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居：安大简《邦风·鄘风·定（丁）之方中》解析 | 中国先秦史

先秦子居 2021-10-08

展开全文

安大简《邦风·鄘风·定（丁）之方中》解析

子居

　　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定之方中》存二章，章七句，缺失一章。章序与《毛诗》不同。”[1]对于此诗，毛传言：“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郑笺：“《春秋》闵公二年冬，'狄人入卫’。卫懿公及狄人战于荧泽而败。宋桓公迎卫之遗民渡河，立戴公以庐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鲁僖公二年，齐桓公城楚丘而封卫，于是文公立而建国焉。”孔疏：“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处，乃于其处而营宫室，为事之次。而经主美宫室得其时制，乃追本将徙观望之事，故与序倒也。国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传》曰：'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诗盖末年始作，或卒后为之。”历来对于此诗，除明代季本《诗说解颐》和丰坊《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外基本没什么异说，季本、丰坊之说无需多辩，安大简值得注意的则在于整理者所说“章序与《毛诗》不同”。按安大简残存情况看，简九十三与简九十四两支简盖各简残缺皆约为19字，且《毛诗》的第三章只能是安大简的第二章，如此则《毛诗》末句“騋牝三千”因此会变成“升彼虚矣，以望楚矣”之前的内容，也就是全诗的顺序会是“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如孔疏所说理解为“'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诗盖末年始作，或卒后为之。”而只能理解为“騋牝三千”是城楚丘之时的情况，《左传·闵公二年》既言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则此“騋牝三千”所指自然不会是卫文公所有，当是指以齐桓公为首的城楚丘的诸侯用以运输物资的车辆所驾之马，因此《定（丁）之方中》全诗当主要是描述城楚丘之时的相宅卜居行为，而此时卫文公尚未迁居楚丘，《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预注：“楚丘，卫邑。不言城卫，卫未迁。”则诗中所说“匪直也人”者也不能是卫文公，清华简《系年》第四章：“戴公卒，齐桓公会诸侯以城楚丘，□公子启方焉，是文公。”与《左传》相合，卫人能楚丘建都主要就是齐桓公出面集结诸侯在楚丘建城的缘故，因此此诗应非“美卫文公也”，而是卫人颂扬齐桓公援卫之诗。

