和一个机务分队。10月初，上级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中队领导，成为第四空运分队。 飞行中队初期只有五六十人，以后扩展到一百五六十人。飞机多是从国民党空军手中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起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起义人员驾驶过来的，最初装备十架飞机，以后各类飞机最多时达三十余架。其中P-51战斗机十九架，P-47飞机一架，“蚊”式快速轰炸机三架，B-25中型轰炸机一架，B-24重型轰炸机一架，C-47运输机两架，C-46运输机三架，小北美教练机一架，PT-19教练机两架，L-5联络机一架。  第一个飞行中队部分飞行员合影  战机在南苑机场待命起飞 飞机上的机徽由华北军区航空处李裕设计，图形为一个“八一”字样的红五角星，但考虑这样在空中不便和苏联飞机区分开，经飞行中队同志提议，参考美国机徽样式，又在红五角星的左右两边各添上一个横道，表示飞机展翅的样子。飞行服原来是日本式的连身服，也是飞行中队同志建议改成夹克式的。 中国空军战机机徽  L-5联络机 飞行中队的人员组成 飞行中队长徐兆文，又名徐思义，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分队长，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4期，后在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他于1939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按党的指示继续在国民党空军中工作，曾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有关国民党空军非常重要的情报，立过大功。 政委王平阳是从陆军调来的政治干部，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沉默寡言，一看就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因身体经常有病，没多久就调走了。 第一战斗机分队分队长赵大海，又名赵立品。他原是国民党空军三大队飞行员，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受训于美国空军，1944年回国后参加对日作战，建有战功。抗战胜利后不久，前往空军军官学校当飞行教官，于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按党的指示到中央社会部工作，不久就随叶剑英同志参加接管北平的工作。 第二战斗机分队分队长杨培光，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第1期，曾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上尉分队长，多次参加过对日作战。1948年9月自北平驾驶P-51战斗机起义，在四平机场降落。退休前为空军某航校副参谋长。 以上两个飞行分队均装备P-51战斗机，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洲、王树荣、毛履武等。  身着人民空军飞行员服的阎磊 第三轰炸机分队分队长邓仲卿，原是国民党空军轰炸部队上尉分队长，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曾到美国受训。北平解放时，他没随国民党部队撤走，经我地下党组织介绍到华北军区航空处报到。飞行员有王玉珂、任永荣等。 第四分队分队长谢派芬，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曾在美国受训，毕业于空军军官学校第13期。1948年11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该分队飞行员有杨宝庆、徐骏英、于希和、王恩泽、王洪智、唐宛体、李福遇、江富考、魏雄英等。 以后，为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力量，军委航空局又从东北老航校陆续选调林虎、孟琎、刘玉堤、阮济舟、吉世堂、李汉、徐登昆、李国治、刘跃西、马杰三、牟登康、陈亮、李宪刚等十三位同志，在公主岭机场进行P-51战斗机改装训练后，充实到飞行中队的战斗分队。 地勤分队分队长为刘平凡，有机务人员四十余人。当时航空器材和维护设备都十分缺乏，虽然从国民党空军中接收了一部分航空器材，但多未经清理。机务人员勤勤恳恳，克服了重重困难，保障了战斗飞行和空中运输等任务。 担负防空作战和受阅飞行任务 1949年9月5日，飞行中队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当时飞行员们的战斗警惕性和积极性非常高，尽管飞机数量有限，每天在机场仍保持两至四架P-51战斗机值班，从上午6时到下午5时都处于临战状态，随时都能升空作战。这对保卫北平地区的安全，保卫党中央、保卫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飞行中队的建立和担负防空任务，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1949年10月1日 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京南苑机场整装待命起飞 颇耐人寻味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能作战的飞行中队的飞机全是原国民党空军的，当时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人员也几乎全是国民党空军培养和在美国受过训练的。