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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下诏逮捕变法派人士，标志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  事发之前，变法派代表康有为逃往法国，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谭嗣同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英勇就义，时年34岁。 与谭嗣同一起就义的还有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人，合称“戊戌六君子”。 变法派人士被捕之后，一部分与他们有特殊关系的朝廷重臣，对他们进行了营救。其中有的救下来了，但大部分都没有结果。  在被捕的人士之中，有一个叫徐致靖的人，慈禧亲笔批文立即斩决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但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和李鸿章是同科进士，当年科考时李鸿章恰好生病，浑身哆嗦写不了字，徐伟侯代李鸿章抄写文章，结果后来李鸿章一举中了进士，日后位极人臣，始终念着当年这份恩情。 但是变法人士的罪名太大，李鸿章深知自己出面救不了徐致靖，于是委托深受慈禧信任的荣禄说情，最终慈禧松口，“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于是，斩立决变成了斩监候，侥幸逃过了一劫。就这样，李鸿章给徐父面子，荣禄给李鸿章面子，慈禧给荣禄面子，层层面子转下来，才救下了一个“三个月内未见过光绪”的徐致靖，可见当时营救的难度之大。 “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兼幕僚，戊戌变法开始时得到了张之洞支持的，杨锐便是他派去支持变法的人，代替他“坐京”。变法失败后，张之洞对杨锐进行了多方营救，当仍毫无结果，还差点连他自己也搭进去。  谭嗣同的父亲叫谭继洵，当时担任湖北巡抚，也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但是谭嗣同被捕后，谭继洵并没有对他进行营救，这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时间上来不及。 谭嗣同等人被捕之后，由于案情过于重大，刑部官员不敢审理，于是上书奏请慈禧太后派大臣进行会审。不料突然传来慈禧旨意，下令直接处斩，这越过了当时所有的法律程序，就连刑部官员都很惊讶。从谭嗣同25日被捕，到28日被杀，其间仅仅相隔三天，谭继洵就算想救，时间上也来不及。 第二，谭父的地位不够高。 谭继洵虽说是湖北巡抚，从二品大员，管辖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但实际上却没什么实权。因为当时的湖广总督即为张之洞，督、抚同驻武昌，张之洞“事多专决”，“继洵不敢与抗，谨饬自保而已”，“每之洞约联衔条陈新政，皆谢不敏”。 虽然不能说谭继洵是张之洞的下属，但在张之洞的压制之下，湖北的事务大多由张之洞决断，谭继洵既然不敢与之相争，手中自然无权。更何况，以张之洞的地位，尚且营救杨锐无果，谭继洵要救谭嗣同，就更没有可能了。  第三，担心祸及全家。 谭继洵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与积极变法图强的谭嗣同相比，谭继洵属于保守派。当谭嗣同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推广新学时，谭继洵对此嗤之以鼻，“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甚至山东道监察监使杨深秀曾弹劾谭继洵，说他：“守旧迂拘，虽人尚无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 所以，在营救谭嗣同这个问题上，谭继洵显得非常谨慎，因为谭嗣同的罪名为“大逆不道”。大家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十恶不赦”，“十恶”之中，最大的罪名是谋反，其次便是谋大逆。这种罪名是很难逃脱的，唐太宗时，太子李承乾谋反，太宗想要饶这个儿子一命，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如果谭继洵贸然出手营救谭嗣同，那么极有可能将自己搭进去，甚至将全家老小都搭进去。谭继洵此时内心是十分纠结的，一边是他的亲生儿子，另一边是所有的亲人，孰轻孰重，如何分辨？或许，谭继洵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慈禧不要因此迁怒于他的家人。  然而，即便是谭继洵始终没有为儿子说话，慈禧也没有放过他，将其罢官，削职为民。 当谭嗣同就义之后，谭继洵强忍内心悲痛，为儿子写下了挽联，“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读来可以感受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痛惜之情。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既决心就义，其父谭继洵眼看着儿子落入深渊，却不能救，不敢救，其内心的痛苦更非常人所能体会万一。我们该做的是缅怀那些为中国富强而流血牺牲的人们，奋发图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不是在这里指责谭父为什么见死不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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