【宽式释文】

丁之方中，作为疋宫。揆□□日，作为疋室。树之秦栗、柯桐杍桼……

……望楚与堂，羕山与京；降观于桑。卜员既吉，𠂂然……

【释文解析】

丁（定）之方（中）〔一〕，（作）【九十二】爲疋（楚）宫〔二〕。

整理者注〔一〕：“丁之方：《毛诗》作「定之方中」。简本「丁」当读为「定」。”[2]《毛诗》的“定”当如安大简读为“丁”，毛传：“定，营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鲁说曰：'营室谓之定。鲰觜之口，营室东壁也。’……《释天》文。郭注：'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中为正。’《诗》《春秋正义》引孙炎同。蔡邕《月令问答》：'《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营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皆鲁说。《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春秋元命包》曰：'营室十星，埏陶精类。始立纪纲，包物为室。’盖齐说。陈乔枞云：'据《开元占经》六十一引郗萌云：「营室二星为西壁，与东壁二星合而为四，其形开方似口，故名娵觜之口。」营室二星，《春秋纬》言「十星」者，中二星为室；绕室三向，两两而居，曰离宫，离宫之下，二星曰东壁。统而言之，皆得谓之营室，故曰十星也。’《史记·律书》云：'营室者，主营胎（徐广曰：「一作含。」），阳气而产之。’蔡邕谓九月、十月之交，营室在西南。《辀人》贾疏云：'十月在南方娵觜’，《毛传》亦云南，视定缘二宿皆值北方水位，故又谓之水，《左·庄二十九年传》'水昏正而栽’是也。《左·襄三十年传》'岁在娵訾之口’，娵一作诹。《礼·月令》注：'日月会于诹訾’，《释文》：'本又作娵。’是娵、诹可通作，惟'訾’借“觜’字也。《分野略例》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于辰，在亥为诹訾。’诹訾，叹息也。十月之时，阴气始盛，阳气伏藏，万物失养育之气，故哀愁而叹悲，嫌于无阳，故曰'诹訾’。诗云'中’者，昏正于午之谓。《礼·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仲冬之月，昏东壁中。’《周语》“日月底于天庙’，韦注：'天庙，营室也。盂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又云：'营室之中，土功其始。’韦注：'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与《月令》合。邵晋涵云：'《月令》孟冬，言昏危中；仲冬，言昏东壁中。不言昏营室中者，营室在危东壁之间。孔颖达谓营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也。’马瑞辰云：'僖二年正月城楚丘，则作室亦正月，周正月为夏正十一月，是作室不在十月小雪之中。《汉书·天文志》，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十月危星昏中，日行一度，营室继危之后，其中在十月望后，至十一月初犹为昏中，故楚宫作于十一月，犹得言定中也。’愚案：《辀人》郑注：'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诗言'方中’，明兼营室、东壁，故室、壁之中可以定中统之，《春秋》书'城楚丘’，或举成事言，而经营宫庙之始，当在十月，不得泥《春秋》以疑《诗》也。又《新唐书·历志》：'《传》曰：「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毕。」十六年，城向。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冬，城向，书时也。」以岁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见。立冬，火见营室中。后七日，水昏正，可以兴板干。故祖冲之以为定之方中，直营室八度。是岁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传》以为得时。杜氏据晋历，小雪后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以为太早。因曰功役之事，皆总指天象，不与言历数同。引《诗》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词，非是。”可见《春秋纬》犹知“营室”本指室、壁二宿。《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传·僖公二年》：“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中国先秦史历表》列鲁僖公二年始于庚午[3]，对应儒略历公元前659年11月30日，此时黄昏在楚丘南望，室、壁二宿会在南方中天，故有“丁之方中”。以郗萌所说“营室二星为西壁，与东壁二星合而为四，其形开方似口，故名娵觜之口。”即可推知，娵觜之口本即指室、壁二宿的合称营室，而“丁”当是“定”的古称，而非如整理者注“简本「丁」当读为「定」”，室壁二宿合为口形，而甲骨文“丁”字正多为“口”形，“丁”为端母耕部，“定”为定母耕部，“营”为余母耕部，明显可以看出从端母到定母再到余母的转变过程。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所出式盘上标营室二十、东壁十五[4]，二者合计三十五度，《开元占经·北方七宿占·营室占》：“石氏曰：营室二星，离宫六星，十六度。（古二十度）”《开元占经·北方七宿占·东壁占》：“石氏曰：“东壁二星，九度。（古十五度）”所记营室、东壁古度合计也是三十五度，可见这曾是相当流行的古度，是营室、东壁的古称“丁”正约当全周天度数的十分之一，此点或与古代曾以十天干划分天区有关，《广韵·青韵》：“丁，当也，亦辰名，《尔雅》云：'太岁在丁曰强圉’。”

　　整理者注〔二〕：“为疋宫：《毛诗》作「作于楚宫」。简本「为」，《毛诗》作「于」，三家《诗》作「为」”[5]实际上敦煌残卷斯789《毛诗定本》、伯2529《毛诗故训传》所录《毛诗》的《定之方中》也是作“作为楚宫”、“作为楚室”的，与此相应，《文选·王逸〈鲁灵光殿赋〉》：“规矩应天，上宪觜陬。”李善注引《毛诗》：“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文选·谢脁〈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裘冕类禋郊，卜揆崇离殿。”李善注引《毛诗》：“揆之以日，作为楚室。”《文选·颜延之〈古离别〉》：“揆日粲书史，相都丽闻见。”李善注引《毛诗》：“揆之以日，作为楚室。”《文选·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飞观神行，虚檐云构。”李善注引《毛诗》：“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揆之以日，作为楚室。”《文选·王巾〈头陁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李善注引《毛诗》：“揆之以日，作为楚室。”《太平御览·居处部·宫》引《毛诗》曰：“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揆之以日，作为楚室。”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毛诗注疏第三》：“'于’作为’，下'作于楚室’同。”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四：“'于’一本作'为’《文选·魏都赋》注、《鲁灵光殿赋》、谢朓《和伏武昌诗》、江淹《拟颜特进诗》、王中《头陀寺碑文》、王融《曲水诗序》注引《毛诗》皆作'作为’，《正义》'作为楚丘之宫’、'作为楚丘之室’，是孔所据亦作'作为’。”而《国语·周语中》：“营室之中，土功其始。”韦昭注：“定，谓之营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诗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也。”《左传·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杜预注：“《诗》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汉代蔡邕《月令答问》：“问者曰：令以中秋筑城郭，于经传为其时非。《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营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传》曰：'水昏正而裁。’水，即营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杀板裁而始筑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于经传也。”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中·释宫第五》：“《诗》云'作于楚宫’，又云'作于楚室’。”《艺文类聚·居处部·宫》引《毛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蔡邕习《鲁诗》，其所说的“问者”所习不详；韦昭注所引有可能为《毛诗》，但并无确证；《太平御览·居处部·宫》的内容主要当即源自《艺文类聚·居处部·宫》却各引《毛诗》用字相异。综合上述内容来看，唐代之前《毛诗》究竟作“于”还是作“为”不易确定，唐、宋时则基本可以肯定存在一者作“于”、一者作“为”的两种《毛诗》版本。现在安大简作“为”，三家《诗》究竟各家作“为”抑或作“于”实不可知，所以整理者注言“三家《诗》作「为」”并无任何确据。