国民党依靠美国建立的庞大军事机器，在人民力量的打击下，不断分化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人民方面，成为人民夺取和保证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当时，北平正在召开第一届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飞行中队的责任非常重大，每天拂晓就有十多架战斗机在进行试车检查，从很远就能听到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北平城内风传共产党调来大批空军，驻扎在南苑机场。传闻的数字先是几十架，以后变成了上百架。这种传闻虽不确实，但也无害，因为它使敌人弄不清虚实，起到了一种威慑的作用。 1949年5月4日以后，国民党空军飞机就再也没敢来北平地区骚扰了。 9月上旬，飞行中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全队飞行人员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加紧训练，准备迎接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开国大典上战机飞过天安门上空 完成主席、总理交办的任务 开国大典后的一天，华北军区航空处长油江随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奉命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 周总理说：“我奉主席命令，责成你们两人负责，从飞行中队准备两架运输机送新疆的委员们回去。你们要亲自负责检查，保证安全送到，万无一失。准备妥当后向我报告。” 油江立即从飞行中队调集最优秀的空勤机组，选最好的两架C-46运输机来担任这项任务，并亲自检查飞机发动机和机上设备。最后，确定谢派芬、杨宝庆两个机组执行此项任务。  C-46运输机 一切准备妥当后，油江立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当晚就接到通知，叫次日早晨去向周总理当面汇报。油江随常乾坤局长到达总理会客厅后，周总理亲自听取了汇报，并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油江满怀信心地向总理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 周总理点点头，把在客厅坐着的赛福鼎同志介绍给常乾坤和油江，说：“这就是你们要送的客人。”飞机当天起飞，乘坐杨宝庆机组的是赛福鼎同志，谢派芬机组送包尔汉等同志。为此，油江在航空调度室日夜值班，飞机沿途飞行的情况都及时地报告总理办公室。由于天气不好，加之包尔汉不适应飞行的颠簸，谢派芬机组当天在太原着陆。杨宝庆机组当日飞到兰州着陆。次日，谢派芬机组到达兰州后，两机一起飞往新疆，安全到达目的地，胜利地完成了主席、总理交给的任务。 随着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国民党经常派海军舰只到渤海湾大沽口外巡弋，妄图封锁我海上交通运输线。据此情况，飞行中队多次奉命派P-51战斗机到大沽口外侦察。而且地面备有挂好炸弹的P-51飞机，随时准备出击，原想动用B-25、B-24飞机进行突击，后因敌舰逃逸，才未实施。1950年3月，飞行中队曾轮番派出8架次飞机，连续到大沽口外掩护香港来的商船。  P-51战斗机 第四分队是运输机，名义上是飞行中队建制，实际上常年分散在各地担负专机任务，如接送全国各地政协委员、中央和各野战军首长，除此而外，还执行过救灾、送医、送药，运送钞票和拍摄电影，观察地形，支援进军西南、西北和华东的任务。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等首长都乘坐过飞行中队的飞机。当时运输机虽然不多，但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航迹。那时，地面设施非常简陋，连南苑机场都没有一个长波电台，更没有雷达，飞行时不得不用当地广播电台导航。气象保障就更差，机械修理仅北平、上海、沈阳几个主要机场有小修理厂。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任劳任怨，都愿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的空军事业。 迎接朱德总司令的校阅 1949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有一说是9月，但据当时在华北军区航空处任职的李裕、飞行中队飞行员阎磊向笔者回忆，原计划是在9月，可实际上是在国庆后即10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军区唐延杰参谋长以及空军的常乾坤、王秉璋等人陪同下，到南苑机场视察和检阅飞行中队。 为迎接检阅，那天天刚亮，飞行中队全体人员一起出动，把三十多架各类型美式飞机沿东西旧跑道一字排开，所有机组成员都穿上工作服，情绪高昂地站在飞机前边。飞行中队人数不够，还特地从南苑机械大队借调部分教员和学员参加校阅。 朱德总司令一向关心人民空军的建设，早在华北军区航空处刚刚组建飞行中队时，他就提出要看看飞行中队和南苑修理厂，油江在延安就熟悉总司令，也非常希望总司令到现场检查工作，但出于安全问题又不敢去请。因此，朱总司令见到油江就说：“油江！