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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夫人邹佩珠访谈录（3） 刘晓林 写生比“看”要强得多。只要写生才能形象，真实，具体、而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丰富形象思维。可染的写生使得当时很多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观念发生了变化，进一步加强了对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的认识。 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对写生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总结了大量的艺术体会，他多次跟我谈到：1、“师造化”就是要把对描绘对象、把生活看作你最好的老师；它是一切有创造性的画家所提倡的，写生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2、看景要分析，最精彩的部分要先画，使它尽量发挥。3、山水画家要表达自然界的万千气象，不能不分清主次，要注重整体感。4、我们常说：“河山如画”，但实际上客观事物不可能完全象一幅画。缺点部分删去，按照客观规律，用自己全部经验加以补充，使之完整。5、写生，首先必须忠实对象，但当画面进行到百分之七八十，笔下活起来的时候，画的本身会提出要求，这时我们就要按画面的需要加以补充，不再由对象作主，而是由画面本身作主了…… 刘晓林：李可染先生是开宗立派的一代艺术大师，现代山水画的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专攻油画素描。后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并师从黄宾虹、徐悲鸿和齐白石诸先生，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他不但在山水画上为当代立起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在人物和动物画（牧牛）方面同样对当代艺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先生早年有白描淡色仕女，其余多以表现文人高士，尤其是泼墨写意的人物画，往往不设任何背景，善于刻划人物的神情动态，极富稚拙之趣。 20世纪40年代前期，李可染的人物画更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引起世人瞩目，受到了许多大家的好评和赞誉。在这期间，他的人物画《持扇仕女图》、《搔背图》、《午困图》、《街头卖唱》等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显示了独到的审美趣味和富有个性的笔墨风格。 1944年他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中国画个展时，老舍先生在报上撰文介绍： “他的山水，我以为，不如人物好。”“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中国画中人物的脸永远是不动的，象一块有眉有眼的木板，可染兄却极聪明的把西洋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中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字里行间透着老舍先生对李可染作品的喜爱、推重。 徐悲鸿先生多次为李可染的画展作序，对他的人物画高度评价：“芒砀丰沛之间，古多奇士……徐州李可染先生，尤于绘画上独标新韵，徐天池之放浪纵横于木石群卉间者，李君悉置诸人物之上，奇趣洋溢，不可一世，笔歌墨舞，遂罕先例，……世之向慕瘿瓢者，于此应感饱啖荔枝之乐也。”据说徐先生还购买了《怀素书蕉》等所作的近10幅人物画，把李先生介绍给白石老人。 邹佩珠：白石老人对可染的人物画也很称许，在可染所作《瓜架老人图》上题：“可染弟画此幅，作为青藤图可矣。若使青藤老人自为之，恐无此超逸也。”虽未正式拜师但可染一直视为恩师的黄宾虹先生对可染的人物画也极赞赏：八十多岁的黄宾虹先生竟以自己收藏的一件元人画《钟馗打鬼图》来换可染的钟馗图，可染敬辞未受。此外郭沫若、沈钧儒、田汉、等先生都对他的人物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刘晓林：李先生以画牛、爱牛、师牛在中国美术史上享有盛名。“先生笔下的水牛，形象生动，情趣横生，神态各异，自臻其妙，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丰富的艺术享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称李先生为“画牛妙手”是毫不为过的。 “李公画入古，笔端金刚杵。细者如一毛，大者胜二虎。袒卧桃树林，晨耕梨花雨。韩滉枉称雄，生平才画五。”启功先生以幽默、激赏之情在李可染先生的《九牛图》上题了这样的文字，把李先生的《九牛图》与唐代韩滉《五牛图》作比。 《九牛图》中九牛单列横排，未画“多余之物”：既无自然景观，亦无牧童点缀。九牛其分两组，一组为右、正、背、观、仅四牛，另一组为左、立、卧、啃啼、举耳五牛。二组相互造势，近手两圆，一如循环往复的“太极图”。对此，孙美兰老师有“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二圆旋波’新图式”之说。此图中，李先生以广延无极的时空大背景，将世间生灵、自己情感寄托物牛的那种生生不息生命力的赞美与内在涌动的生机“写”的淋漓尽致。 李可染夫人邹佩珠访谈录（4） 刘晓林 邹佩珠：可染一生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如果一个人的“精力投入”可以量化的话，除了山水外，可能要数在画牛上下的功夫了。