癸（揆）〔之㠯（以）〕日〔三〕，（作）爲（楚）室〔四〕。

整理者注〔三〕：“癸〔之㠯〕日：《毛诗》作「揆之以日」。据《毛诗》补「之㠯」二字。「楚」从「疋」得声，谐声可通。”[6]毛传：“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从古至今说《诗》者基本都是顺着《毛传》此说而以“揆之以日”为“度日出日入”，有的还会结合《考工记》的“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来敷陈古代的建筑测量技术云云，由此即可见经学洗脑加先入为主会导致怎样的错误认知。实际上，诗中上文既已言“丁之方中”，其前提就必然是要先知道什么方向是正南，才能知道室壁是否“方中”，与正南成九十度角的自然就是东、西，《毛传》所谓“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则完全就是与之正相颠倒，因此足见《毛传》作者完全不懂相关知识，后世文人也仅是攀附《毛传》，并未追究事实。笔者认为，“癸之以日”当即是“择日”，其所择之日就是初一的庚午日。西周、春秋金文中，“庚午”是仅次于“丁亥”的高频初吉干支，铭文中习见，此不繁举，《诗经·小雅·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编钟》：“唯王十月，吉日庚午。”也可证春秋时期以“庚午”为吉日。前文解析内容已提到，鲁僖公二年初一即是庚午日，故“癸之以日”即选择庚午吉日为相宅之日。

　　整理者注〔四〕：“为室：《毛诗》作「作于楚室」。「」，亦见于《上博五·三》简二二、《上博八·李》，从「网」，「疋」声，疑即「疏漏」之「疏」的专用字，读为「楚」。”[7]由《诗经·周南·关雎》的“雎”安大简亦书作“疋”来看，此处的“”盖即“罝”字异体，而且《关雎》中的“雎鸠”或也存在读为“楚鸠”的可能，《文选·宋玉〈高唐赋〉》：“王雎鹂黄，正冥楚鸠。”即其辞例，《尔雅·释鸟》：“隹其，鳺鴀。”邢昺《疏》：“舍人曰：'鵻，一名夫不。’李巡曰：'今楚鸠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鸠氏司徒。’祝鸠，即其、夫不，孝，故为司徒也。郭云：'今䳕鸠。’《诗》曰：'翩翩者鵻。’毛传云：'鵻鸠，夫不也。’'一宿之鸟。’郑笺云：'一宿者，一意于所宿之木。’又云：'鸟之谨悫者，人皆爱之。’则此是谨悫孝顺之鸟也。陆机云：’今小鸠也。一名䳕鸠，幽州人或谓之且鷱瞗，梁宋之间谓之隹，杨州人亦然。’”李巡以“鳺鴀”为“楚鸠”盖只因为“夫”、“楚”音近的缘故，恐不可据。