你为什么不让我看飞机呀？”油江报告说：“现在秩序还有点乱。”总司令又说：“乱到什么时候呀!有什么不得了哇!”油江没有办法，就请示聂荣臻司令员怎么办？聂司令员告诉油江说：“把飞机都集中到南苑机场，将飞行人员、机务人员和飞机排列成检阅式，加强警卫，请总司令校阅。” 那天，朱总司令兴致勃勃，不时地走到飞机前仔细地观看，询问飞行员和飞机情况，并进入座舱里观看各种仪表和操纵系统。他对B-24感兴趣，专门登上B-24飞机察看。朱总司令前来校阅，就像春天的太阳一样，温暖了每个干部和战士的心，大家无不感到鼓舞。人民空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新兴军种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正如朱总司令所期望的，这些人民空军的种子，总有一天要发芽开花，成长壮大。  1949年秋，朱德总司令视察第一个飞行中队 油江向聂司令员报告：“准备完毕，请开始校阅。”聂司令员说：“你去报告总司令，请总司令校阅，并由你陪同总司令校阅。”于是，油江跑步到总司令面前，敬礼报告：“请总司令校阅飞行中队。”然后，油江陪同总司令绕场一周，检阅了飞机和机组人员。受到校阅的全体指战员情绪很高，精神饱满，庄重严肃。当时，总参谋部的同志拍了照片，油江一直珍藏在身边。 改番号为“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 1949年末和1950年初，空军相继建立起六所航空学校和几个军区空军。上级将原在东北老航校受过训的全部飞行员，一部分起义、报到的飞行人员调往航校和军区空军工作。 1950年2月，由于专机任务十分繁重，原建制已不能满足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第四分队脱离飞行中队的建制，到西郊机场单独成立空运大队，仍隶属于华北军区航空处。以后的空军航空兵运输师都是由空运大队发展扩大起来的。随着人员的减少，飞行中队将第一、二、三分队缩编为两个分队。 1950年6月，飞行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集中到天津张贵庄机场改装苏式拉-9歼击机，教官都是苏联飞行员。 阎磊回忆说，苏式飞机和美式飞机的最大不同点，一是手刹车，一是脚刹车。拉-9飞机是手刹车。由于拉-9飞机机身短粗，机头很大，视线受影响，所以苏联教官叫飞行员在着陆时，戴上飞行眼镜，打开座舱罩，把头伸出左面看着地面着陆，这对驾驶P-51的飞行员很不习惯。最后还是按以往做法，不开座舱罩，两眼前视，这样，着陆仍然保持得很好。苏联教官看都是老飞行员，也就不再勉强了。 1950年6月，空军混成第4旅在南京正式成立。为了部队发展的需要，徐兆文、赵大海、邓仲卿、毛履武、王延洲、刘卓生、王树荣等相继调走。 7月26日，空军首长命令将飞行中队的番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下辖两个飞行中队，一个机械中队，杨培光任副大队长，孙力之任政委，阎磊任第一中队长，谭汉洲任第二中队长，飞行员有任永荣、禹庆荣、周远才、胡业祥、周济榜、黄兴等。8月中旬，该大队换装了苏式战斗机，装备拉-9歼击机十二架，乌拉-9型教练机一架，继续担任北京地区的防空任务。 195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以改装的九架苏式拉-9飞机编队，配合空军第4混成旅第12团的十九架苏式杜-2轰炸机，再次参加了空中受阅飞行。总领队是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驾机起义的刘善本同志。  刘善本 1950年11月，苏联根据与中国政府的协议，派了一个米格式喷气机师驻南苑机场，担任防空值班任务，使首都的防空更有了保障。此时，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空军于1950年11月24日发布命令：“奉军委11月19日电令，将配置在南苑机场之驱逐机大队并入航空学校，其具体的办法：（1）九名飞行员，四名并入第六航校、三名并入第三航校、两名并入第七航校。（2）全部机械人员，并入四个航校，具体数字由空军工程部协同华北空司决定之。” 至此，空军独立第一驱逐机大队的番号正式撤销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完成了自己光荣的历史重任，载入我军的光辉史册。 从第一个飞行中队走出的飞行员李汉 首开人民空军击落美军战斗机纪录 虽然第一个飞行中队不复存在，但从中走出的飞行员却像种子一样，在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抗美援朝空战时，李汉首开人民空军击落美军战斗机纪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玉堤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击落敌机六架、击伤两架；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刘玉堤再次击伤敌机一架。1952年12月，空军授予其“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的荣誉称号。已经担任团职干部的赵大海、陈亮、孟琎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多岁。林虎、刘玉堤、徐登坤、徐兆文等走上空军领导工作的岗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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