从20世纪40年代初，可染致力于水墨、水彩画的创作。那时可染住在重庆赖家桥农家，紧临牛棚，此后更多地用水墨画牛。 可染一生对牛的感情很深，1980年，把画室易名为“师牛堂”，并镇刻了“师牛堂”、“孺子牛”等印章以示明志。他在一幅牧牛图上题跋曰：“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这是对牛的特写，也是可染质朴心灵的自我写照。 刘晓林：中国绘画对“写”相当重视，不仅“写画”而且在作品中经常配以“写字”。李先生那一辈艺术家普遍对于书法相当重视，是当代的艺术家远远不能相比的。中国艺术史上出现了一部分书名被画名所掩的例子，就近代而言比如徐悲鸿先生、李可染先生、潘天受先生、傅抱石先生等。当然画名为书名所掩的也有，比如林散之先生、启功先生等。 “书画同体”是很难的事情，这里面涉及了和谐问题。基于此，一部分艺术家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如果自己的绘画认为已经比较完美了，再配以“汉字”是无益的。“汉字”好了“夺”画，“汉字”差了“损”画。如此以来，还是不用为妙。仅就这一点看来，“书画同体”的难度是超出“书画异体”的。从李可染先生《九牛图》中那“拙者巧之极、奇者正之华”所题的四言跋语来看，他书法上的成就已经相当大了：字的用笔稳、准、狠，用墨洒脱大胆，既雄浑“跋扈”又跌宕空灵。同时字又与整个画面十分协调。 邹佩珠：可染的字，他自己命名为“酱当体”。这个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和你谈过。文革期间，可染画不能画了，但仍坚持练字。他在汉魏碑版金石艺术上下了苦功，在“北派”的沉雄博大中又加入了“南派”的灵动多变。 可染画画之余，除了看书赏画就是写字。你看墙上挂的“东方既白”、“金铁烟云”，应该说可染的字和他的画在内蕴上做到了统一。 刘晓林：李可染先生在总结自己的艺术生涯时说过：“假如我的作品有点成就的话，那是我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观察描写对象、深入思考、深入实践的结果。人离开大自然、离开传统不可能有任何创造”、“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又说：“现在我年迈八旬，但我从来不能满意自己的作品。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岁可能就画好了，但又一想二百岁也不行，只能比现在好一点。无涯唯智，事物发展是无穷无尽的，毫无际涯，绝对的完美是永远不存在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前言，《我的话》）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李先生的“苦学”是非常有名的，他始终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做学问也是无止境的，让唐云先生给他刻了一方“白发学童”的印章。我在查阅与先生有关的资料时，发现他多次写过“实者慧”自励，并且有一部分作为鼓励送给了学生。 邹佩珠：是的，只有老老实实、诚实治学的人，才会有智慧。做学问、搞艺术一定要踏踏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争名争利、投机取巧是不会有成就的。 “苦学”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常讲具有坚强的毅力是绘画的关键。你把全付精力放进去了还不一定能学好，仅只半心半意呢！50年代，可染多次背着沉重的画具，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力求创作出有现实生活气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山水画。我记得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让人刻了一方图章：“七十始知己无知”。他说自己一生结识了不少在艺术成就很高的老前辈，他们的艺术与言行都给了自己深刻的启发：他们的成就各有不同，成功的条件更不尽相同。但其中有一条是心其同可能少的，没有一个不是在艺术实践中继承了苦学苦练的传统精神。白石老人90岁以后，每天至少画5幅，多则8、9幅。除了生病，从不间断。在黄宾虹先生逝世前一年的夏天，可染到杭州去看他，一天晚上在他勾了八张山水的轮廓。 可染在七十岁总结中有两句话：“做一辈子基功”“天天做总结”。搞艺术除了要下苦功，好的学习态度、正确的治学方法：要了解事物的规律、要举一反三，不然的话在艺术上是很难有进步的。 刘晓林：不仅“苦学”，先生在艺术创作上的极度认真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艺术工作者。他有一方图章“千难一易”，说困难是绝对的，容易是相对的，只要“登攀”了，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的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相当的精到。 谈到画点景人物，人们会想到有关中国艺术史上提出南北宗之说的董其昌的趣事。董其昌画山水不擅画点景人物，据说倪云林也不擅长，董其昌便原谅自己说：“有云林遮丑于前”。据说，李先生刚开始的点景人物画得自己也感觉不理想。李先生却不然，他讲过下面的话并且也确实这样做了。他说：“难”是可以向“易”转化的。不会画点景人物，我就花上一个月功夫专画点景小人。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两个月不行三个月……一年都画小人。一年都画几万个小人还能画不好吗？由此可见，先生的认真常人难以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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