梪（樹）之秦（榛）栗〔五〕，柯（椅）桐杍（梓）桼（漆）〔六〕，爰伐琴瑟。

　　整理者注〔五〕：“梪之秦栗：《毛诗》作「树之榛栗」。「梪」，从「木」「豆」，「豆」亦声。《说文·木部》：「木豆谓之梪。」上古音「梪」属定纽侯部，「树」属禅纽侯部，音近可通。「秦」，读为「榛」。”[8]榛为毛榛，栗即板栗，二者果实皆有尖刺，先秦往往种植道旁用为藩蔽，《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榛。”毛传：“榛，所为藩也。”《诗经·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栗，有践家室。”毛传：“栗，行上栗也。”《左传·襄公九年》：“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杜预注：“行栗，表道树。”对于“树之榛栗”，孔疏云：“既为宫室，乃树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于其宫中，曰此木长大，可伐之以为琴瑟。言公非直营室得其制，又能树木为豫备，故美之。”然而其以“树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是在“既为宫室”后的已实行行为，这一点即使是在《毛诗》中也是解释不通的，《毛诗》第二章才言“卜云其吉，终焉允臧。”可见之前的行为都是在建宫室之前，因此无论是《毛诗》的“树之”还是安大简的“梪之”都并不是说实行种植行为本身，而只是在说预期可以在宫室建成后做的事情，是一种预想的计划。

整理者注〔六〕：“柯桐杍桼：《毛诗》作「椅桐梓漆」。”[9]笔者《安大简〈邦风·秦风·终南〉解析》已提到：“《尔雅·释木》：“椅，梓。”郭璞注：“即楸。”邢昺疏：“别二名也。郭云：'即楸’。《诗·鄘风》云：'椅桐梓漆。’陆机《疏》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梓实桐皮曰椅。则大类同而小别也。’”郝懿行《义疏》：“《说文》：'椅，梓也。’又云：'贾侍中说檹即椅，木可作琴。’是檹、椅同。《诗》：'椅桐梓漆。’传云：'椅，梓属。’似为二物，实则楸也、槚也、椅也、梓也，皆同类而异名。故《诗》正义引舍人曰：'梓，—名椅。’郭云：'即楸’也，陆玑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梓实桐皮曰椅，则大类同而小别也。’《齐民要术》云：'楸、梓二木相类，白色有角者名为梓，似楸有角者名为角楸，或名子楸，黄色无子者为柳楸，世人见其色黄，呼为荆黄楸也。’按：椅木有美文，故庾信赋云：'青牛文梓。’《尸子》云：'荆有长松文椅。’是椅、梓同矣。”可见古人以楸、槚、椅、梓为同一大类中略有差异的植物，《陕西树木志·紫葳科》列有梓树属植物三种及一个变种，分别为：1、高达15米的梓树，眉县和太白县有野生；2、高达22米的灰楸，陕西产凤县辛家海、长安县南五台、眉县太白山、宝鸡县、黄龙县黄龙山、宁陕县、户县等地；3、高达26米的滇楸，陕西产旬阳县甘溪乡、安康县火石岩；4、高达12米的楸树，陕西咸阳县和眉县有野生。［《陕西树木志》第1074~1078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3月。］以高度、稀有度和木纹精美度推论，则“櫾”、“椅”很可能都是指滇楸。”[10]椅、桐、梓皆是古代制琴常用材质，前文已引“贾侍中说檹即椅，木可作琴。”又《淮南子·修务》：“山桐之琴，涧梓之腹，虽鸣廉修营，唐牙莫之鼓也。”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漆则用以髹琴，故下文言“爰伐琴瑟”。

