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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说话也是满口文言文吗？不，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美的文言文，就像灿烂的繁星，闪耀在这五千多年的浩瀚星河里。学习文言文是与历史对话，是与智者交流，是对古代文化的继承。 但是，有些学生一听到“之乎者也”就犯困，甚至感到非常痛苦，他们继而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古说话是不是满嘴“之乎者也”？殊不知，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先来厘清四个概念：口语、书面语、文言文、白话文。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文言文和白话文都属于书面语。但前者建立在先秦汉语口语的基础上，后者则建立在近代汉语口语的基础上。 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还是和当时的口语一致的，诸如《论语》、《孟子》这类，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说话，也就是这么个腔调。 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可惜，由于反映当时口语的文献远没有文言文献那么丰富。中古时期汉语口语的研究因而尚有很大空间。 这种情况在唐朝出现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大发展。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老百姓，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便多使用当时的口语。这，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 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语已经完全脱节。 到了元代，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由于统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语言文字自然以蒙古文为先。 然而，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难免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人员。在汉语文献里，这些人被称为“舌人”或“通事”，蒙古语称“怯里马赤”。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就是“翻译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宣徽院、中政院、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此后朝廷中枢机构、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 这些通事往往汉语素养有限，受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只能使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这样就形成了“白话讲章”。整个蒙元时期，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都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载有一篇成吉思汗给丘处机的诏书，甚至有“丘神仙……你起身心里好么？……我不曾忘了你”之句。 到了明代，朱元璋登基称帝之后，发布了许多个性十足、前代帝王圣旨中闻所未闻的“白话圣旨”。 比如，洪武年间，倭寇侵扰沿海群岛，地方官上报此事，朱元璋发布这样一道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 此则圣旨语言直白，简洁明快，令人颇有痛快淋漓之感，其威仪杀气尽在话语之间。 书面语和口语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 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吹响，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梳理从先秦到“五四”，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最早在唐宋时，古人的口语就和我们现在的差不多了。 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白话文出现的时间晚，且被传统社会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二是古文教育重文言——文言文和口语脱节太严重，不论是散文还是骈文，如果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基本无法诵读理解。 总而言之，最晚在唐代的时候，人们的日常交流已不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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