……〔【九十三】〕◎〼（望）疋（楚）與堂〔七〕，羕（景）山與京〔八〕，降觀于喪（桑）〔九〕。

　　整理者注〔七〕：“疋与堂：《毛诗》作「望楚与堂」。「堂」，字形残泐不清。”[11]主流观点已基本皆认为楚丘在滑县东，但《水经注·瓠子河》：“又东右会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东迳沮邱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阳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国时沮、楚同音，以为楚邱，非也。’”曾不认同沮丘即楚丘，现由安大简作“疋”不作“楚”且安大简《关雎》的“雎”亦书为“疋”即可见，“沮丘”、“楚丘”盖只是不同的通假而已，而且《水经注》的“沮邱”有的版本作“鉏邱”，《史记·夏本纪》：“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韦城县东十里。”很明显《括地志》所说“鉏城”也即“鉏邱”，《续汉书·郡国志》：“东郡……濮阳……有鉏城。”亦以“鉏城”在濮阳附近。“濮阳城西南十五里”约在今滑县蔡营附近，“韦城县东十里”则约在滑县三义寨遗址附近。《史记·齐太公世家》：“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於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索隐》：“楚丘在济阴城武县南，即今之卫南县。”《索隐》混两楚丘为一，但仍指出在“今之卫南县”，《通典·州郡十·滑州》：“卫南，卫文公自曹邑迁楚丘，即此城。”《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四·滑州》：“春秋时为卫国，《左传》曰：'狄灭卫，卫立戴公以庐于曹’，今州城东北五里白马故城，即卫之曹邑也。卫文公自曹邑迁於楚丘，今卫南县也。卫成公又迁於帝丘。今濮州濮阳县是也。”《滑县文史资料》记“公元前858年，诸侯霸主齐桓公率诸侯帮助卫文公迁都于楚丘（今滑县八里营乡卫南殿）。”[12]卫南殿又名卫王殿，在三义寨遗址北仅约八公里。《水经注》所引京相璠说、《括地志》说、《史记索隐》说三者各不相同，但蔡营、卫王殿、三义寨遗址三地相近，卫文公所迁的楚丘确实很可能即在三义寨、卫南殿、蔡营这一区域。“堂”地疑即在滑县老爷庙乡大大章村、西大章村、东大章村一带，此三村皆名“章”，而且正在卫王殿与三义寨遗址中间地带，距两地皆为约5公里左右，因此无论楚丘在卫王殿还是在三义寨，皆可言“望楚与堂”。

　　整理者注〔八〕：“羕山与京：《毛诗》作「景山与京」。「羕山」，读为「景山」。上古音「羕」属喻纽阳部，与见纽阳部的「景」字音近可通。毛传：「景山，大山。京，高丘也。」”[13]滑县地区地形以平原为主，并无大山，而且安大简是作“羕”而非“景”，故《毛传》所训“景山，大山”恐不确。对比上句的“望楚与堂”当可推知“羕”很可能是与“望”字义近的动词，或当读为“详”，《墨子·公孟》：“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说文·言部》：“详，审议也。”《后汉书·刘恺传》：“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李贤注：“《尚书》：'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尔详刑。’郑注云：'详，审察之也。’”

　　整理者注〔九〕：“降观于丧：《毛诗》作「降观于桑」。「降」，简文字迹残泐不全，大体可确定是「降」字。”[14]整理者隶定为“丧”的字实即“桑”字，《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桑间，在濮阳南。”《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濮阳地名漫谈》：“桑间濮上，顾名思义，就是桑林之间，濮水之上……至今这一带还不仅还保留不少如桑村、大桑树等以桑命名的地名，而且还有种植桑树的习惯。桑间濮上是指今滑县东部和濮阳县南部。春秋时期，这里长期是卫国的政治、经济中心。”[15]桑村在滑县东南、濮水北岸，大桑树村在濮阳县子岸镇西南、庆祖镇西北，皆属郑玄注所说“桑间，在濮阳南”，因此诗中所说“桑田”或即在大桑树村至桑村这个范围。

卜員（云）既吉〔一〇〕，𠂂（終）然【九十四】〔允臧〕。

整理者注〔一〇〕：“卜员既吉：《毛诗》作「卜云其吉」。简本作「既」，优于《毛诗》。”[16]“卜云其吉”实际上与“卜员既吉”的差别并没有大到可以判定孰优孰劣的程度，整理者言“优于《毛诗》”依据不足。安大简优于《毛诗》之处实际上是在于安大简“终然……”为《定之方中》诗末章末句，较《毛诗》“终然允臧”在第二章末句要更合理。并且，如果安大简此句与《毛诗》基本相同的话，则说明《定之方中》一诗的作者很可能并不知卫国都城又迁往帝丘事，《春秋·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同样是“卜”，《定之方中》迁楚丘言“卜云其吉，终焉允臧”，《左传》迁帝丘言“卜曰三百年”，可见《定之方中》作者很可能就是作此诗于卫迁楚丘之年，并不知道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因此才会说“终焉允臧”。